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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去的岁月

    时间:2020-12-23 04:18: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韦新超

    送布鞋

    大姐二十二岁时定亲。当日,媒婆掂一鲜红发亮的四四方方的布包往俺当门的四方桌上一放,紧接着又从内衣布袋里掏出10张5元面值的纸币,笑着说:“这是李家的定亲物,看着中意不?不中意给我说。”

    “中,中,多少都中,好赖都中!”母亲满脸笑着回答。

    大姐那时害羞,坐在拉着门帘的里间不吱声。

    媒婆走后,大姐从里间出来,打开红布包,是两身衣服。即两个褂子,两条裤子。一身薄的是夏季穿的,一身厚的是冬季穿的。

    大姐挑选了一张最新的5元纸币,紧紧攥在手中,拿着盖头用的方巾,给母亲说一声上街去了。快晌午时,大姐回来了,解开方巾,有一块黑绒布,一块白洋布。

    母亲知道,大姐要给未婚夫做布鞋了。做鞋要知鞋码,虽说大姐跟姓李的相亲时见过一面,知道姓李的大手大脚,但还是定不准。鞋这东西或大或小都不合适。大姐让母亲问问媒婆,再让媒婆問问姓李的穿多大码儿的鞋,最好弄个鞋样儿来。

    三天后,媒婆送来了鞋样儿。大姐开始忙,先是做袼褙,晌袼褙,接着搓麻绳。那时候纳鞋底还是多用搓成圆珠笔芯粗的麻绳。

    袼褙晒干后,大姐比着鞋样儿剪。大姐从木箱底翻出许多从裁缝店寻来的新布头。那些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的小布头,被大姐整齐有序层层叠叠放在鞋样儿上,大概有二指厚,接着用一块足够大的白洋布蒙上一圈儿,再用针线走了两道弧形的边线。

    大姐做好鞋底的雏形,接下来是纳鞋底。大姐右手中指戴上一枚顶针。它看去,圆圆的,黄黄的,浑身布满麻点子,那是顶针时为防滑而设计的。大姐白天上工做农活挣工分没时间,只有在晚饭后在煤油灯下做鞋子。大姐先用针锥扎眼,再穿针引线。刺啦刺啦的穿线声在门外都能听见。

    鞋底做成,才接着绱鞋帮儿。白鞋底黑鞋帮儿,黑白分明,好看。

    母亲做的鞋我随便摸,随便看,可以当玩意儿。大姐做的鞋不让别人动。有一回,我刚摸着鞋帮儿,大姐瞥见,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我的头上,瞪圆了眼凶巴巴地说:“你这脏手脏脚的给鞋沾脏了,洗都没法洗,你再摸一下鞋,我给你手指头剁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掉下来,我不敢哭出声,否则还挨打,惯例。母亲看了我,接着瞪大姐一眼,唉——!长叹一声,久久没有下文。

    鞋完工了,得送鞋,大姐用方巾包着,大姐攀着我,让我给她做个伴。那一年,我才10岁,路远,32里,我不想去,但怕大姐打我。自从父亲去世后,大姐的脾气有点变坏了,动不动就打我。那一天吃罢早饭,我跟在大姐屁股后头,步行,走大路,先北到治平,再转向东到梁城,也就是大姐未婚夫的村庄。

    过了中午才到李家,李家人高兴坏了,热情洋溢。大姐的未来婆子是做饭高手,赶紧和面炸油条,炸了大半筛子。我馋,我饿,吃得多;口渴,喝水多,夜晚还尿了床。

    第二天回家,走小路。小路基本上是直线,比走大路近,要近10里。回家后,大姐忍不住又打我一顿,说我没出息,给她丢脸了,走亲戚还尿床。

    若干年后,大姐走小路回娘家,我跟大姐提起我10岁那年,那第一次远行,我累得腿疼,饿得头晕,为什么去的时候不走小路而走大路绕远。大姐笑着说:“走大路是光明正大,头一次去,再远再累也得走大路”。

    我真没想到,没上过一天学的直性子大姐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瞪大了眼,好半天无语。

    今年大姐64岁了,身体健康,夫妻和睦,儿女孝敬,我心里甚感欣慰。

    火盆

    一到冬季天冷下大雪,我就想起了暖人的火盆。

    童年的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年年冬天里烤火,家家户户都烤火。烤火得有火盆,不能放在地上一漫滩。童年时的雪好像比现在多,有时不到农历十一月,大雪就来了。很多庄户人家关起风门生起火来。俺家白天基本上不烤火,我在家待不住,找小伙伴,在我的记忆中,火盆有三种。

    第一种最简单,最省事的火盆,即用破烂铁盆当火盆。这种火盆的最大缺点是体轻,脚不能放在盆沿儿上,一蹬就蹬翻了。烤火主要是烤脚,脚不冷周身不冷。烤脚有三种:一是光脚烤;二是穿着袜子烤;三是穿着棉靴烤。那时的棉靴是针线纳布底,涂抹桐油。带靴烤的必须放在盆沿儿上,烤透了,脚热了,半天不冻脚,顶的时间最长。那时的农家妇女常是这种烤法,手里有针线活,或者是怀里抱着小孩子,烤火做活两不误。

    第二种是生铁铸的火盆。这种火盆沉重,有沿儿,宽度四指多。这种火盆有三条腿,粗细高低跟竖着的鸡蛋差不多。缺点是铁传热快,热度高,不操心就会烤坏靴底。

    第三种是泥土火盆,这是最普通、最广泛、最实用的火盆,不用花钱买,家家户户都用得起。在当时俺村可以说是十有八九。做法是:第一步先找土,要找黄胶泥土,这种土越烧越结实。白沙土不行,白墡土也不行,糟,不结实。然后和泥掺麦糠和短麦秸(防裂)。泥和匀,不稀不稠,用铁锨铲在倒扣的铁盆底上和周围。要厚,涂抹均匀,光滑。等外表晒发白了,再翻过来,取出铁盆。等晒干晒透,往床底下一推,啥时候天冷难耐再搬出来使用。

    这种火盆烤火可以说比金火盆都好,沉、重,脚蹬不翻,最大的优点是泥土传热不猛,不伤脚底,不伤靴袜。这种火盆保暖聚温的时间长,就是火败好长时间了,火盆还是热的,不但能烤脚还能煨脚,把脚放在盆沿儿上。盆沿儿有一拃宽,平展展的。

    俺家就有这样的火盆,是母亲比葫芦画瓢制做的。一到冬天下大雪,天冷难禁,到晚上抠索的母亲才生火,先用软柴(麦茬、干草)引着火,再放玉米棒芯,最后再放干树枝。生着了火,母亲忙家务,刷锅刷碗。最后一道活是纺花纺线。俺家的纺花车破旧,噪音大,吱咛咛吱咛咛响个不停。母亲不闲着,她的儿女也不闲着,烤火,俺兄弟姐妹五个把火盆围得严严实实,母亲就是想烤也没她的容身之处。母亲是制造温暖者,也是温暖的逃避者。家人闲坐,啥亲?火盆亲;啥有团结力?火盆。火刚升起时,尤其柴禾发潮,满屋黑烟,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学别人笑着说:“烟暖房,屁暖床,想叫暖和屙床上。”母亲说:“你屙呗,屙床上,脸给你拧烂。”全家人嘻嘻哈哈笑一阵。大烟火过后剩熟火时,我们常常扒个火窝,放上几个小红薯,盖上火灰,等着煨熟。火煨熟的红薯比锅蒸的或馏的红薯好吃,甜,都爱吃,哥哥和弟弟都抢着吃。他们和我一样,也馋呀。母亲为此当评论员,当裁判,没少费口舌。吃红薯吃的脸发黑,唇发黑,一家人谁也不笑话谁。有时不煨红薯,在灰堆里煨玉米豆,灰堆里“噗出噗出”响,有的冒一股白烟蹦出来,标志着玉米豆熟了,又白又胖,裂着嘴笑。我们捏在嘴里,“呵嚓”一声,囫囵一嚼,香。

    母亲看火不恶了,我们也闹腾得差不多了,说,睡去吧。他们都睡去了,我不睡,我在等母亲给我做“暖手宝”。童年的我营养不良,瘦弱不堪,怕冷,一冷就睡不着,陈被旧褥又不暖和。母亲有办法,她把一块囫囵砖放在灰堆里煨热,然后用几层破黑棉布包着,放在我的被窝里,我又手抱着放在胸前,慢慢睡着了。砖凉后,母亲再悄悄地拿出被窝。童年的我有一个赖毛病:尿床。褥子尿湿开始是热的,不大一会儿就凉,我就醒。家里没有褥子可换,母亲的办法是把灶膛的灰和烤火灰铺上去,吸湿保暖,然后上面再盖两层破黑棉布让我接着睡。我尿床母亲没打过我,母亲说这是病,打也不中。父亲打过我,我七岁时父亲去世,他再也不打我了。因为父亲的去世,家里是穷上加穷,苦上加苦。俗话说柴米油盐,柴禾是第一项,因为家里缺少男老力拾柴,又没钱买柴,所以,那时白天俺家一般不烤火。

    农村的冬夜漫长,有了火盆的陪伴,生活不感到寂寞无聊。

    如今,农村很多人冬季取暖都用空调、热风扇等,再也觅不到泥火盆的踪迹。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也去世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各奔东西,各奔前程,各行其事,很难聚在一块,每到冬天下雪,我就想起了童年时的泥火盆,心里总是暖暖的、痒痒的。

    马 灯

    我童年时,没有电灯,马灯是一种最高级的灯了。室内可当座灯用,室外可当灯笼用。但比灯笼高级耐用。灯笼多是纸糊的,怕风怕雨还怕火。马灯是一种手提的带有玻璃罩的能防风防雨的煤油灯,骑马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故名。

    父亲去世后,家道凌夷,母亲特别关注我的学习状态。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数学成绩很差。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翻遍箱子找了几元钱,用四方薄手帕兜了一兜鸡蛋出门去了,快中午时,母亲掂了一盏新马灯回来。

    晚饭吃得早,天还不太黑。母亲对我说:“走,上午我给你数学老师说好了,今晚给你补课。”

    母亲给马灯添上煤油,看着我的脸说:“记住,补课回来,天已经黑透了,让你老师给马灯点着。”

    母亲提着马灯走在前,我紧跟着,二里多的路程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到数学老师家时,他们一家刚吃过饭,老师很热情,先点着煤油灯,接着擦桌子。

    一番客套后,母亲临走时对老师说:“张老师,俺孩儿走时,麻烦您给马灯点着。”

    老师哦哦地答应着。

    老师大概教了我两个钟头,老师说天不早了,你该回家了,边说边给我点马灯。

    我提马灯回家,母亲第一句话就问:“是您老师点的马灯吗?”

    我回答是,母亲说:“这就好!这就好!”

    母亲整理好我的床铺,坐在床帮上对我说:“我识字不多,您姥爷识字多,他上过私塾,以前私塾开学时,学生们要各自带一盏灯笼到学校,由老师点亮,预示学生们的前途光明,这种习俗叫‘开灯。”

    后来,我的数学有了长进,母亲说马灯买得值,一兜鸡蛋送得值。

    童年的我爱看电影,三二里也去,七八里也去,有时跟母亲告知一声,有时是道听途说的,就跟别人一路走了。母亲的消息很灵通,天黑透超过半个小时我不回去,她就猜准我去看电影去了。她先问清楚哪地方有电影,她掐算着时间,掂着马灯在半路上接我。俺村的小伙伴们都爱跟我一起看电影,原因是马灯照亮了回去的路。

    童年的我有一段时间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母亲为我请了个郎中,这郎中是山里人,他用兩个面布袋装满了所谓的中药,他说包治包好。他让母亲借来一口杀猪锅支在院里的大桐树底下,中草药加水满满一锅,一人多高的桐树干上揳了个铁钉,马灯挂上去,亮了大半夜,中间还添过油,夜里起了风,但马灯不怕风。半垛柴禾烧完,熬制成一盆药。为了这盆药,那是一头猪的代价。

    有一年初冬,晚饭后,母亲仰望天空好久,说夜里有雨,得把红薯干捡回来。我掂着马灯走在前,母亲拉着架子车(人力车)跟在后。地上的红薯干在马灯的照亮下白花花的。我们捡完往家走,半路上碰到村里人捡红薯干的,把马灯借给他们。后半夜果然下起了小雨。

    改革开放后,村村都使上了电,有了电灯,马灯的价值就小了。再后来,母亲去世了,搬家挪地方,不知马灯落到何处。

    少年善幻想,中年务实际,老人善怀旧。现在我已进入老年的阶梯,我一想起童年时的马灯,心里总是亮堂堂的,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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