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从“海”到“洋”
时间：2020-09-15 07:59: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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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钓鱼岛事件，中国海洋系统最近还经历了两件大事：其一，10月26日，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简称908专项）在北京通过验收；其二，9月29日，“科学”号科考船在青岛交付使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两件事情非同小可：前者宣告中国对近海的调查告一段落，后者则让中国的远洋科考如虎添翼。
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海洋科考的现实图景：近海尘埃落定，远洋已入中程，正在发力。
1958，从近岸开始
新中国的海洋科考，发端于1958年。
此前，囿于观念、设备和海上的安全现状，中国的海洋调查，仅限于海洋生物和海岛测量。活动的范围，也限于潮间带和近岸。
此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已逾百年：1872至1876年，英国“挑战者”号科考船完成首次环球考察。而中国的此类考察，要等到2006年。
1956年10月，国务院《1956年至1967年国家重点科学技术任务规划及基础科学规划》出炉，“海洋的综合调查与开发”为其核心。
此时，中国对海洋的重视，一为生产，二为国防，其中国防的意味犹浓。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频频袭扰中国的领海领空。仅1951年至1953年，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达7729批、32126次，军舰也屡屡驶入中国近海。御敌于领海之外，曾经是中国在很长一段内的军事战略。而要在海洋上御敌，就得先了解这片长期以来陌生的水域。国家海洋局前官员杨华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海洋调查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军事防御。
1957年，中国第一艘海洋科考船——“金星”号投入使用。这艘由美国建造的海轮，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从交通部无偿划拨给了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1959年更名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该研究室建造远洋科考船的申请，也在同年获批。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次海洋调查，以一种类似于“人民战争”的形式进行：所有的涉海部门——国家科委海洋小组、中科院、海军、水产部、交通部、中央气象局、高教部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调拨所有的船只、设备和人员。“一切都是无条件的，也是无偿的。”当年24岁、在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的王荣，也被抽调负责浮游生物的调查。
前后有1000多名队员参与了这次调查。由于人手不足，组织者还从大学甚至中学中选调了一批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考的骨干。
调查的环境非常艰苦。在北纬28度以北的广袤海域，除了“金星”号一艘调查船，其余的都是渔船、运输舰或者登陆舰。这些船上缺少基本的科考设备，好多船没有起吊设备，只好用手摇，网具重时，需要4个人摇，有时水兵也过来帮忙。而所谓的实验室，就是在鱼舱里搭几块木板。船晃得厉害时，木板就会散架。
到2004年中国再一次开展近海调查（908专项）时，调查设备和技术早已今非昔比。除了防止船被水流冲走的定位技术外，多波束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配备这种技术的科考船，从一片水域走过去，能将海底的地形地貌调查一清二楚。
908专项，是中国科考在40多年后对近海的回归。与40年前国防的出发点不同，这次经济和战略的意味更浓。中国前一段时间公布钓鱼岛领海基线，资料就来自于这次考察。
1958年科考，有时还会遇到“敌情”。最经常碰到的是美军侦察机，飞得很低，盘旋拍照。有的人胆小怕事，就叫人把船上的反美标语刷掉。当时的标语主要有两个，一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另一个是“收复台湾”。这种事，通常会作为没有骨气的例子，在队内通报批评。
在简陋的条件下，为了集中精力调研，普查队通常会约法三章，其中一条是不准谈恋爱。中科院海洋所的一位研究实习员与一位大学女学生互生好感，劝说不听，最后被通报批评，遣送回原单位。
基于当时的调查条件，这次调查的范围，限定在北纬28度以北的中国海域。广袤的南海没有纳入调查范围，台湾海峡也不在其中。
这次调查的项目，覆盖了气象、水文、物理、化学、地质和生物，同时对渔业资源做出评估。调查的成果，最终汇集成34册书。其中包括各种资料报表和原始记录9.2万多份、图表7万多幅、样品和标本1万多份。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这次海洋普查，被邻国越南看在眼里，他们也想效仿，并寻求中国帮忙。有些调查一线的科学家，被抽调与越南一起做“中越北部湾联合考察”。
进军南沙
在1958年调查中留下的南海空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被补上了。
这是一次循序渐进的考察，先是西沙，然后中沙，最后是南沙。断断续续持续了20多年。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李保田参与了这一过程。
1974年初，中越之间爆发了西沙海战。受海军之邀，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西沙—中沙及其附近海域海洋综合调查研究”，其目的，就是寻找南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
证据有很多。在永兴岛的一座小庙里，门额上“海不扬波”四个字仍清晰可见，庙门两侧的对联是“兄弟感灵应，孤魂得恩深”。
在西沙的东岛上，他们还遇到了几十头野牛。这些野牛并不“野”，《李准巡海记》对此有清晰的记载：1909年，时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奉命巡视南海，“留牲畜之种山羊、水牛雌雄各数头于岛”。
在东岛上还有一种叫白鲣的鸟，人不可碰雏鸟，否则成鸟就会放弃喂养，直至饿死。这些鸟，在宋代的古籍中也有记载。
相较1958年的近岸考察，这次考察已经远离大陆。据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清潮回忆，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科学家在船的后舱养了两条猪。
1977年，他们开着一条老调查船，去了南海中部的黄岩岛。有一些外国渔民在那里作业。他们看到中国的船舶很紧张。后来了解到，这些渔民是来采一种海螺，拿回国内卖个好价钱。
西沙、中沙考察完以后，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就提出来要不要去南沙做考察。
这时候，该所已经有了一艘3400吨的科考船，叫“实验3号”。与小吨位的科考船只能做单项调查不同，“实验3号”可以做水文、地质等综合性的调查。
1983年，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向有关部门写报告，申请去南沙科考，报告于次年获批。
同年，中国南海舰队第一次巡航南沙最南端的曾母暗沙。1984年7月，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船也到了曾母暗沙。当时他们有三艘船，“实验2号”和“实验3号”是该所的，还有一艘是水产部门的。
陈清潮回忆说，在这个争议频发的海域调查，心情很紧张。他们一两个小时就要和军方联络一次。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虽然看不见部队，但他们肯定就在附近。
1986年12月，中科院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一次南沙学术讨论会，提出把“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列入国家“七五”计划的科技专项，组成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考察队。考察队下面分4个课题组，从1987年开始对南沙正式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此时，另一队人马也在南沙。从1985年开始，国家海洋局组织了一批人在南沙考察，以为在此间建立海洋气象观测站做准备。
杨华庭是这次考察的副总指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有的队员在去南沙之前，要先在香港接受几天的培训，主要内容是在遇到敌情时如何自卫。
与1958年相似，这次科考也有“敌情”。杨华庭说，外国飞机会隔三差五来到上空盘旋一阵，但没有发生正面冲突。
中科院的考察重点有几个方面：一是为南沙划界提供方案；二是勘测曾母盆地和南沙的油气分布情况；三是南沙的水文气象。
这次考察初步探明，南沙石油总储量350亿吨、天然气10万亿立方米，是全球少有的海上油气富集区之一。另外，他们还提出了四个划界优选方案。
他们还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立了纪念碑，没有露出水面的礁坪，就放在礁坪的凹处。后来发现，放在凹处的考察碑有些被捞走了。为了鼓励渔民打捞这些考察碑，有的国家还设置了奖金。
这次科考在“七五” “八五” “九五” “十五”期间一直得到立项，共有40多个单位的600多人参与。其得到的数据资料，沿用至今。
海底“圈地”
1976年3月至5月，“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离开中国，驶往南太平洋海域。这是中国第一次远洋科考。此后的36年，中国的远洋科考共进行了26个航次。
“向阳红”的这个第一次，事实上“名不副实”。这两艘船的真正使命，是为中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提供远洋水文气象保障。为此，周恩来曾做过亲笔批示，把一艘远洋货轮改造成科考船。
此时，各国对大洋的争夺早已开始。1973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海底管理局筹委会，对国际海底资源进行管理。各国对海底资源的“圈地运动”陡然加剧。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些跨国财团已经圈定了一批有商业开发前景的多金属结核矿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总面积3.61亿平方公里的海洋，划分为国家管辖海域、公海和国际海底三类区域。国际海底区域面积约2.517亿平方公里，是地球表面积的49%。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战略金属资源，其中多金属核、富钴结壳和海底热液硫化物矿床等，已被公认为21世纪具有商业开发前景的资源。镍、钴、铜、锰等战略性多金属结核的总储量，分别高出陆上储量的几十倍到几千倍。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争得国际海底区域先驱投资者的资格，中国组织了多次多金属结核的调查，圈出远景矿区近40万平方公里。1991年，国际海底管理局将一块面积1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矿区批给中国。中国从中优选出7.5万平方公里，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合同。在这一矿区内，中国将拥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发权。
在现有的开采条件下，这一矿区年产量可达300万吨，能开采20年。
除了这块在太平洋的结核矿区，中国在印度洋海域还申请到一块面积1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多金属硫化物由海底热液作用形成，富含铜、铅、锌、金和银等金属，经济价值巨大，由于生长在海底比较恶劣的环境里，对于探索早期生命的起源也有借鉴。热液喷出时形似黑烟，状如烟囱，被业内称为“黑烟囱”。
中国对“黑烟囱”的考察颇有心得。从2003年开始，在不到10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发现了10多处“黑烟囱”。而从1979年世界上首次发现“黑烟囱”至今，全球报告的“黑烟囱”不过160余处。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朱永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黑烟囱”上建树丰硕，并没有什么独门秘笈，只是方法比较牢靠：一条缆绳一头系到船上，一头拽着拖曳，拖曳上装上摄像头放入深海。船像放风筝一样拽着缆绳航行，这时摄像头像手电筒一样探测海底，科学家在船里进行监控观测，凭借各种传感器数据和经验判断“烟囱”的存在。这种体验，有人称之为“在十几层楼的阳台上寻找地上的一根绣花针”。
紧俏的“船时”
远洋科考近些年发展迅猛，但随之催生了一个问题：考察船供不应求。
朱永灵说，中国目前真正胜任远洋综合科考的船只，据他所知只有5艘：“大洋1号”“海洋6号”“向阳红9号”“雪龙号”以及上文提及刚刚下水的“科学号”。由于“雪龙号”专跑南北极，跑远洋科考的，就只有剩下的4条船。
这远远不能满足远洋科考的需求。这在业内有一个说法，叫“船时”不足。朱永灵说，“船时”就是船舶用于科考的时间。形象一点说，就是科考船有没有“档期”。
现在的现实是，很多的科考项目排在那儿，就是等不到科考船的“档期”。为了约“船时”，有些项目要等很长时间。朱永灵说，有些科考船还没腾出手来，项目已经在那儿排队了。
除了船的数量不足，这里面还有个体制问题。中国的科考船，主管部门有多家，除了国家海洋局和中科院，还有水产、地质等多个部门。这种分散的管理体制，不利于科考船的统筹安排。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科考船，现在有一个通常的做法，叫“人休船不休”。即一个航段结束以后，上一个项目的科学家下船，下一个项目的科学家上船，同一条船带他们开始下一个航段。2010年底，“大洋一号”有一个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次，历时369天，经历9个航段，先后有218名科考队员在船上进行了科考实验。一位专家说，与国外的科考船相比，中国的科考船要“累”很多。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船时，现在有一个做法开始流行，叫“分享船时”。比如一个项目要去太平洋，如果就它自己去，不仅船时很难约，成本也很高，如果还有其他的项目也去太平洋，就可以搭伴前行，不仅不需要苦等船时，也节省了成本。
从2009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开始试点这一做法。它把所有由其资助的去同一个区域的科考项目集中起来，然后去与船主谈费用和路线。
朱永灵说，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科考船短缺的状况很难解决。据他了解，现在国家发改委立项的科考船，一个是“雪龙二号”，一个是“大洋二号”，还有一条载人潜水的船。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
黄岩岛、钓鱼岛等事件的发生，也可能会对科考船的指标产生影响。一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发改委每年会给海洋局一个造船配额，但对这些船做何用途并不详细过问。而在黄岩岛、钓鱼岛事件发生后，海洋局的造船指标就会向海监船倾斜。
一条科考船，从申报到下水，中间要经过很多个环节：首先，用船单位报给国家海洋局，后者报给发改委。拿到指标后，先有一个初步的设计，然后全球招标，中标后再有一个详细的设计，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朱永灵说，这一趟程序走下来，没有4到5年拿不下来。
鉴此，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开始尝试一种与民间共建的模式，即民营资本出钱造船，研究机构出钱买设备，船和设备同时建造安装，建好的科考船归双方共有。按这种模式建造船只，1年半就能下水。朱永灵说，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与温州民营资本合建的科考船，明年就能下水。
私人资本通过承担研究所的项目，收回投资，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朱永灵说，共建的一个关键，是找到一个有长远眼光的合作伙伴：一艘科考船的投入在一到两个亿，而它一天的运营成本加起来，则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