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驿家：服务型党建方式的有益探索

【摘要】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是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白领驿家”创新了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内容、途径和方式，体现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雏形。这种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型模式，是执政党执政方式从权力型转向服务型、从官僚型转向公仆型、从说教型转向实干型的战略转型。这种服务型党建模式，融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管理于一体，注重服务载体与服务对象的匹配性，注重社会组织活动方式与党组织建制方式的对应性，注重社会管理价值与服务型党建价值的融合性，极具探索性、创新性和复制性。

【关键词】白领驿家 执政方式创新 服务型党建方式

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之一的静安区“白领驿家”，不仅是探索社会管理新模式的创举，更是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尝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白领驿家”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只有服务群众，接近群众，才能团结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静安区的做法应引起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党中央要求推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新背景下，“白领驿家”更具有创新服务型党建方式的范例价值。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显著特征

1.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是“服务群众”。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是党的宗旨所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前与执政后始终坚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各国中唯一把“服务”作为立党宗旨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型政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其中的“服务型”带有基础性的特征，特别体现在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上。为什么十八大报告不具体提出加强县市以上地方党委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而特别提出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呢？主要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2011年创先争优活动掀起新高潮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强调：服务群众是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这个新判定，揭示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是“服务群众”。

首先，基层党组织具有服务群众的天然条件。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群众联系广泛，基层党的干部和党员生活在群众之中，工作在群众身边，最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长期致力于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密切联系群众。

其次，基层党组织具有服务群众的“同层情感”。基层党员来自群众，与群众有着同等阶层的情感纽带，直接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某种意义上说，基层党员的想法和需求与群众的想法和需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心中明白“为什么要服务”和“怎么样服务”。

再次，基层党组织具有服务群众的党性自觉。基层党员干部是基层社会的优秀分子，长期的“宗旨熏陶”和为民实践，使服务群众成为他们的党性自觉及行为方式，基层党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先进性，基本上都凸显在服务群众上。

静安区创新的“白领驿家”，是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有力探索，她的出现既是独特的天然条件所致，即静安区楼宇公司多，也是专职党务工作者深切“白领情感”所致即服务白领的责任感，更是社区党组织高度的党性自觉所致即践行党的宗旨。因此，“白领驿家”成为静安区基层党组织发挥“服务群众”核心功能的重要载体之一。

2.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基本特征的“全面服务”。践行党的宗旨，服务人民群众，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基本理念，由这个基本理念引申出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全面服务”。

第一，在内容上，基层党组织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基层党组织，当然应当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服务群众的主旨。“白领驿家”基本上满足了这个特征：把支部建在“白领驿家”，为白领入党提供了政治服务；把“白领驿家”建在楼宇上，为白领奉献“楼宇经济”提供职业生涯服务；把“缘来驿家人”、“驿家心SPA）”设在“白领驿家”里，为白领交友婚恋、身心健康提供平台服务；把“公益也时尚”作为“白领驿家”品牌，为白领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载体服务。从这个角度可以判定，“白领驿家”通过全面服务提升了静安区20万白领的幸福感。

第二，在对象上，基层党组织必须服务于基层社会阶层。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分化明显，有专家粗略梳理为八大阶层，即：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社会管理者阶层、农民工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其他阶层等[1]。八大阶层中，工人、农民、农民工、个体劳动者、知识分子阶层和被划入“其他阶层”的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等是基层社会阶层，是基层党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党政群组织公务员等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也可以成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对象，但他们处于社会中上层，一般性的服务并不需要基层党组织提供。白领（White-collar worker）是指有着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阶层，是对企业中不需做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的通称，与蓝领对应。楼宇公司的白领，其实属于基层社会的中下层。静安区“白领驿家”服务的主体对象是这个阶层，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因为静安区全区户籍人口仅29万，而白领有20万，把白领服务好了，静安的楼宇经济和社会组织就发展了。当然，如果上海能够再构建诸如“农民工驿家”、“个体劳动者驿家”等其他阶层的服务平台，那将是“白领驿家”的引领性功绩。

第三，在途径上，基层党组织必须服务于群众参与领域。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服务”是广义的服务，指基层群众参与工作、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基层党组织都应当提供相应服务。包括：服务基层群众参与经济建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服务基层群众参与政治建设，满足群众当家做主的参政需求；服务基层群众参与社会建设，满足群众共管共治的共享需求；服务基层群众参与文化建设，满足群众提升情操的精神需求；服务基层群众参与生态建设，满足群众期盼美丽上海的需求，等等。“白领驿家”贴近白领生活，整合各类资源，服务白领的“吃、喝、玩、乐、动，衣、食、住、行、医”十大生活领域，构建了“生活圈、活动圈、公益圈”三圈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白领生活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当然，如果“白领驿家”能够延伸服务领域，满足白领更多的需求，其时代性、层次感将更为强烈。

3.上海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型特色是“服务创新”。上海基层党组织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核心任务，积极探索服务群众的内容、途径和方式，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基本理念、基本思路、基本经验、基本做法、基本载体、基本活动。基本理念是“三凝聚”，即凝聚党员、凝聚社会、凝聚群众。基本思路是“三服务”，即党的上级组织为基层组织服务、党的基层组织为党员服务、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要为群众服务。基本经验是“三访”，即走访群众、下访群众、接访群众。基本做法是“三测评”，即群众对党员的满意度测评、党员对党组织的满意度测评、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测评。基本载体是“三平台”，即遍布全市的“党员服务中心”平台、在全市基层党组织中开展的“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动平台、在全市社区广泛开展的“组团式服务”活动平台。这“六个基本”作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创新，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静安区“白领驿家”的活动平台，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创新能力。它通过凝聚白领从而凝聚了社会，以“趣缘”为纽带大力发展青年社团，共发展会员4.2万余人，建立白领社团18个。它通过服务白领推进了“两新”组织党建，探索形成“活动党支部、板块党总支、白领驿家党委”的党建工作架构。“白领驿家”作为全市唯一的党建案例入选中组部《基层党组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

二、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型模式，是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1.基层党组织执政方式面临挑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执政党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在所有基层单位设置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执政党的基层组织，从逻辑上应当推理出“基层党组织具备执政职能”的结论，如街镇等社区党组织就是执政党在基层的执政机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以上海为例：

第一，社会阶层剧烈分化，基层党组织难以覆盖所有阶层。上述讲到的社会八大阶层是全中国的阶层划分，并且是2002年的判断。近期网络上依据收入分配和生活方式把上海社会划分为七个阶层：一是赤贫阶层，指个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家庭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贫困群体；二是工薪阶层，指个人月收入1000-3000元，家庭年收入3-5万元的群体，包括工人、服务员等；三是白领阶层，指个人月收入3000-10000元不等，家庭年收入5—15万元不等的群体，包括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普通职员、企业中层管理者，技术人员等；四是金领阶层，指个人年薪在15-40万元、家庭年收入在20-50万元、资产在100-1000万元间的群体，包括企事业单位高管、干部及有灰色收入的公务员、高级技术人员、私营业主、演艺工作者等真正的中产阶级；五是富翁阶层，指个人年收入稳定在40-200万元间、家庭年收入稳定在50-200万元间、资产在千万至5千万元间的群体，包括企业主、中大型企业高管、明星、富二代、红二代等；六是富豪阶层，指年收入稳定在200万元以上，暴富后资产在亿元左右至几十亿元不等的群体，主要为企业家，极少数富二代、红二代，在上海有几千人左右；七是看不见的富人，指从不为物质所操劳，甚至感觉不到钱的存在的群体，他们是低调的顶级富人、低调的顶级红二代，在全国或全世界游荡，上海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地址。网络上的划分不一定确切，但这些社会阶层的的确确存在。其挑战不在于由此反映的阶层贫富悬殊，而在于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目前只能覆盖并影响赤贫、工薪和白领阶层，那些金领、富翁、富豪乃至看不见的富人等阶层，基本上游离于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有效覆盖之外、甚至游离于基层党组织的视野之外。

第二，体制内外比重倒挂，基层党组织难以渗透所有领域。基层党组织历来建在体制（户籍）内，但是目前上海的社会成员大多数生活在体制（户籍）外，导致体制内外的社会成员比重倒挂。上海市总工会2012年组织开展的第七次五年一次全市性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2010年外来在业人口高达672.87万人，占全部1279.22万在业人口的52.6%，外省市来沪人员比重超过本市户籍从业人员；引进外省市各类人才2万余人，引进海外人才3万余人，港澳台在沪就业人员近10万人。超过半数的外来在业人口中，大多数是在外企、私企就业，或者是从事小商小贩小店小摊等自谋的就业，分散性强、流动性强、自由度高，基层党组织工作很难进入这些在业人员的生活圈、工作圈。外来在业人员超过半数，其正效应是使上海继续获取“劳动力红利”，负效应是拖上海城市文明和社会治安的后腿。我们可以通过综合治理覆盖这些在业人员，但替代不了基层党组织工作对他们的覆盖，基层党组织对他们做思想引领、道德教化和素质培养工作，显然力不从心。

2.基层党组织执政方式必须转变。应对基层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必须转变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从权力型、官僚型、说教型的执政方式转到服务型、公仆型、实干型执政方式上来。

第一，从权力型执政方式转到服务型执政方式。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型执政方式，集中表现在：通过对基层政权机构的领导或政治管控，体现自己的权力存在。如街道办事处一般听命于社区党工委，镇长一般服从镇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看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眼色行事。这种执政方式有其合理之处，如基层党组织应当对基层权力机构具有领导力，不然会影响执政党在基层的影响力；这种执政方式有其优越之处，如在处置不稳定事件和突发事件中能够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掌控作用，确保党组织对于基层社会和谐发展的引领力。但是，党组织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开展活动，基层党组织毕竟不是基层行政权力机构，不能直接行使行政权力，而是应当通过服务型执政方式发挥领导力和影响力。所谓“服务型执政方式”，就是更多地用先进的理论体系引领方向，用优秀的价值取向改造社会，用正确的政治主张凝聚力量，用科学的行为方式吸引民众。

第二，从官僚型执政方式转到公仆型执政方式。由于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实行科层制，其制度体系和行事方式与中上层行政机构基本相同，直接影响到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体系和行事方式。在某种角度看，基层党组织实行的也是科层制，科级处级待遇，朝九晚五办公，官僚作风普遍。这种“官僚型执政方式”长期发展下去，将导致基层党组织成为“官僚机构”，改变其执政党基层组织的政治性质。所谓“公仆型执政方式”，就是还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属性，即“人民公仆”，通过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执政，而基层党组织应当成为这种执政方式的践行主体。新加坡执政党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勤勉为市民提供各种服务的制度体系和行事方式，而在历次选举中保持高得票率，他们的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方式，事实上就是一种“公仆型执政方式”。秉持“公仆型执政方式”的基层党组织，应当不是官僚机构，不搞科层制和朝九晚五，而是服务型政治组织，不以谋生为立身之基，不以坐班为工作之形。

第三，从说教型执政方式转到实干型执政方式。基层党组织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是无休止的说教。如果说中高层党组织有点说教毛病尚可谅解，因为中高层毕竟离基层社会稍远些，那么，基层党组织犯这个毛病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基层党组织就建在基层老百姓中，光说教不干事谁听你。所谓“实干型执政方式”，就是为基层群众多办事、办实事、做好事，让老百姓在件件实事中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方针政策，相信各级党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从而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基层党组织应当成为“空谈禁地，实干基地”，多为基层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3.“白领驿家”体现服务型执政方式。静安区“白领驿家”，是基层党组织服务型、公仆型、实干型执政方式的创新模式。它的范例意义在于：基层党组织正在实现从权力型执政方式向服务型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

第一，白领阶层是急需服务的社会群体。静安区基层党组织选择从服务白领群体开始启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当前的白领无论从工作生活，还是身心健康、人际关系等，都急需基层党组织提供服务。据《上海青年白领生活压力调查与分析》（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赵凌云著）统计显示，青年白领认为上海生活压力“很大”的占36.2%，“比较大”的占55.7%，两者合计占91.9%。具体看：一是经济压力。84.2%的被调查者认为上海房价“太高，承受不了”。二是工作压力。工作节奏快、工作量大是上海白领的工作特征，21.7%的被调查青年白领经常感受到“工作节奏快，完成任务的时间太紧”；57.8%的人有时有这种感受。三是家庭生活压力。某保险公司80后女项目经理说，“孩子给我带来的压力最大，花在孩子身上的钱是家里最大的一笔开支，每个月有4000—5000元左右。”同时，上海白领还存在交友、婚恋、职场竞争等压力，交友圈狭窄，剩男剩女增多，职业生涯变数大，等等。一个白领青年的背后，实际是一个家庭，静安区20万白领背后就是100万以上的市民。因此，“白领驿家”服务的对象实际上是百万市民，意义重大。

第二，服务白领阶层的方式方法基本对路。一是注册登记为民办非企业组织。配备4名专职工作人员和240平方米客服活动中心，实行身份核定后免费入会的会员制。如此，“白领驿家”不是行政性机构，而是服务性社团。二是按照白领需求组织活动。“心灵驿站、白领学堂、白领公益、白领文化、白领医家、运动休闲、生活时尚、玩转地球”等8个板块，使“白领驿家”能够凝聚和释放白领的活动能量。三是活动运行方式有效性强。在各板块会员中遴选出板块及下设社团负责人，开展日常联络协调事务；开通专门网站、BBS论坛、客服电话、手机短信平台、微博和QQ群，用于信息发布和交流互动，促进“白领驿家”高度组织化和信息化，有机契入白领生活方式。“白领驿家”之所以受白领欢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方式方法的对路。

第三，服务白领阶层的内容途径还需拓展。自从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的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面世以来，白领作为一个新兴阶层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白领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也改变了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中国特大型城市，白领队伍成为就业人口的主流，某种意义上讲，服务白领就是服务“四个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由此，基层党组织服务白领的内容途径方式具有拓展的空间。一是服务规模有待扩展。静安区“白领驿家”成立已经4年，虽然开展了400余项服务和活动，累计服务白领达25万人次，但与20万白领的群体规模来比，还显得不多。二是服务领域有待拓展。静安区已组建“白领驿家企业家俱乐部”、“白领驿家理财社”等服务白领金融的延伸性思路，可以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如服务白领创业，把白领变成老板；服务白领阅读，把白领变成学者；服务白领科技，把白领变成发明者，等等。三是服务内涵有待提升。在“需求、爱好，趣缘”的基础上，提升至“价值、修养、人格”等层次，在潜移默化的白领社团活动中引领白领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三、融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于一体，是服务型党建方式的创举

1.探索服务社会的基层党建模式。静安区成立“白领驿家”的初衷是立足区域产业特点、满足白领民生需求。但是，它在实施过程中创新了基层党建模式。

一是开辟了“跳出党建抓党建”新思路。以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服务社会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社会组织“白领驿家”服务载体为抓手，采用政府支持、社会化运作、公益性服务的运作模式，凝聚松散性、流动性较强的白领群体，进一步提高社会领域“有序、可控”的组织化程度，不但为区域“楼宇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还提升了党在社会建设中的引领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增强了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有效性。“白领驿家”的成功在于：把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融为一体，支部建在“驿家”，“驿家”凝聚白领，从而为基层党组织发挥“凝聚人心”基础性作用提供了社会平台。

二是探索了“去权力柔性党建”新模式。白领群体既是"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对象，又是提高党建工作有效性的难点人群。在以往一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中，传统模式较为"刚性"，从基层党政组织要求出发较多，从白领群体需求出发较少，党建走不进白领群体。“白领驿家”的工作，创新出“去权力柔性党建”模式。这个新模式的特征在于：把基层党建活动与基层社会活动融为一体，探索融入现代社会人生活方式的社会领域党建途径，润物细无声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力和社会影响力。

三是构建了“有效性基层党建”新机制。“白领驿家”社会团体由静安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负责培育孵化和具体指导。他们的指导方式是：不干预具体活动内容和方式，注重工作机制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关注需求→完善服务→组织凝聚→政治引航”的工作机制及运作路径。在这个机制、路径的运行过程中，白领们在不知不觉地参与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会活动中，接受了党的引领。“白领驿家”社团的骨干成员2000余人中，党员发展到500余人。这个新机制的意义在于：把基层党组织的要求与基层群众的需求融为一体，在满足需求中引领，在服务过程中凝聚，使基层党组织不尚空谈、实干兴党。

2.创新服务群众的社会管理方式。社会不等同于国家，社会管理不等同于国家管理，基层社会管理不等同于国家基层行权。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由此，社会管理有着不同于国家管理的运作方式，基本方式是以自治性和契约性为原则，以各种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特定阶层为主体，以关系网络和广泛参与为运行机制的。“白领驿家”就是崭新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它进入了上海基层社会新型管理方式的萌芽状态。

第一，它成为基层社团的孵化器，而且这些社团凝聚在党的周围。当今的上海，各种社团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四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主管部门批准以后，社团规模将澎湃而涌，如何有效管理如何无痕凝聚是个新课题。“白领驿家”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这个课题的先行破解。它通过有着共同趣缘和需求的白领们组建起篮球社、音乐社、理财社、旅游社等一个个社团，自主开展活动，同时通过支部建在社团上，把党的要求和主张融入白领的自主活动，有效地促进了人际关系和社区和谐。

第二，它成为服务社会的枢纽站，而且这个枢纽站可以复制。基层社会是现代服务业的滋生地和集聚地，无数个服务民生的企事业单位驻在社区，但是由于产业、行业和单位管理系统的隶属性、分散性特征，服务资源的无序投放、低效流转现象突出，服务效能不高。“白领驿家”通过“白领驿家楼宇立体服务站”等平台，把500多家合作联盟单位组织起来，聚集和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开展“白领停车”、“白领公寓”等优惠服务活动，使白领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受惠群体。如果这种枢纽型的社会组织更多地出现在基层社会，发挥如同“白领驿家”类似的功能，那么，上海其他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性服务难题就会全面破解。

第三，它成为体制改革的探寻仪，而且这种探寻完全能够落地。上海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实行较长时间了，体制的有效性显而易见。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深度推进，这个体制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最大的不足是：基层社会管理的神经末梢问题多多。譬如，物业与业委会、居民与居委会、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城中村”与“商务楼”乃至驻区单位与社区等关系错综复杂、矛盾累积。“白领驿家”为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全新思路，即通过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在“二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内增加一个“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发挥基层群众作为基层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形成基层社会“自治为主、管理为辅”的新格局，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就可以消化在新体制中。

3.提高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在基层的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肩负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服务型政党，其基础性条件是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服务型党组织。如何确保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科学性，防止和避免党建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呢？“白领驿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遵循三个基本规律：

一要注重服务载体与服务对象的匹配性。一些基层的服务载体比较泛化，“口号式”服务活动比较多，如“走基层、进万家、凝人心”等，缺乏能够形成长效机制的服务载体。“白领驿家”作为服务型社会团体，其服务载体与白领群体紧密契合，从而在服务白领生活方式中引领价值取向。由此推及，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出发，倒推出创建不同的服务载体，增强基层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和覆盖面。

二要注重社会组织活动方式与党组织建制方式的对应性。基层社会各种组织的活动方式丰富多样，并且很难像体制内的组织那样进行刚性管理和强制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党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白领驿家”作为社会团体，其活动内容和方式呈现多样化特点，静安区把党组织建在“白领驿家”（党总支）及其活动社团（党支部），使党组织随社团而生、融活动而行，成为“活动型”党组织，这样的党建建制灵活多样，适合白领活动方式，作用的发挥就贴切自然、到位有效。这样的“活动型党组织”，实际上就是服务型党组织，完全可以在基层社会推而广之。

三要注重基层社会管理价值与基层服务型党建价值的融合性。基层社会管理的价值在于：培育国家所赖以存在发展的健康社会因子，保证基层社会稳定和谐、基层民生事业发展。基层服务型党建的价值必须与此同向，服务健康社会因子的培育，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白领驿家”的成功，不在于强化“执政”两个字在白领头脑中的存在，而在于让白领从享受服务中体验执政党的宗旨和纲领，从而向往成为其中的一员。价值认同，应该是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服务型党建成功契合的黏合剂。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新要求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开启传统型执政党向现代型执政党的战略转型。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创新和基层服务型党建的实践，是这个战略转型中的基础性环节，只能做好，不能做歪。“白领驿家”深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