党史故事

　 关于党群关系有哪些比喻

　来源：北京日报?发布时间：2014-07-07 10:15

　?　先生与学生的关系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是该校校友毛泽东亲自审定并题写的。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加以重申：“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对于我党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无数事实证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

　　土地与种子的关系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将延安大量党员干部调往前方，以备战争所需。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一方面说明，党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要使人民了解自己，将自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立场在革命实践中体现出来，使每名党的干部成为党领导的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也说明，共产党人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置身于人民中间，才能使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胜利。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1946年秋冬之交，朱德在感谢各界代表庆祝其六十大寿的答词中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则直抒胸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朱老总和邓小平以其切身经历诠释了党群关系。承续这一血脉关系，才使我们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才能真正唤起党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

　　孺子与牛的关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出自我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自嘲》。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正式将孺子和牛的关系比照为党群关系。

　　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1944年底，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195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召开的由各条战线劳动模范参加的“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与清洁工人的共同定位，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自此，我党开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党群之间的这一关系。

　　血与肉的关系

　　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最早将党群关系比作血肉关系，指出：“我们的党在下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可如同林彪、“四人帮”一样，“踢开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这是改革开放后党群血肉联系的提法重新走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后逐渐成为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中关于党群关系使用频率最高的规范表述。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更是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

　　工具与使用者的关系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是群众的工具，而群众则是这一工具的使用者。无论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我们党作为人民的工具这一根本性质始终没有发生改变。为什么把我们党确认为群众的工具？邓小平后来指出：“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可见，我们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性，在于它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价值体现。

　　鱼和水的关系

　　唐朝初年，魏征在上唐太宗疏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一个炸雷将延川县代县长劈死。噩耗传开，一个农民逢人就大发牢骚与诅咒。面对这样的咒骂，毛泽东后来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鉴于此，后来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永远也离不开水！”1957年7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里，毛泽东把党群关系上升到了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范登生 田侠）

　周恩来为醉酒违纪作检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时间：2014-05-06 08:00

　　周恩来善饮是党内知名的，但他自律甚严，饮酒很有节制，喝醉酒的时候很少。然而邓颖超回忆周恩来在重庆醉酒晚归的事，说来却饶有趣味。

　　有一次，周恩来去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过了晚上12点还没有回曾家岩50号周公馆。当时规定，凡出门的人，晚上12点前必须回来，没有回来就可能出事。大家非常担心，派人在门口等了又等。后来车回来了。警卫人员说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原来他喝醉了。

　　那天晚上，对周恩来一贯体贴照顾的邓颖超发了脾气：“他喝多了，醉了，就让他在车上睡着吧！”同志们说这怎么行，大家还是扶着他进来了。

　　第二天，邓颖超又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周恩来向她检讨说，当时听到苏军在对德作战中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的好消息，苏联同志不断和他干杯，他也高兴，就喝多了，保证以后决不再犯。随后，他又在党的生活会上态度诚恳地专门作了检讨。

　　一般人可能会说，不就是醉酒晚归，至于这样吗？是的，醉酒晚归对普通人而言，当然是生活小事，而对重庆时期的共产党人，确属危险之举。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防范极严，中共驻重庆的公开机关和工作人员都是其秘密监视、侦查以至抓捕的对象。军统、中统、军委会、重庆市警察局和宪兵司令部等大批军警宪特机关、数百名特务日夜不息地进行着公开、秘密的破坏活动。

　　周公馆、红岩村就是特务机关监控的核心地点。周公馆租用了曾家岩50号第1、第3层，国民党官员就居住在第2层；在周公馆巷子口，特务冒充小商小贩和茶客酒客定点监视，跟踪盯梢；进出周公馆的信件每件必查，特务常常扣押信件、甚至抓捕向周公馆写信的人；周恩来牌号1247的39型雪佛兰汽车一开出来，特务就用人海战术，守在各个路口监视动向，只要车一停，就能看到特务在附近伸手看表记时间，抬头望门牌；电话通讯由军统局专门单位监控，记录录音（《红岩屹立浓雾中——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监控活动》，《红岩春秋》2004年第1期）；特务还运用偷拍、窃取及利用登记身份证的照片复印等方法，弄到中共公开工作人员整套的照片，以便特务辨识及用密语书写“监视情报”。皖南事变后，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特务甚至一度准备如果国共关系破裂，马上就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并拟好一个名单，放在毛人凤的桌子上，第一页上就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名字；特务甚至采取“短促突击”，秘密抓捕中共党员，企图短时间内以严刑拷打迫使被捕者叛变后再行派入原处潜伏……

　　因此，抗战期间，中共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受到军统特务沈醉的赤裸裸胁迫；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郑代巩受骗外出就餐后，被突然抓捕，严刑拷打；特务们还几次设计，企图秘密逮捕南方局工作人员祝华，迫其成为“特情”；中统特务甚至连八路军办事处车库旁摆小食摊的向世荣母子也不放过，秘捕之后，要求他们成为“特情”……如此“团结抗战”的氛围下，中共南方局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每一位同志都可能面临着生死考验。

　　为了应对这种险恶的斗争，南方局制定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和严格的纪律。如没有必要不外出，有事外出必须请假，必须两人或者三人同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若到时不能返回，就要打电话报告，等等。周恩来同志关心每一位同志的安全，经常询问同志们有没有返回，发现有人未返回，就安排汽车、人员去查找、接送。

　　因此，此次周恩来晚归，触动了曾家岩同志们敏感的神经，更让邓颖超高度担心和紧张。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向律人严，律己更严。这对革命夫妻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周恩来这次看似极小的违纪行为，却受到邓颖超的严肃批评，他自己也主动反思，进行了严格的检讨。周恩来为醉酒晚归公开作检讨，这件事在曾家岩、红岩的年轻人中影响很大，大家都深受触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简奕）

　共产党是如何打动陈嘉庚的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时间：2014-10-10 15:21

　　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一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这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二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张楚琨后来分析：“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真心诚意地宣传“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他是中国的未来。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岂止是蒋介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艰苦奋斗的本质和价值，连我们自己也会模糊不清。

　三

　　第一，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还是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

　　不止陈嘉庚，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何止千万。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还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像陈嘉庚一样，许多人也是从国民党腐朽不堪的做派中，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甚至包括一些“坏人”。

　　解放前夕，蒋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携全家取道香港，打算去法国定居。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家人建议就近去台湾，杜月笙不吭声，让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小箱子，里面满满都是借条。在这些借条中，最少的一笔是5000美元，最多的是500根金条，债务人统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个个有头有脸！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本质决定作风，作风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却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奋，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畏艰难、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说民族复兴。《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这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神脉动。所以，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人民拥护共产党，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火车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前进的动力，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费。言下之意，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物质丰富之后，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认识不清，行动就会有偏差。

　　陈嘉庚赠送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本来准备用作毛泽东的专车，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四风”呢？

　　第三，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了党的现代性、先进性。

　　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但都推崇勤俭节制。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现代社会，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消耗的都是民众血汗，民众不可能拥护。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对反腐倡廉这个“政治正确”都不敢造次，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不然就不会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起来，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习骅）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