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移植”及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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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的十年苏维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奋斗进程中一个艰难而又亮丽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的十年苏维埃运动,是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移植”过来的,但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最早提出“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主张的是斯大林。率先在中国打出“苏维埃”旗帜的是毛泽东。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既有重大功绩,也有重大失误。历史的启示告诉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外国的体制、机制和经验,既要借鉴、吸纳,又要选择、慎取。重要的是建构和完善自身内生演化的体制和机制。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苏维埃运动;移植;演进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137-11
余伯流(1942—),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苏区史。(江西南昌330077)
一、最早提出“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主张的是斯大林
世界苏维埃运动源于苏俄。1905年的俄国革命就创建了“苏维埃”的政治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苏维埃运动”进行了一些探索。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二大提出,建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三大提出,“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是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苏维埃运动”的早期探索。这些探索,都是一些理念,而未付诸实践。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实践,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改变了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态度和看法后开始的。
先从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争论谈起。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就中国苏维埃运动曾发生过争论,主要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布哈林之间。争论的焦点是: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国民党、组织苏维埃政权。
托洛茨基认为:中共应退出国民党,独立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说:中国革命已到了“转变的时机”,“只有通过苏维埃把阶级的力量凝结起来,才能适应新的革命阶段”,“决不可迁就往日的组织和政治传统,即今天的国民党所允许的传统”。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中国革命提纲》中提出:中国“建立苏维埃口号的时期已经到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开始造成新的政权”。显然,在国共合作高潮期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就提出中共要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新政权,这种主张是不正确的,过早、过“左”了。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一次演说称:“1927年4月,一部分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组织苏维埃以推翻武汉国民党(托洛茨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反对派也要求立即组织苏维埃,然而这是为了支持武汉国民党,不是为了推翻它(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批评他们都要求在中国立即组织苏维埃是一件“蠢事”,并说“这种蠢事再蠢的人也想不出来”。[1](P291)也就是说,这两种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见都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反对“过早地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和汪精卫一时还没有“分共”。围绕着如何对待国民党,中国是否立即组织苏维埃政权问题,争论日趋激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仍然强烈主张中共应立即“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布哈林主张“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右派”,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巩固“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亲密合作”,而不是什么“建立苏维埃”。在这场争论中,正确主张与错误意见交织在一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认为不应对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这是正确的,但主张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又错了。斯大林过于强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这是一种失误,而不要急于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则是正确的。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全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否定了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直接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当前形势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这种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主张“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或那种实质上必然导致退出国民党的立场”。并认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主张暂时不必退出国民党,而又不支持武汉政府的态度,“同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一样蠢”,“实际上就是让右派夺去国民党的旗帜”。决议认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上层分子,就其阶级成分而论,不仅代表着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代表着一部分中产阶级。因此,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经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欠妥当的,因为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就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双重政权”,“直接在中国建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而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种基本条件。显然,在共产国际八次全会上,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失败,斯大林意见占据了上风,为共产国际所接受。在中国是否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上述判断、结论是正确的。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以后自甘在野党地位,帮助国民党夺取国家政权,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步步退让,尤其是在敏感的政权问题上。陈独秀一再声明中国共产党没有立即建立苏维埃的打算。“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个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为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 [2](P620)陈独秀一再提醒共产党人“不应当加入政权,恐怕这要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 [3](P697)。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在《汪陈联合宣言》中声称:“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4](P593)陈独秀以否认中国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为代价,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唯恐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妥协,在政权问题上一再退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公开表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取政权。”[4](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