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作品的消极快感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心理裂变:消极的图片但是现实

　　摘 要:在弥漫着商业的文化语境中,电视剧《蜗居》解构了按照传统方式追求个人梦想的成功逻辑,郭海藻在放弃小贝的同时,也放弃了为幸福而奋斗的自立人生。她不需要任何奋斗就轻取高档住房的钥匙,并且依赖这种方式得到的物质上的充分满足,就像吸毒式的快感麻痹了人的进取精神,郭海藻的行为不仅动摇了公民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想信念,而且也摧毁了人们奋斗进取的精神支柱,这种消极的观赏快感是电视剧误导观众的致命毒药。在关于《蜗居》的网络调查中有14.15%的参与者支持郭海藻的人生选择,说明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体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出现了严重的裂变。
　　关键词:影视艺术;电视剧;问题作品;艺术批评;价值导向;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电视剧《蜗居》与电影《色戒》一样属于“问题作品”。①所谓“问题作品”并不仅是指作品表现的题材具有颠覆性,而是指作品播出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的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历史进程。为此,这种作品可以当成一种社会历史文本来读解,有时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政治事件来看待。由于《蜗居》的前史是作家六六的同名小说,而六六的小说又涉及震惊中外的贪污腐败案件,所以该剧的播出必然引发对于相关事件的再度关注,其中无疑也包括大众对于高官腐败内幕的揣度与猎奇。另外,《蜗居》涉及的房地产业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同时它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的生存境遇,有些工薪阶层一生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最终最理想的也许就是仅仅能买得起一套自己的房子(很多人根本买不起),如果这套房子出了问题,他们一生的血汗将有可能付诸东流。所以,《蜗居》的热映并不在于它的故事讲得如何巧妙,而在于它触动了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地带,这个地带维系着普通老百姓的核心利益――住房。
　　
　　一、《蜗居》所涉及的权钱交易黑幕在房地产业不能够说没有;《蜗居》所表现的飙升的房价,在中国也不能够说不现实,然而,《蜗居》的影响难道仅仅内在于它揭示的房地产业的黑色交易、以及房价的飙升给普通打工族造成的生存压力吗?显然不是。在商业化的中国电视市场中,《蜗居》真正诱导观众的动力来自它对社会政治事件的隐喻性表述和男女情感关系的真实刻画,遗憾的是它的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
　　
　　《蜗居》里的江州市,是一个被虚构的中国城市,然而,在这个虚构的城市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锦江出租汽车公司的标志,是拥挤的石库门房子,是主人公提及的“复旦大学”,是说着上海话的商店导购员……观众完全能够从电视剧里看到诸多上海的标志性符号,也完全可以识别出江州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别名。可是,这样一个明显就是上海的城市在电视剧中却偏偏叫江州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现行的电视体制下,为了防止有人把电视剧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对号入座”,把电视中的地域与现实中的地方等同起来,电视制片方通常会采取一种规避策略,以此来强化电视剧的所谓假定性,使观众确信这是一个发生在想象空间的虚构的故事,避免相关的机构和个人出来指责电视剧损害了他们的名誉。
　　可是,与其他电视剧有所不同的是,《蜗居》的作者显然并不是要把上海的形象从电视剧中完全抹去。《蜗居》影射到一个真实的有关社保基金犯罪案件,这个案件的核心人物就是原上海的一批高官。作为一部取材于这个案件的电视剧《蜗居》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彻底排除了剧情与案件的瓜葛,可能会使其收视率大打折扣;可是如果要是完全把这部电视剧变成一部以社保基金案为核心内容的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不仅在审查方面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对于一个已经被公开曝光的腐败案件,观众对其结局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这样它的商业回报也不能保证。所以,《蜗居》采取的是一种明暗交织,真假交错的叙事策略,作者除了不在电视剧中使用真实人物、真实地名之外,在叙事文本中尽量还原了上海的真实面貌,包括主人公的社会职务、汽车的牌号,熟悉案情的观众一看就知道,宋思明的原型是某个真实人物的化身;这样在观众的心里《蜗居》就不是一部像《七十二家房客》、《编辑部的故事》那样纯粹虚构的电视剧,而成为一部与中国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相互接壤的叙事文本,一个反映中国腐败官员私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如果我们把这类作品也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电视剧,那么只能说它是一部黑色的现实主义作品。
　　电视与电影一样,都是文化产业的一种,它的社会定位决定了它必然是经济供需关系链上的产物,再好的电视剧也被认为是在出售一项服务,确切地说是在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大多数人经常是为了作品所提供的感情内容去看电影或是看电视。②。作为一部以商业诉求为主旨的电视连续剧,如前所述,《蜗居》这次吸引观众的最大“卖点”其实就是其中所讲述的涉及高层腐败的真实故事以及嫁接在这个核心故事上的“房奴的故事”和“小三”故事。为什么说在整部电视剧中篇幅并不大的腐败案件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故事呢?因为腐败案件是支撑这部电视剧人物关系的中心事件,它实际上是《蜗居》故事的母体,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小三”的故事则无从建立,房奴的故事尽管还可以继续,但其现实的力度也会黯然失色。其实,自电视剧《新星》(1986)播出以后,就证明了中国的电视观众对于社会政治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收视热情。这种热情在对《苍天在上》(1995)、《抉择》(1998)、《绝对权力》(2002)的观看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直到《蜗居》依然还在延续。其实西方的观众同样对社会政治题材的作品有很多的观看兴趣,包括对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视、电影都会受到特别的青睐。所以,一部在商业主义语境中出现的娱乐性电视剧,其实锁定商业卖点却是现实的政治事件,它的风险底线是我们的电视生产体制和电视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的接受程度。
　　
　　二、《蜗居》玩的并不是叙事游戏,而是一种嫁接在故事情节之上的价值游戏,故事中的人物在不同的价值取向间来回摇摆,如果一部有强盗的作品引导观众向强盗认同,一部有窃贼的作品引导观众向窃贼认同,所有罪犯的作品都让观众向罪犯认同,那我们头顶上价值的天空将是一片黑暗!
　　
　　即便观众对于涉及社会政治事件的电视剧情有独钟,任何腐败案件提供的真实事件,都不会符合一部电视剧的商业诉求。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涉黑的官员与一名女子的情感关系如何确认,他们是一对一见钟情的恋人,还是一对逢场作戏的“戏子”,他们是两个权钱交换的生意人,还是两个纵情声色的性伙伴,都无法判断。即便就是能够判断两人的真实感情状态,也未必能够适应电视剧的商业化叙事逻辑。所以,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某人人物的亲身经历来描述,作为一对电视剧中的人物,他们必须服从电视剧的商业化写作规范,不幸的是这种商业化的写作却在这次操作中葬送了整个电视剧的商业前景。不仅因为这部电视剧与现实的腐败案件存在着无法了断的联系,而且就一部主流电视剧而言,《蜗居》也存在着诸多在价值导向上的偏差。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许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贪官宋思明以及对依附在其权力与金钱上的郭海藻产生价值上的认同,使他们对人物的判断陷入到一种负面的价值取向中。
　　造成这种接受态势的原因是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在多个向度上被作者合理化了。首先,郭海藻在外貌上并不是绝色美人,她即不漂亮也不能干,属于平平常常的女孩。导演选择扮演海藻的演员李念也不是中国影视界的一线明星,在《蜗居》之前她几乎默默无闻,只是出演过两部电影,几部电视剧。她本人的外形更符合“邻家女孩”的气质。她在剧中的造型甚至有点像宋思明的老婆所说的那样并不符合情人的标准。这貌似是对郭海藻的贬低之词,实际上是提升了两人的情感境界,因为它否定了从表面的维度上认同郭海藻与宋思明两性关系的可能性,进而阻断了宋思明单凭外表来追求郭海藻的路径。“从见到海藻的第一天起,他的眼前总是那个普通的小姑娘,她是那么地普通,谈不上姿色,清汤挂面的头发不施粉黛,可不知道为什么,是哪一种神态,竟如此打动宋思明的心。也许就是那种无时无刻都可以钻进自己的童话世界梦游的神情,还有那简单得像句号一样的眼睛,宋思明可以看见那双善睐的明眸后有一天会有晶莹剔透、温润湿热的泪水流出,只为他流”。③这就是说,宋思明并不是因为海藻的外表而喜欢她,宋思明甚至从头到尾到没有说过一句夸耀海藻美丽的话。按照这种逻辑,宋思明对郭海藻的情感必定另有原因,可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中,最容易引起人们普遍反感的是物质利益对男女关系的操控。在第二集中作者就把郭海藻与物质化的当代女郎区分开来,她除了对冰激凌巧克力情有独钟外,对所有的高消费都有免疫力。后来郭海藻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被迫与公司的客户喝酒吃饭,在席间说一些自己都觉得很肉麻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要媚笑、讨好,在别人都酒足饭饱后她却腹中空空了无滋味地回家了。这些情节显然是要把郭海藻从拜金主义陷阱中拉出来。宋思明在金钱方面显然占据绝对的优势,他身居江州市政府秘书的要职,在当地不说呼风唤雨也可以说是左右逢源的人物。他的权力使他能够轻松地坐收别人几乎要辛苦一辈子才能够积攒的钱财。可是郭海藻并不是一开始就冲着宋思明的权力和金钱去的,她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无意向宋思明透露了姐姐的难处,在得到宋思明慷慨援助之后还是把钱还了回去,尽管后来郭海藻对宋思明直言自己已经成了被宋思明包养的“职业二奶”,可是在一开始郭海藻并不是因为金钱才委身于宋思明,这样就把俩人的不合理关系合理化了。同时《蜗居》也没有把他们的关系引向性爱领域,客观地讲,如果没有性的因素,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升级到的如此翻天覆地的程度。宋思明最初与郭海藻单独出行,并没有涉及性的话题。宋思明完全是个谦谦君子。宋思明第一次与郭海藻的性接触是在宋喝醉酒之后,酒精掩盖了色欲的本性,使宋的行为有失控、迷醉之虞。可见,编导并没有把“鱼水之欢”置于两人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显然是为了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合理,进而规避来自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责难。
　　在否定了外貌与性的主导因素之后,宋思明为什么会喜欢海藻成为《蜗居》叙事的核心命题。如果这个命题不能完美解决,那么整个作品的意义将纷然解体。也恰恰是在这个核心命题上,创作者让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脱离了一般两性关系最容易落入的窠臼,而向着一个更为幽深的心理层面延伸,在这个向度上作者设计了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就是宋思明大学时代的一个暗恋者,而郭海藻的形象与气质与她极其相像。虽然宋思明没有承认这层关系,可是,我们并不能排除旧情难忘使郭海藻成了这位缺席者的替身,至少这种情人互替关系的建立显然比那些建立在外貌、金钱、权力、乃至性方面的关系都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这种两性关系的建构固然非同一般,但由于其思想的根基偏离了正确的轨迹,而使作品的价值导向不可避免地出现倾斜,对宋思明来说这是对他越轨行为一种合情合理的处理,最终把宋思明这样一个贪官形象美化了。另外,宋思明与郭海藻不是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关系,宋思明真正对郭海藻有了所谓的责任感是在他在车座上发现郭海藻的血迹开始的,他误以为自己是郭海藻的第一个男人,郭海藻是他的女人。这种“初夜权”的拥有使宋思明在潜意识里对郭海藻有了一个男人的责任,进而使他的行为显得更加合理,并且使宋思明变成了一个容易被人认同的角色。宋思明甚至“在心中呐喊,我要让海藻能够呼风唤雨,我可以,因为她是第一个属于我的女人”。由于观众的全知视点,他们知道郭海藻的血迹并不代表宋思明对郭海藻的“初夜权”,这样是宋思明的所有的情感表述都有一种被假相欺骗的感觉,这就加强了观众对宋思明行为的同情。特别是在该剧的结尾,宋思明在得知了郭海藻孩子流产,子宫被切除的消息后,驾驶着高速行驶的轿车向着横越马路的载重汽车撞去,当时现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万念俱灰的痴情男子最后的殉情之举。对于一个以腐败事件为原型的电视剧,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贪官的情感认同更消极的效果呢?
　　
　　三、宋思明的所作所为使那些在事业上向往发展进取,在生活上希望美满富足,在情感上渴望关爱的女孩,在想象中得到了一种虚幻的满足。这说明宋思明的形象设计本身具有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蜗居》弥漫着商业元素的电视语境中,宋思明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贪官,他实际上是一部在世俗神话的电视剧中再度被神话了的人物。宋思明甚至知道,“一个人的伟大,并不是说你为社会作出了多少贡献,你多有成就,而在你面对诱惑的时候,懂得放弃”。在郭海藻眼里,宋思明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心应手地去解决的男人。在郭海藻一家人为两万钱的购房款而万般无奈的时候,他在汽车里随手拿出一个信封给了郭海藻;在郭海萍经济困窘的时候,是他给郭海萍找到一个为老外当家教的第二职业,并且为她的未来生活奠定了基础;在郭海藻所在的公司因房地产纠纷而面临对簿公堂的窘境时,他一个电话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让两个冤家坐在一起吃饭;包括郭海藻不会做饭,他也会讲一个伽罗瓦决斗的故事告诉她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一个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无所不能的能力,事实上满足了许多女性对男人的幻想。包括宋思明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让他的老婆照顾他和郭海藻的孩子,她老婆不答应,结果又找自己在国外的朋友帮安排郭海藻在国外后半生的生活。我们并不是要根本否定对一个贪官的人性刻画,我们强调的只是像宋思明这类社会的蛀虫之所以犯罪,必定有其人性的缺陷,可是像宋思明这样一个在人格上如此完美的人竟然也贪赃枉法,就其性格裂变显得的令人匪夷所思。尽管在艺术作品中对人物的道德评价与社会评价不可能完全一致,可是也不应该像宋思明这样截然对立。
　　与对宋思明的形象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宋思明在《蜗居》中的存在方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宋思明给了郭海藻一个布娃娃,它后来多次出现在郭海藻和小贝的生活中,它成为站在两人之间的一个角色,始终注释着郭海藻和小贝的生活。郭海藻和小贝谈话的时候它在场,吵架的的时候它也在场,流泪哭泣的时候它还在场。自从宋思明进入郭海藻和小贝的生活之后,它就像宋思明的一个“替身”,无时无刻不在郭海藻的生活中。它虽然双眼紧闭,面无表情,可是却在时刻洞悉郭海藻的内心世界,并且看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裂变的深渊。与这个布娃娃同样具有隐喻意味的是郭海藻家里的镜子,在镜子里面,是一个被感情的潮水左右而不能离海藻而去的小贝;在镜子的外边是一个在理性的驱使下要离开海藻的小贝,双重的人物影像映现出的是人物不同的内心状态。包括最后宋思明离开郭海藻的诀别仪式,并不是在一个客观现实的环境里进行的,我们看到的是宋思明的影像在镜子里面悄然退出了郭海藻的生活空间,这是否隐喻着宋思明带给郭海藻的全部理想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呢?
　　如果住房是一代人毕生为之奋斗的物质目标,那么,对这个目标的达成,应当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可《蜗居》并没有提供这种动力的来源。郭海藻度过的是一种吸毒式的生活,她几乎不需要通过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这种快感的产生会麻痹人的奋斗神经。就像宋思明对郭海藻说的那样“你知道为什么毒品会给人带来快乐吗?因为吸食毒品会直接刺激一些中枢神经。你这边一吸呢,大脑那边愉悦神经的图表上就会闪现火花。当然了,其他事情也会产生这种火花,但不如毒品来得直接。所以我们要拒绝毒品,因为一旦这种终极快乐能够这么简单就获得的话,你就不会再对其他各种通过努力获得的快感而产生兴趣。”这种快感郭海藻得到了,可是她顷刻间又失去了――这个过程也许真像一个瘾君子飘然若仙又骤然坠地的感觉。有评论说《蜗居》摧毁了一代人的情感价值系统,其实真正摧毁人的价值系统的并不是来自于房子,而是来自于权力――来自于一种能够不需要任何奋斗就可以轻取高档住房钥匙的权力。这种腐败的权力对于一代人精神支柱的摧毁才是致命的。郭海藻在放弃小贝的同时,也放弃了为住房而奋斗的人生。她拒绝像姐姐那样为了房子变成一个拼死拼活的奴隶,她要做的是轻轻松松地变成一个房子的主人,这种欲望的达成是电视剧误导观众的致命毒药。因为它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公共行为的情况下,郭海藻通过私人路径建构的成功逻辑。在《蜗居》的网络调查中14.15%的参与者支持海藻的选择,一个如此错误的选择竟然还获得了如此高的支持率,说明我们社会的集体共识已经出现严重缺口,思想之水在荒野上无所皈依,肆意流淌……
　　在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郭海藻的姐姐郭海萍;一个是郭海藻的上司陈福寺。在全剧的前半部分,郭海萍实际上是叙事的推进者,确切地说,如果郭海萍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她就是郭海藻为了生活的一面镜子。为了攒钱买房子她和丈夫连续五天吃面条,是个不折不扣的“房奴”。郭海萍遇到的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房子的背后是她不能够与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对于一个年轻母亲来讲这种境遇未免有些残酷,这几乎使一个女人的尊严受到揶揄。冷酷的现实使她对人的情感产生了怀疑,在她眼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她告诫郭海藻“爱情就是男人骗女人的鬼把戏,什么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你就永远拥有我。他那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净说些甜言蜜语,有什么用呢?说这些有什么用?你要真有本事,一个男的爱一个女的,什么都先别说,先送上一沓钞票,让这女的有安全感,然后送上一套房子,至少在你上了这个女的以后,虽然她的心失落了,可是身体有着落。这才叫男人,这才是男人办的事。要不然跟你结婚干嘛?还吃不饱,那娶媳妇干吗呀?那媳妇跟你一块儿受累?受苦受累就叫爱情了?那这种爱情我宁愿不要。”郭海萍这份现实得几乎冷酷的爱情宣言,把郭海藻的理想爱情撕得粉碎,她本来和小贝的感情之路就举步维艰,加上郭海萍的这番反面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在物质贫困的基础上追求未来生活的信念,随着这种人生信念的丧失,建立在这种信念基础上的爱情关系必然会摇摇欲坠。郭海藻从郭海萍那里听到的婚姻又是什么呢?“婚姻就是元角分。婚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婚姻就是将美丽的爱情扒开,秀秀里面的疤痕和妊娠纹”。郭海萍自己的现实处境几乎把郭海藻的美好理想全部阻塞了。
　　如果说郭海藻步入的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么她所在的公司的老板陈福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开始就利用郭海藻的姿色接近宋思明,后来故意用“美人计”满足宋思明的欲望,他给郭海藻长工资,陈福寺非但没有开除海藻还给她升了职,换到楼下的办公室,海藻得到的是一个闲职,每天同事招呼着各奔业务,唯独她早早地就下班了。陈福寺自认为的眼前的重要的事儿就是替宋思明“养着二奶”。他让郭海藻把贿赂宋思明的住宅钥匙送给他,助长了郭海藻不劳而获的蛀虫心理,特别重要的是陈寺福与宋思明沆瀣一气侵吞国家资财,成为腐蚀我们这个国家经济根基的蛀虫,损害我们这个国家形象的社会败类。
　　
　　四、问题作品的主要表征并不是故事情节的复杂性,而是隐含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不同价值观念的交错表述。电影《色戒》、电视剧《蜗居》,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带着观众在一种价值的灰色地带跳舞,而且时而会跨越边界把观众带到黑色的地域。
　　
　　我们通常爱把《蜗居》这样触及现实生活阴暗面的作品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好像对尖锐现实矛盾的揭示才是这类作品的主旨,无形之中把这类作品与那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相提并论。其实,《蜗居》究竟是一部让人们正视现实的作品,还是让人们迷失于现实的作品呢?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现实,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无法整合所有人对现实的感受,电视剧对于现实的“话语权”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把现实“故事化”的艺术,作者能够把现实按照一种自己理解的逻辑讲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讲,《蜗居》并没有悖逆电视剧的任何叙事规则,作者对于电视语言逻辑的把握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只有雅俗高低之别。真正需要我们辨析的是在这个叙事逻辑体系内隐含的价值体系具有导向的偏差。
　　我们并不是说要在艺术作品中把所有的贪官妖魔化,让他们变成茹毛饮血的魔鬼,可是,我们也不能让他们仅有一个自我毁灭的结局就了事。如前所述,宋思明的所作所为已经在作品的叙事过程中被充分地合理化了。有人把《蜗居》与《奋斗》进行比较,认为“《奋斗》还给打工族提供了一丝信念与动力,而《蜗居》则像一根针,将生活的无奈与残酷直呈眼前,深深刺痛人们心里最敏感的神经。它会使奋斗成功的希望日渐渺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④显然,《蜗居》不会给观众提供任何进取、奋斗的动力。宋思明这个人物的负面影响并不只是在他个人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而在于他把这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在现实的层面上合理化、普遍化了。他故意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把郭海藻介绍给大家――包括对他妻子的同学也并不忌讳,实际上是有意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自己的妻子。妻子得知他与郭海藻的关系后,宋思明不仅没有愧疚和忏悔之意,而且还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如今官场的一种潜规则。如果你没有情人,如果你不收钱,那么你就会被边缘化,就会被排挤出局。我们究竟是把宋思明的这番话看作是对其行为的一种辩解,还是把它看作是对与现实社会的一种判断呢?如果我们把《蜗居》这样的作品视为一部现实主义的电视剧,那么,我们就必然得接受这后一种结论,无论如何,他的这种判断都会对观众造成一种暗示,这就是宋思明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如今中国官场上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意义上看,《蜗居》即将成为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官场“厚黑学”,它的视线不是指向江州,也不是指向上海,而是直接指向了现实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易言之,被创作者曲解的中国现实政治已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所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它与那些在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统摄下的作品不能相提并论。
　　《蜗居》解构了一个按照传统方式追求个人梦想的成功逻辑,这比它对一个贪官人性的美化更为消极。即便就是没有完全解构奋斗成功的人生路径,由于它把郭海萍与苏淳为住房而奋斗的过程表现得过于凄苦,以至于观众根本无法从他们的奋斗经历中得到激励。苏淳与郭海萍为了攒够买房的银子,他们生活的理想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他们改善生活的理想只是把吃面条换成了吃方便面!房奴的生活已经拮据到如此的程度是否夸张了现实的困境姑且不谈,剧中“蜗居式的生存方式”无疑是对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比喻,它并不只是说那些为了住房而劳作一生的人,是何等的艰辛,而是指向了目前中国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用宋思明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像这蜗牛一样,背着重重的壳,慢慢地爬行”。这样,它就阻断了观众对未来梦想的追求,无形中加剧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原有的生存焦虑。这难道就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主流电视剧所要达到的心理效果吗?
　　住房问题,是中国经济最为敏感的焦点问题,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为焦虑的现实问题。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业绑架了,也有人说,中国人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一套房子。一部以“房奴”为主人公的电视剧《蜗居》不仅没有为普通观众解决住房提供一个奋斗的成功路径――哪怕是通过炒股、博彩的方式来摆脱“房奴”的窘迫地位,一概没有。作者提供的是一条郭海藻式的道路,好像这是解决生存焦虑的唯一路径,可是她的结局又是如此地凄惨而绝望。《蜗居》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写字楼里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⑤遗憾的只是这种影子并没有得到正向的映现。《蜗居》给人们的印象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掌握自己的人生,可是人生却在当下社会中自己的脚下渐渐地流失,塌陷,直至毁灭。不论是身居高位的宋思明,还是平民百姓郭海藻,包括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郭海萍,他们的命运如此变幻无常,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我们并不想让所有的电视剧作品都变成麻醉人们的吗啡,同样我们也不希望现实的电视作品变成人们吃了就恍惚沉迷的毒药。
　　我们现在应当正视的问题是,问题作品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倒向一个黑暗、邪恶的地带,进而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分庭抗礼,包括在影像语言上,《蜗居》把一个核心情节与两个相关情节同时展现在一个镜头里:主镜头是宋思明与郭海藻在寻欢作乐,两个辅助镜头分别是正在做饭的小贝和正在打扫卫生的宋思明的妻子……三个空间里的人物虽然互不相知,观众却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接受者。在这种语境中,作者对于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的道德判断已经非常明显,没有人会认同他们此时的所作所为,不管原来他们对郭海藻寄予什么样的同情,此时此刻他们都会站在小贝和妻子一边。此刻影像语言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完全地向宋思明与郭海藻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在观众中分化出观点不同的接受群体,如果通过非艺术的手段对其传播进行限制甚至禁映,必然会伤及其中的一部分观众,造成媒体与受众的对立。
　　所以,如何消解问题作品的负面意义,其实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传播学领域的重要课题。理查德•卡尼在他的著作《故事离真实有多远》中说,叙事的模仿角色从来没有在历史讲述中完全缺场,甚至像在小说讲述中完全在场一样。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会到达故事终点,像所有故事一样,一部作品可以言之凿凿地宣称故事讲述的活动中止了,叙事之蛇可能吞掉自己的尾巴,但故事永远不会完全消失。⑥我想,按照他的意思我们对《蜗居》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实生活中宋思明与郭海藻的模仿者并没有完全退场,甚至现实中的宋思明并没有死亡,他的符号意义依然存在,现实的故事都会对影像中的故事进行“续写”。
　　《蜗居》的热播及其禁播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在电影、电视艺术生产产业化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面对那些在思想导向和文化精神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作品?在新媒体时代,对于一部作品的封杀可能会免去主管机构的行政责任,可是,这样真能够阻止这类作品的传播吗?如果不能,那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遏制它的传播呢?
　　对于“问题作品”,不管它是在电视的开路频道,有线频道,还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都有必要采用相应的手段对其传播的不良效应进行意义的解构,如对其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也不排除采用禁播的方式阻断它的公共传播路径,包括有时对其进行“静默式”处理,以防止引起大众的逆反心理对其进行“抢购”。
　　所有这些事后的措施尽管都能够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可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在事前对于这类作品进行必要的审查,避免成片进入文化流通市场,从源流上阻断问题作品的不良社会影响。(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在世界电影史上,有一种电影被称之为“事件电影”(event movie)。所谓“事件电影”并不是就影片的表现题材而言,而是指影片上映后所引起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有的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② [美]詹姆斯•莫纳科著,刘安义、陶古斯、李棣兰译《怎样看电影》,上海文艺出版,1990年版,第13页。
　　③ 电视连续剧《蜗居》第六集画外音。
　　④ 张宗伟《语境与文本:2009年国产电视剧热点述评》,《艺术评论》,2010年第2期,第55页。
　　⑤ 王磊《蜗居:拌和着诸多敏感的现实元素》,《文汇报》,2009年12月7日。
　　⑥ [爱尔兰]理查德•卡尼著,王广州译《故事离真实有多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Negative Pleasure of Problematic Works and Psychological
　　Disintegration of Real Society: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Narrow Dwellings
　　JIA Lei-lei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In the cultural context filled with commerce, Narrow Dwellings deconstructs the success logic of pursuing individual dreams in traditional ways. While giving up Xiaobei, GUO Hai-zao also gives up the independent life of struggling for happiness. She can get the key to the expensive house without any struggle and get full material satisfaction in this way, just as the pleasure of taking drugs paralyzes on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GUO Hai-zao"s behavior not only shakes citizens" idealistic belief on social justice, but also destroys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human struggle. Such a negative watching pleasure is the deadly poison for the TV series to mislead the audience. In the internet survey on Narrow Dwellings, 14.15% participants support GUO Hai-zao"s choice, which shows that in the complicated social reality,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 system has undergone serious disintegration.
　　Key Words:film and TV art; TV series; problematic work; art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