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万里西风雁阵哀

周树山

“运会”已至，大潮袭来

1894年甲午海战。严复的多位同窗和学生死于战火，军舰吨位和从西洋引进的装备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几近覆灭。他为此受到很深的刺激，沉痛地说：“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原强》）严复写下这段话时是1895年，大清国连败于日军，警报还没有解除，赔款求和，丧权辱国是王朝的唯一退路。严复和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和所有先进的知识人一样，严复认为中国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前的危机，不过是易姓换代的王朝更迭，而今，若中国没有顺应潮流的勇气，则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世界的这种变局，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字称呼它，严复称之为“运会”。运者，时代和世界的走势也;会者，汇通如潮涌，非人力所能阻挡也。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论世变之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那么，这种潮流或谓“运会”到底是什么？何以使当时最睿智最先进的知识者有如此之感叹，认为中国非变不可？严复有恰切的论述，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王朝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科学等交流了。后世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的论述，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有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期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人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族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有过关系，但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中国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到十九世纪，来和中国找麻烦的不是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总论》）。

但是，让在帝国大酱缸里自得其乐的士大夫们认识到危机到来，亦并非易事。

直到19世纪中叶，大清国虽然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做了多年生意，皇帝和他的臣子们还对打上门来的英国一无所知。据吕思勉《中国近代史》介绍，鸦片战争中，朝廷在台湾抓了几个英国人，皇帝亲自下旨，命官员严讯，务必弄清以下问题：英国有多少土地？这个国家和新疆回族各部是否相邻，有没有旱路可通？和俄罗斯是否接壤？此次打上门来的英国人是受英皇之命来的，还是在外带兵的将领私自派遣？皇帝对西方这个强国的地理方位和国情全然无知。对打进国门的敌人更不了解。

此前有没有了解的渠道呢？有。明朝末年，就有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国情和民俗的书，名为《职方外纪》，但大多数国人认为那是妄说奇谈，连纪昀修订《四库全书》时都把它摈除在外，暗昧如此，世变之亟时，当然惊慌失措。

皇帝如此，臣下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林则徐，是当时朝廷中最忠诚能干的大臣，也应算得朝中最开明、最通外情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位开明臣子，到广东禁烟，英国人要中国官方赔偿没收的鸦片烟价，林则徐以官文回复，其文曰：“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州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这样的檄文，如同从《封神演义》等旧小说中抄来的，可它正出自最开明干练的臣子之手。

到了1895年，中国已被迫开放23处通商口岸，再想把门关上已不可能了。“运会”已至，大潮席卷而来，古老的中国被外力逼迫，必得实行转型，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

改变国之贫弱，需从启蒙和教育入手

严复已经注意到国家建构的合理理论，那是人们为了生命财产的安全，把管理和保护人们的权力让渡给公职人员，使自己能够安心耕织劳动，做工行商，过和平安宁的生活。民之所以愿意供养国家公职人员，那是让他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权利，“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君主和臣子，刑法和军队，是为了保护族群百姓的需要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种需要，君王和国家就无须存在。这种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谋而合。因为人类的进步还没有到盡善尽美的地步，有“强梗欺夺”的现象，人类有这些“不善”，国家才有必要存在。而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国家才归于消亡。

严复多次指出，中国人尊崇儒术，信奉孔教，但三千年来，中国信奉的孔子早已不是原来的真孔子了。孔教多变，“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前数家。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保教余义》）儒术支派众多，流变如此，各家理论，如黑白之异，但大家尊崇孔教是一致的。

严复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孔教儒术无补于救亡。很多儒家信徒把孔教视如性命，认为关乎国家兴亡，但香港、旅顺、威海、胶州等地割让给外国居住和经商，铁路、矿产、关税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利权被外人把持，国人对此不过作为饭后谈资，以遣雅兴。可是，听说一伙兵丁进入山东孔庙，有亵渎狼藉之行，立刻汹汹不可终日，不但读书的士人愤愤然，就连商贾行旅之人也嚣然怒目，如挖了自家祖坟一般。失地、赔款、战败、求和，种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人认为那是“肉食者谋之”，大不了改朝换代，亡国而已，国又不是自己的，与己何干;而关涉到信仰和文化，则是亡天下的大事，匹夫有责。中国三千年尊崇孔教和儒术，上下大讲礼教，但“君主臣民之势散，相爱相保之情薄也”。

严复因为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尽管他学通中西，在那个时代是最了解西学的士人，但在官场上却得不到重用，也被靠八股文起家的权贵看不起。严复因此发愤于科考，自1885年始，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救亡决论》）并总结了八股误国之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社会上充斥着游手好闲，不辨菽麦，不事生产，考场作弊，醉心仕途，于家国有百害无一用的八股士人，使国家愈愚愈贫。

严复觉得中国的知识和西方的知识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知识人好古，所学所议，孜孜圪圪，终其一生，对强国富民百无一用。他把历代中国读书人醉心的学术志业判之为无用，认为无论是现代的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切近实务，不尚空谈，于国于民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而中国读书人好古谈玄，在书法、考据、钟铭鼎石、训诂考据上终一生之力，终无补于国衰民困。

当然，严复也并非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他说，中国之学术“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他又斥“侈陈礼乐，广说性理”的陆王心学乃玄远无实之学。他说，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独破坏人才的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认为所谓陆王心学，完全是师心自用，闭门造车之学。如骊山博士说瓜，先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他举了明朝儒生王伯安的例子，对着窗前一竿竹子冥思苦想，想从中弄清心学之道，结果，“格竹”七日，倒把自己弄出病来了。

面对前所未有的外力冲击，当时有人提出两种自保之路：一是不变祖宗之法，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国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宪俱在，吾宁率由之而加实力焉。”即按照秦始皇的办法，尊崇法家，力行秦政，上督下责，检举揭发，严刑苛法，人人自危，刺举之政，遍于国中，则天下何言不治？但严复说，“如是而为之十年，吾决知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二是既然西方富强有术，我们照搬其术就是了，于是兴洋务，通铁轨，开路矿，练陆军，置海旅……其效如何？中国引进西术，因没有社会基础，上作而下不应，流于形式，收不到强国富民的实效。“中体”不动，“西术”无法为我所用。强为之用，淮橘为枳，劳民伤财，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了严复的灼见。

严复认为，改变中国之贫弱，必须从根本即从启蒙和教育入手，改变国人的观念，提高国人的公德心，开启国人的智慧之门。至于中国之民德，严复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北洋水师任职，甲午年办海防时，有人为了获取一得之私，偷工减料，竟然在制造水雷和炸弹时以沙泥代替火药。这件事使西方人大为吃惊，在报纸上评论说，何以中国人不怕战败失地、丧师辱国，见小利而忘大义？甲午之败，岂偶然哉？

时代剧变中的复杂面相

严复是福建侯官人，186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得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激赏。在那里，他以英文为专业语言，学习算术、几何、物理、化学、机械以及航海课程，与同时代以读经和八股为课业的少年相比，他幸运地很早就接受了现代教育。1871年5月，17岁的严复从该校毕业，其后的6年间，在英国皇家海軍的教导下，分别在“建威”和“扬武”两艘军舰上实习，曾到过新加坡、日本，以及台湾等沿海各省。

严复在23岁时，被清政府派遣，成为前往欧洲留学的第一届船政学生（同时派出的有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蒋超英等），入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他在英国待了两年，其间与郭嵩焘成为忘年交。

郭嵩焘时任驻英公使，1878年春节，使馆宴请在英留学生，郭嵩焘问及学业，严复说，在上“野战筑城”课时，教官让每人挖一个3尺深的掩体，限一小时完成。一小时后，教官已挖成，学员们只完成一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严复认为中国学生从小无体育课，这是教育上的重大缺失。在当天的日记中，郭嵩焘记下：严又陵（指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两人有机会就中国接受西学，融入世界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交谈，为了开阔这些青年的眼界，郭嵩焘还带严复等人访问过法国。在英国和法国的学习和游历，使青年时代的严复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严复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其教育和个人经历异于侪辈，是一个特例。

严复被国人所器重，似乎并非因他对国事的思考和议论，乃是他对流行于西方思想界经典文献的翻译。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使他在国人中暴得大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一时深入人心，对被迫洞开国门而又惶惑无措的国人无异当头棒喝。其后，他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西方重要典籍，将西方重要思想家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边沁、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的思想介绍到中国，这对于国人认识西方文明，启发民智有着开拓之功。日本因“脱亚入欧”摆脱了东方的文化羁绊，其中，翻译工作是一个异常重要的举措。加藤周一就认为，明治的“翻译主义”实现了西洋文化的“日本化”过程，同时也确保了日本文化的独立。严复的翻译工作不仅有着骄人的实绩，他还为翻译确立了信、达、雅的标准。

但处于时代急剧变化中的严复，置身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有着十分复杂的面相。由于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政治地位不高，无法跻身于权力的中枢，这是他大半生的焦虑。在中国，官位的大小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尽管他被时人誉为“西学第一人”，但他的头衔仅止于“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属于正四品。很多庸碌之徒官运亨通，学贯中西的严复只能沉没下僚。

严复在30至40岁之间，决定科场一搏，但四次入闱，皆名落孙山，这给他很大的打击。他的一些师友为他抱不平，但这改变不了现实。科场失利的打击，使严复落寞消沉，加上恃才傲物，使他与上司李鸿章关系不睦。严复曾想弃北图南，投奔张之洞而求一展长才，但二人积不相能，这条路也断了。

大约在此时，苦闷中的严复染上了鸦片瘾，李鸿章曾对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都难以戒除。直至晚年，严复在一次大病后，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开出戒烟药方，首次吃后获得成功，但好景不长，仅几天后就故态复萌。对此，严复曾在文章中自嘲说，“中体西用”引进了西方很多东西，大多难收实效，唯有鸦片一物为国人所钟爱。他对鸦片深恶痛绝，认为“害效最著”，陈层层严禁之策，然而他自己就是受害者和顽固的瘾君子。

这可以看出严复性格上软弱颓唐的一面。他和上司与同僚的关系都很一般，这是他与人相处上的短板，更由于缺少坚强果决的意志，只能在译事和文章上有所成就。他是主张从教育入手，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为中国富强行治本之策的，然而真让他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在位上却几无建树。好友林纾感叹道：“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可哀也。”

有人把严复和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比较，认为严复擅长“坐而言”，却不能像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返国后“得君行道”，把中国带向转型之路。不错，伊藤博文和严复都处在各自国家被西方破门而入的转折时代，但前者出生在下层武士家庭，日本的武士文化使伊藤博文养成以命相搏的狠劲和认准道路宁死不返的韧劲，而这是出生于儒家文化垫底的中医之家的严复不大可能具有的品格。伊藤博文开始是一个排外的“愤青”，从事暗杀，迫于西方压力而妥协的幕府人士。但排外并没有把日本带出困境。1863年，长洲藩主命令他和其他三个年轻藩士秘密出洋，到英国留学。此时的伊藤博文也是23岁，和严复去英年龄相同，这是他们的命运暗合之处。伊藤博文在英国时思想发生变化，认识到攘夷绝非日本新生之路，只有开国，日本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此后，他为自己“脱亚入欧”的理想做着不屈不挠的努力。作为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在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方面贡献巨大。严复所以不能和伊藤博文相比，不仅在于个人性格和修为上，更在于两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严复回国之后，只能作为洋务运动中教英文的教师（洋文总教习），无法参与政治活动。

与严复处于同一时代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比严复大19岁，福泽谕吉主持庆应义塾（后发展为闻名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办《时事新报》，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积极提倡者。福泽谕吉一生没有官职，只是从事教育、翻译、著述的民间人士，严复虽有正四品的道员之称，后又被授予“文科进士”，但缺少政治上的实职和操作空间，原则上说，也只能算作民间人士。和福泽谕吉一样，严复也从事過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但福泽谕吉主持的庆应义塾是他自己的学校，严复的职位是被聘任或被任命的公职，在职时间都很短。1912年，他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但他只干了不足八个月，就撂挑子不干了。他也办过一份名为《国闻报》的报纸，但鉴于当时的大环境，此业不能持久也在意料之中。先是有人说他的报纸和外国人勾结，引起了光绪皇帝的疑心，命北洋大臣王文韶调查，虽然解除了疑虑，但显然举步维艰。戊戌变法失败后，风声日紧，严复怕以言贾祸，把报纸卖给了日本人。

严复和福泽谕吉一样，也从事西学的翻译。福泽谕吉的著作文采斐然，通俗易懂，易于深入人心;而严复的译本对应的是桐城派古文的笔法，雅则雅矣，但偌大中国，除了有古文修养的文人学士，能读懂的人不多，故影响力大为减弱。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却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 一万元纸币上。而严复，似乎已被一般的中国人忘记了。

怀疑与矛盾：晚年的思想演变

严复一生中和许多大人物有过交集。如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和驻英大使郭嵩焘成为忘年交，但由于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很快就“相忘于江湖”。回国后，晚清重臣李鸿章又调其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但似乎并没有为他的前程提供帮助。李鸿章是旧式官僚，任人唯亲，梁启超曾批评说：“数十年之久，习艺而归国者，何止千百人，此千百人中，岂无一学识可取者乎？鸿章皆弃而不用，而惟以亲属、淮籍及淮军系为用人之资。”李鸿章曾想让严复“执弟子礼”，却被严复拒绝。当年正逢日本占有琉球，李鸿章以“联日防俄”为借口，主张息事宁人，此举使严复不满，他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轘（分裂）我如老牸（音自，雌）牛耳。”此论令李鸿章颇为不悦。

1891年，37岁的严复因亲见国家海军重镇北洋水师军纪废弛，内幕黑暗，种种劣败之行，对国民的品格和改革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虽然在任职期间，他培养出黎元洪、刘冠雄、谢葆璋等人，但在给四弟信中，严复说：“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严复自小丧父，15岁就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这是一所军事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相对封闭，专业性强;后又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社会上很少人对他的专业感兴趣，也少有人与他用英文交流，因而造就了他孤高自傲，我行我素，与人不易相处的性格。他对人和事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标准，不因个人好恶而改变，尽管李鸿章对他没有恩宠私交，他仍然认为李是晚清政府难得的明白人，忍辱负重而尽忠国事。李去世后，他撰一挽联：“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倘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将何如？”李若地下有知，当感这位多年被其冷落的部下乃是真正的知音。

他在李鸿章那里不得志时，曾有意投奔张之洞，亦不得。1895年，他写《辟韩》攻击李鸿章，因李鸿章最喜韩愈，没想到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之洪水猛兽”，命手下人作《〈辟韩〉驳议》。这或许是严复始料未及的。《辟韩》等文指出秦以后之帝王皆为“强梗欺夺”的强盗，这样忤君犯上的言论，皇帝也不能容，何况寄生于庙堂，奉君如父的臣子呢？但严复就是严复，他后来曾说张之洞是“妄庸巨子”，祸国之人，批驳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痛言朝廷应破把持之局。他引孔子之言，痛斥为私利而阻碍改革者为“鄙夫”，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张之洞虽非晚清的顽固派，但他与晚清朝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的改革和“西用”之说只是为了保朝廷，严复比他看得更远、更深。

严复在1898年9月14日曾蒙光绪皇帝召见。这一年他44岁，所译《天演论》刚发行不久，声名大噪。康、梁的戊戌变法正在进行中，严复并没有参加康、梁等新党的活动，他不在圈子里，或许有新党之人认为，严复这样有西学背景的人宜重用，因而建言皇帝召见。

晋见皇帝并没有给严复带来任何命运的转机。这一年，严复有《拟上皇帝书》，不知是接见前准备的折子还是事后欲上书言事，其忠君爱国之心，剖肝沥胆之诚，对世事洞见之明以及切要实际的分析都令人折服。他陈请皇帝在实施变法前应亟行三事：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可谓句句切中肯綮。他建议皇帝开展高层外交活动，请皇太后监国，由十几艘军舰护送，带领庞大的外交团队，亲自走访西欧各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缔约结盟，申天子励精图治之志，破列国侮慢觊觎之心。

然而，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秋后算账，正是：野贤焉知朝中事，空将良策付流云。严复的上书即使能够上达天听，被囚于瀛台的光绪帝读到，也只能流涕叹息也。所幸严复与康、梁等人无来往，此外他在荣禄手下办事，加上军机大臣王文韶力救，方得免祸。

袁世凯尚未执掌国柄时，和严复就有交往。1897年，严复与夏穗卿、王修植、杭辛斋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袁世凯正在小站训练新军，每周提前到天津，必至王修植处落脚，和几个文人作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高论”，当时他们“靡所羁约”，言谈随意，甚至互相开玩笑。杭辛斋笑指袁世凯曰：他日必做皇帝。袁世凯回道：“我做皇帝必首杀你。”于是，“相与鼓掌笑乐”。这样一种关系，虽算不得贫贱之交，也算订交于微末之时。

后来袁世凯对严复多方关照，先是任命严为南下议和代表，随唐绍仪与南方共和派谈判。1912年2月，袁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5月改为北京大学）校长，月薪320两。严复任职校长期间，通过积极运作，使北大平安渡过险被停办的危机;他提出的大学文科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提法，后成为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先声。但没想到8个月后，他的履职之路就匆匆结束。

9月19日，北京《民立报》突发《大学校大校长大鸦片鬼之丑剧》一文，称严复因私带大烟被天津步军统领衙门拘留，数家报纸转载并评论，一时满城风雨。严复吸鸦片，熟人皆知，并无被拘之事，有学者考证，此事应为北大化学系学生造谣，因严复主校后重文轻理，引起理科生不满。此外，严复到北大后，经费紧张，便利用私人关系，以北大在俄国道胜银行存款单为抵押，向该行贷款20万银元。而教育部此时也缺钱，连工资都发不出，要北大将存款单上交，想抵押给华比银行去贷款，严复不同意，导致双方发生激烈对抗。

离职后的严复与袁世凯走得更近，旋被任命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政院参政，以及宪法研究会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应该说，袁世凯对严复宠眷有加，其原因一是顾念旧交，二是看重严复才名，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复与袁世凯在政治理念上有同气相求之处。1915年，杨度要严复参加筹安会，严“颇不欲列名”，但杨度说：“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严复碍于面子，不得不参加。参加后，对于“筹安会开会，以至于请愿，继续劝进，庆贺”，严复“未尝一与其中”。

袁帝制失败后，严复也有为自己辩解之词，说袁利用他的声名为自己造势。但他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上态度摇摆暧昧，应是确凿无疑的。后来，筹安会诸人被通缉，严复在天津待不下去，才南去上海。与严复不同的是，袁世凯欲拉拢杭辛斋为其当皇帝充当帮手，这位预言袁他日将当皇帝的预言家，此时断然拒绝袁的拉拢和贿赂，结果被投入监狱，袁死后才获释。如果袁世凯皇帝当下去，杭辛斋极有可能成为首个祭龙旗的死囚，“我做皇帝必首杀你”，当年袁的戏谑之言或许真的一语成谶。

1901年，严复曾任职于开平矿务局，1905年，因开平煤矿诉讼事前往伦敦，他在那里见到了孙中山。严复认为中国千年专制，造成国衰民愚，积重难返，必经渐进改革才有出路。他对孙中山说：“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这是改良与革命，改良思想家和革命实践家的分野。

严复15岁起即中断中国传统教育转向西学，30岁以后为求取功名再读经史典籍，尽管屡次落第，无补于仕进，但此举使他完成了运用古典文字的有效训练，使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区别了。此种修养当然不仅是文字的运用，更重要的是给他的思想打上了传统的底色。他一生坚持自由、平等的理念，但身处东方儒家文化母国的他，在灵魂深处又对传统价值有着更多的认同。他后期的思想有儒家的底色，也为道家所影响，晚年的他甚至笃信扶乩，焚灵符为药以治病，相信鬼神灵异等，但今天，我们依然认为他是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具有世界眼光和前瞻观念的杰出思想家，他对西学的翻译和介绍，亦贡献巨大。

1920年，已是风烛残年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在精神与病体的双重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是年秋，其有咏菊诗云：“万里西风雁阵哀，苍然秋色满楼台。那知玉露凋林日，犹有黄花冒雨开。”延颈而望，家国仍在烟雨苍茫处，他仿佛听到了云中寒雁嘹呖声声，生命的暮雨黄昏就这样降临了……

1921年，67岁的严复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家中，在遗嘱中他慨叹：“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人生一世，又有谁能圆满呢？

（选自《同舟共进》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