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及其成因论析

【摘要】贪污贿赂乃中国封建社会吏治腐败之集中表现，亦是官员经济犯罪之主要形式。本文从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之主要特征、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之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因素三个方面，简析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及其深刻成因。

【关键词】清前期：一、二品官员：贪污贿赂；吏治腐败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16—6

贪污是中国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集中表现，亦是官员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从秦汉以迄明清，历代中央王朝基于维护统治、安民固邦的政治目的，皆曾制订、实行过反贪倡廉、整饬吏治的制度法规，甚至不惜采取剥皮实草、镣足治事等严酷手段重刑惩贪，但其结果大多收效甚微，不尽人意，甚至出现惩贪愈酷，“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之态势。笔者参酌相关文献资料，就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及其成因问题略作论析。

一、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之主要特征

官吏贪污犯罪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政治现象和历史上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皆有。与此前诸朝相较，清前期官吏贪污犯罪有下述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官吏贪污犯罪问题于清朝前期即已非常严重，并贯穿于有清一代之始终。历史上，清以前诸朝代虽亦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吏贪污、贿赂等吏治腐败的问题，但贪官污吏大量涌现及吏治大面积的严重腐败，则往往出现于王朝中衰期和王朝末期。然而，清朝官吏贪污及吏治腐败的问题却自清初顺治年间即已严重存在，并在其鼎盛浮华的乾隆盛世相当严重。据统计，清前期一、二品高官贪污犯罪案件，顺治年间6起，康熙年间9起，雍正年间4起，乾隆年间14起，嘉庆年问4起，确实贯穿于整个清前期。又，清初仅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七年（1660）的9年间，经皇帝亲自批处的官员侵贪案件即有44起，其中由皇帝颁发谕旨亲自查处的督抚大吏即有江宁巡抚土宝国（顺治八年），恭顺侯、太子太保、漕运总督吴惟华（顺治九年），江南按察使卢慎言（顺治十五年），山东巡抚耿淳（顺治十六年）等。又据对清代档案的粗略统计，清前期查处的督抚等封疆大吏侵贪案件，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总共10余起，乾隆一朝则高达29起，其中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十四年的44年间17起，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六十年的16年间12起，说明乾隆盛世确为清廷官场贪贿案件高发之期。对此，时人于概叹之余即尖锐指出：“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

第二，一、二品官员因位高权重，其贪污犯罪活动往往具有负面之示范带头效应，遂成清代官场吏治腐败、贪污贿赂风行之渊薮。据统计，有清一代，朝廷惩处的中央、地方一、二品满汉军政大员经济犯罪案件共计109件，处理一、二品大员132人，其中文官98人，占74.2%；地方封疆大吏109人，占82.6%。其所犯经济罪行主要有侵贪、受（索）贿、克扣、勒派、挪用等。涉案之一、二品大员中，既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央高官，亦有地方督、抚、藩、臬、学政等封疆大吏，也有将军、总兵、提督、都统等军队高级将领，以及钦差等朝廷遣使官员。这些一、二品大员因身居要职，掌握重权，手下有一大帮幕僚、属吏，负有“端己率属”的领导责任，因而一旦贪污犯罪，一方面，将产生上行下效的负面带头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亦需借助家人、仆隶、同僚、属吏等人脉网络上下勾结，才容易贪污贿赂，营私舞弊，尤其一些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往往由是酿成一、二品高官与家人、幕僚、属吏相互勾结共同贪污贿赂的集体犯罪大案。其尤为典型者，如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值望于甘肃布政使任内伙同他人冒赈并贪污受贿银三百余万两大案。此案共牵连浙江、甘肃等省督、抚、司、道、府、州、县大小官员210余人，包括前任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廷瓒、福明安，甘肃按察使福宁、道员诺明阿、观亮，兰州知府蒋全迪等多名高官均涉案落马。朝廷于查案中还发现，王值望任职甘省期间，甘肃全省十之四五的府、州、县官员，均是通过向王行贿走后门而得以升官或保留原任官职的，故当时甘肃官场流行之“一千两见面，二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的权钱交易潜规则，已成为公开之秘密。因此案牵涉官员太多并且贪污贿赂数额巨大，若按清朝官吏贪污数额在一千两以上即判处死刑或死缓的律例，涉案官员多半应处以斩立决之极刑，朝廷不得不网开一面，放宽尺度，变通为贪污银二万两及以上者处斩立决；贪污银一万两以上不足二万两者处斩监候，待秋后再酌情处决；贪污银一千两以上一万两以下者处斩监候。即便如此，104名贪污额在银一千两以上犯官，仍有58人被处死，46人因曾剿匪守土有功被发往黑龙江充苦役，10名贪污银一千两以下犯官被处杖一百，流三千里或发往新疆等边地，20名犯官被革职抄家并追罚银两，28名犯官革职留用并追罚银两，8年之内无过错方可恢复原官职及俸秩，15名犯官被关押并抄家。此外，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勒索下属官员案牵连官员56人，乾隆三十七年云南布政使钱度贪污案牵连官员37人，乾隆四十七年，都统索诺穆策凌虚报粮价贪污中饱并受贿案牵连乌鲁木齐各州县在（离）任州、县官员近30人，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贪黩勒索案牵连该省府、州、县官员70余人等，均属当时轰动朝野之一、二品高官带头贪污犯罪而牵连大小官员集体贪贿腐败的大案。

二、清前期官员贪污犯罪之制度性因素

不可否认，清代丰富而完备之典章制度与律例法规，对惩治贪官污吏，遏止官场贪污贿赂等吏治腐败风气，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与积极作用。然而在另一方面，清朝的某些规章制度，客观上也具有助长官场贪污贿赂、吏治腐败之政风的负面影响与消极作用，其中影响尤著者，莫过于薄俸、罚俸、捐纳等三项事关官吏生计之规章制度。

第一，薄俸。清承明制，内外文武百官均实行薄俸。即使位极人臣的正从一品大员，年薪亦仅俸银180两和禄米90石，正从二品大员俸银155两和禄米77.5石，正从三品官员俸银130两和禄米65石……如是逐级递减，至从九品及未人流官吏，仅俸银31.52两和禄米15.75石。时人曾就此算账指出，清代州县官日常必须开销之费用（包括支付幕僚薪金、伙食费、日费、招待费等），每年至少需银5000两至10000两。若以知县七品官秩禄（俸银45两、禄米22.5石）而论，“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实际上，朝廷亦知如此微薄俸银、禄米，显然很难满足官员日常用度，因而利用雍正年间实行火耗归公财政改革之机推行养廉银制度，规定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为总督每年1 3000两至20000两，巡抚每年10000两至15000两，布政使5000两至9000两，按察使3000两至8000两，道员1500两～6000两，知府800两至4000两，知州500两～2000两，知县400两至2000两。京官养廉银由国库拨帑支付，因而大大少于地方官。佐贰官虽亦均有养廉银，但数目与正印官相差甚远。但即便有了养廉银，清代官员从朝廷合法、正当途径所得之经济收入还是太少，仍然难敷其日常用度。即如总督，仅其家眷生活费用一项开支，每年即需银5000两至10000两，方可“稍宽裕”。设若加上幕僚之薪酬，朝廷指令性的“摊捐”，官场上送往迎来之宴饮、馈赠及定期馈送京中各官之“冰敬”、“炭敬”等花费，其俸禄及养廉银等正当、合法收入，远远不敷其实际支出。故时人叹说：“今州县廉俸多者千两，少者五六百两，以至延请幕友尚虑不敷，加以养父母蓄妻子，仆役之工饩，差使之往来，上司之应酬，亲友同幕之赠送，皆人情世势之所不能已者。”这些费用开销，“准之廉俸不吝数倍矣。况以捐派，一年之间为数无定，区区州县岂有点金术耶？”由是清朝官员遂“缓则敲筋炙髓，取之于民；急则剜肉补疮，而盗之于库”。走入横征暴敛民众，贪污侵盗国库之经济犯罪道路。

第二，罚俸。清前期诸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精明强干，励精图治，因而对官员严厉监察、督查，其监察组织系统多元，信息网络十分严密，既要求“廷臣纠察督抚”，亦谕令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密陈奏事”，以求“内外相制”，互相纠弹。朝廷由是“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抄。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政风所及，殃及督、抚、府、州、县等地方官员，致其“簿书文报之间，苛责不暇，稍一强项，议已随其后矣”。“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清制，官员一旦犯事或有过失，既须承担相应之刑事、行政处分，亦要接受罚俸、查抄家产等严厉的经济惩罚。故时人感叹日：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公捐，有名无实，百不一存。面临经济收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势有迫于无可逃而其用实无所从出”的财政经济困境，官吏们遂力求于“廉俸而外一思展拓”，干起了贪污侵盗、索取贿赂、盘剥民众等种种经济犯罪活动，并且“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清代官场贪污贿赂之政风由是愈演愈烈，吏治腐败之势愈益不可遏止。

第三，捐纳。“捐纳”乃中国古代以朝廷名义卖官买官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本义为“捐赀纳粟以换取官职、官衔”。此制始于秦汉，其后历朝均有所实行。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朝廷因战事方殷，用兵孔急而军费、财政支出缺口甚大，始开捐纳之制，鼓励官民踊跃“捐纳”以获取官衔、加级、记录等虚衔来提高社会地位，荣耀自身及家族。雍正、乾隆以后，清朝继续实行捐纳之制，并扩展其内涵，一是将捐纳所得纳人国家财政正项收入，明订价格而公开卖官买官；二是将捐纳分为捐虚衔、加级、记录之“常捐”和捐实官之“大捐”两种类型。对之，邓之诚先生概言道：“雍乾以后，踵行捐例，由户部贵州司捐纳房主之，日常捐，如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之类。大捐则实官捐也。开捐之日多，停止之日少。多事之秋，军需、河工、赈济，皆取给于实官捐。京官可捐至郎中，外官至道员，武官至参将……其欠饷移奖，报效叙官者，尚不在此列。”据对康、雍两朝254名官员出仕途径分析统计，其中有90名官员系由捐纳之途进入官场，占总数的35.43%，仅低于由科举途径踏入仕途之进士（88人）、举人（23人）的合计比例（44.44%）。又据统计，清中叶道光一朝仅捐纳之监生即达32万人之多，为同期进士总人数的32倍，举人总人数的5倍还多。捐纳制度的实质不仅仅在于把官场当作了交易市场——朝廷以广开财源之名义成为卖官者，捐纳者则以报效国家之名义成了买官者，捐纳者遂因之将做官从政看做是一种投资活动，一盘生意买卖，“出任之始，先论一利字”。“及相率抵任……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任官期间则大肆贪污索贿，搜括财赋，渔肉民众，以期尽快收回投资，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故，以研究清代捐纳制度著名之前辈学者许大龄先生总结称：“夫天下事，未有有百利而无一弊者，况弊多而利少如捐纳者乎。以言筹饷，得有偿失。以言政治，则收效少而贻害多。若夫满族由捐纳而遂其贪污，因致吏治不修，……则尤可玩味者也。”

三、清前期官吏贪污犯罪之非制度因素

规章制度本由人所制定，自然亦需人来贯彻执行。中国传统社会乃典型“人治”社会。在皇权至上、权大于法的政治思维及社会文化环境下，有法不依，规章制度不能切实贯彻执行或于贯彻执行中走样变形，皆为见惯不惊之常事，亦为封建政治生活中仿若无形实则影响甚巨之非制度性因素。清前期朝廷处理官吏贪污罪案之非制度性因素中影响尤著者，有下述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清帝对官员贪污贿赂多持同情、包容之态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皇帝乃居于顶层之最高统治者，故其对官员贪污腐败问题的立场与态度，直接影响朝廷反贪倡廉、惩治贪贿之吏治政略至关重要之因素。而概观清前期诸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于处理官员贪污贿赂、吏治腐败问题之政略，皆表现出前期严厉苛责，中后期转向同情、宽容之立场与态度的演变趋向。其典型者莫过康熙帝，他于执政前期，曾力主“治国莫要于惩贪”，“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务”，并大唱“居官者以清廉为尚”高调。然自康熙四十年即他年近50岁以后，则一改此前严厉惩贪之立场与态度，多次发表同情、包容官员贪污贿赂之言论，主张“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声称“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也”，“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康熙帝认为：“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其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以苛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在他看来，“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并深谙世故地指示：“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供应甚多，故于正项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属私事。”“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即如州县一分火耗，亦法所不应取，寻常交际—二十金，亦法所不应受，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他还强调指出，即使是清廉官员，亦难免落人收受他人馈赠之陈规惯例之俗套。“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即如大学士肖永藻之清廉，中外皆知，前任两广巡抚时，果一尘不染乎？”他因而面谕中外臣僚指示权宜策略说：“凡外吏居官者虽清廉，然地方些微火耗，其势不能不取。”“巡抚与司道官等不同，若贪财好利，厚载而归，诚为非道。但应得之物，亦宜取为赏兵之需。身为封疆大臣，而室中萧然无一物可以与人，亦非大臣所宜。”“假令肖永藻自谓清官，亦效人布衣蔬食，朕亦将薄其为人矣。”或正是基于同样之考虑，乾隆帝对官员贪污贿赂之经济犯罪，亦采取“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睁眼闭眼、不告不究之驼鸟策略。因而，在乾隆帝的庇护下，大臣富勒浑侵贪案发后，不仅恩免，而且竟获“恩释”。另一亲信大臣盛柱多次因贪污案件而被革职、解任，最后仍升任内务府大臣。因是之故，后人遂分析指出：“乾隆所诛督抚，皆事已不可掩覆者，其由罚款而不问，或弥缝无迹者，不可胜数。”

第二，朝廷惩治犯罪贪官时亦往往从宽、从轻，自降规格。既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对官吏贪污犯罪表示了同情与包容，朝廷于处理贪贿案件、惩治犯罪官员时，亦往往迎合、秉承帝旨，采取高高举起，轻轻打下的惩处治罪方略，特别是在处理一、二品高官贪污贿赂罪案时，一般都按照从轻、从宽之原则，降低惩治之律例标准与规格来论律用刑治罪，以示优容。这又成为助长清代官员贪污贿赂之又一非制度性的重要因素。

第三，以贪官查办、惩治贪官的人事方略犹如饮鸩止渴。其典型如乾隆帝宠信之近臣李侍尧、和坤等。乾隆四十五年，时任大学士、云贵总督之李侍尧因勒索下属官员钱财、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贪污等多项罪名被人举报告发，而主持查办此案的则是其后于嘉庆年间被揭露出来的清代最大贪官和坤。同时，由于此时李侍尧仍为乾隆帝宠信之近臣，因而非但未能按律斩立决，仅从轻判处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却于次年再次得到宽赦，由死缓改为降职之行政处分，以三品官出任陕甘总督，协助大学士阿桂查办另一贪官、浙江巡抚王檀望于甘肃任内冒赈贪污一案。李随后还曾辗转担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等要职。像乾隆帝这种任用贪官查办、惩治贪官的人事方略，充分显示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在执行法律规范时的极其随意，诚可谓清朝惩治官员贪污犯罪中非制度性因素的突出表现。若从更宏观的眼光看，它已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官场存在的贪污贿赂之风以及吏治腐败问题至清中叶时已带有普遍化、规模化、集团化犯罪等特征，昭示着秦汉以来，以皇权政治为核心的中国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于清代已进一步腐朽糜烂，这种政治体制不可避免走向没落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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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邹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