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历史贡献

[摘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文艺界开始了初步的拨乱反正，但在若干文艺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文艺工作做出整体肯定的评价，初步回答了当时亟须解决的若干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方针，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继续和完成，以及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指导，成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关键词]新时期文艺邓小平祝词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祝词（下文简称“《祝词》”）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首次对我国文艺工作发表的较为系统、全面的讲话，也是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观点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祝词》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道，“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1]p2150。《祝词》发表之时，正值我国文艺界经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创伤后开始进行初步拨乱反正，但仍在一些重大文艺理论问题上存在争论。《祝词》的发表初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从而推动了之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对文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文艺领域拨乱反正中的争论

“文革”期间，文艺领域成为“重灾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被废除[2]p62-65，文艺彻底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属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事业被全盘否定，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到“文革”结束时，我国文艺领域一片萧条。

1977年8月至11月，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科技界对“两个估计”①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从而突破了“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促进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1977年10月5日文化部理论组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为标志，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拉开了序幕。到《祝词》发表前，文艺领域进行了初步拨乱反正，但仍在以下两个文艺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争论。

（一）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是文艺领域拨乱反正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产生的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诬蔑我国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3]。“文革”结束后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其进行彻底否定。在《祝词》发表前，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始终存在着不同声音。

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茅盾、刘白羽等文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这是文艺界第一次公开声讨“文艺黑线专政论”。然而迫于压力，会后的报道中提出了“（文艺）黑线是有的”观点[4]p72。此后，虽然文艺界人士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发表文章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批判，但都不得不承认“文艺黑线”的存在。1978年10月20日，陈荒煤、张光年、李季等文艺界人士在《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上首次公开否定“文艺黑线”的存在。随后，1979年1月2日，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中国文联举办的迎新茶话会上首次代表官方公开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问题[5]p282。2月26日，在中宣部批准的文化部党组关于为文化部平反的决定中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黑线代表人物”。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求报告》，正式撤销纪要，至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被彻底否定。

“文革”结束后，文艺领域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也在“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彻底否定后开始加快。1979年3月底，“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出的《联合通知》下发到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对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并切实落实政策、妥善处理善后问题[6]。此后，全国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大大加快。北京、上海等文艺界人士聚集的地区相继为一批“文革”中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平反。例如，1979年3月2日，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平反，并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其主要作品，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等也先后重新出版。其他在“文革”中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也得以解禁。1979年6月7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公开为一大批蒙冤的文艺工作者和被禁的文艺作品平反，例如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的《杜子美还家》等文学作品，《聂耳》《林则徐》等电影，《白蛇传》《秦香莲》等戏曲剧目，以及丰子恺、林风眠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

（二）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确定和调整文艺政策的重要基础。“文革”中，文艺彻底成为“政治的奴仆”[3]p324。“文革”结束后，文艺界呼吁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进行调整，重新恢复“双百”方针，重建艺术民主与自由。

1977年12月，华国锋在为《人民文学》的题词中重提贯彻“双百”方针。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双百”方针写入宪法，标志着“双百”方针被重新确立。随着“双百”方针的重新确立，文艺界热切期望重建艺术民主。例如，1978年6月，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就力求通过设置专栏、发表文章的方式来推动文坛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氛围的实现。为了营造良好的艺术民主氛围，胡耀邦在1979年1月指出，要通过学习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促进文艺民主和理论民主的实现[7]p10。于是，1979年2月4日的《人民日报》、1979年第2期的《文艺报》和1979年第1期的《电影艺术》同时重新发表了周恩来的这篇讲话。此后，文艺界举行多次座谈会重新学习讲话，力求以此来推动在全社会营造宽松、民主的艺术氛围[8]。

日渐民主的艺术氛围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解放，也带来了由“伤痕文学”所引发的争论。“伤痕文学”是指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文革”后出现的一批作家对于“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带来的创伤进行揭露、反思的文学作品的统称。伤痕文学出现后得到了文艺界大多数的支持，但也引起了一些不满和非议。其实质是关于文艺应为政治服务进行“歌颂”，还是应反映社会现实进行“暴露”的争论。

1979年6月，《河北文艺》发表的文章《“歌德”与“缺德”》（以下简称“《歌》文”）认为文艺工作者应“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并对“伤痕文学”进行了过火的政治批判[9]p9。《歌》文发表后各主要媒体和文艺组织纷纷发表文章、举行座谈会，对《歌》文进行批评，认为其是“‘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10]，是“操起棍子准备打人”[11]、“貌似正确的谬论”[12]。但也有人赞同《歌》文的观点，认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甚至会出现1957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

这场争论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在他的倡导下，1979年9月4日至6日，中宣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包括《歌》文作者在内的2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胡耀邦在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歌》文的缺点就在于其与“双百”方针、与“文革”结束以来的文艺方针相违背。对于《歌》文的作者应诚恳地教育、帮助。他还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共对于文艺争论的态度。此后这场争论逐渐平息。

总之，《祝词》发表之前，我国的文艺事业虽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但在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和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亟须来自官方的系统的、权威的回答。

二、文代会《祝词》的主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胡耀邦等人的积极推动下，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得以加快。1979年5月底6月初，第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成立，周扬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此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周扬主持筹备工作后开始精心组织准备大会主题报告和邓小平的《祝词》。起初由顾骧、唐因、刘再复参与《祝词》起草并完成一稿，但三人写成的稿子没有被采用。之后起草的《祝词》初稿完成后被分送征求意见时，周扬表示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其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祝词》初稿又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由胡乔木进行了修改，直至定稿。

《祝词》既对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和如何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同时指出了今后我国文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对文艺领域拨乱反正中争论问题的回答。在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时，《祝词》再次否定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间我国的文艺路线和文艺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祝词》高度评价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并认为我国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是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的[13]p209。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存在的关于“文艺黑线”的观点，从总体上肯定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包括“伤痕文学”在内的文艺作品和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地位作用的相关认识。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祝词》指出文艺与政治既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更不是截然分开的对立关系。《祝词》中不再提“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指出文艺发展应追求形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而不应单调刻板地从属于直接、具体的政治任务。同时应反对“文艺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强调文艺不能成为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中楼阁”，要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来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

《祝词》对政治与文艺关系辩证认识的阐述，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成为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基础”[14]p76-79。《祝词》在这里实际上也回答了“文艺是否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一问题，即“暴露”与“歌颂”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文艺作品要能带给人以教育、启发和美的享受，要能引导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能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就要求文艺工作承担起社会责任、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同时应主要致力于反映、讴歌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伟大创造。

（二）对新时期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希望和要求。《祝词》在继承中共关于文艺工作的正确方针、路线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如何实现文艺事业自身更好地发展，以及中共应如何更好地领导文艺工作两个角度，提出了文艺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祝词》从文艺的发展方向、文艺工作者的提高进步和文艺队伍的自身建设三个层面，对文艺事业如何实现更好地发展提出了希望：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要继续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方向，以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更应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鼓励创新和多样化。此外，在文艺评论和文艺批评中，文艺工作者之间要开展友好的、同志式的文艺批评和讨论，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3]p212。而文艺作品的成就与价值，根本上来说应由人民来评定。这就为避免出现过火的、上纲上线的文艺批判提供了政策保证，也为解决文艺领域的争论提供了准绳。对于文艺工作者，首先，文艺工作者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作品应精益求精，应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并坚决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其次，文艺工作者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深入群众、向人民请教的途径，来充实、提高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13]p211；再次，文艺工作者要努力钻研，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能力。对于我国的文艺队伍建设，提出要加强文艺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在新时期中共应何更好地领导文艺工作，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15]。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在《祝词》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阐明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首先，也是根本的一点，便是按照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来领导文艺工作。具体的文艺创作过程，“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能发号施令、横加干涉，“衙门作风必须抛弃”[13]p213。其次，要提倡与文艺工作者平等交换意见，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再次，应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并对其提供物质支持。

邓小平在《祝词》中关于党应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表述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共鸣。根据当时的报道记载，当邓小平讲到这一部分时，得到代表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们认为，文艺工作者应接受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者应与文艺工作者平等交换意见，“不要把文艺批评当做政治判决”[15]。

三、《祝词》对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深远影响

《祝词》发表后得到了第四次文代会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在会议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祝词》被认为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必须坚决的贯彻执行”[16]p117。第四次文代会闭幕后，中共中央以《祝词》为基础，对文艺政策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并在之后的历次中共主要领导人关于文艺发展的讲话中，都继承和发展了《祝词》的主要观点。主要体现在对“双百”方针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强调和发展中。

（一）为“双百”方针的进一步明确和执行指明了方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干部会议讲话”）中进一步丰富了《祝词》的主要观点。讲话明确了文艺政策的调整方向：保障“创作自由”，摆正中共的领导与文艺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坚持安定团结。为此，一方面不应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另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应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人民、国家和党的利益以及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坚持“双百”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间是完全一致的[13]p256。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对若干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以《祝词》为基础，对文艺发展规律和中共应如何发挥领导作用进行了阐述。他同时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中虽然“歌颂和暴露都是需要的”[17]p577，但文艺工作者应正确对待社会阴暗面，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1981年1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取消四项基本原则”[18]p203。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宣读了中央书记处对大会的“祝词”。“祝词”中提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及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此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中，也都坚持并发展了《祝词》中的主要观点，指出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以艺术实践和平等的争鸣作为文艺评判的标准[1]p2153。同时，文艺工作者应坚持正确方向，增强社会责任感[19]p617，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20]。

（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1980年1月16日的干部会议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但文艺不可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13]p255-256。邓小平在《祝词》和干部会议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科学论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0年2月21日，周扬在剧本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率先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实际是对《祝词》中提出的文艺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发展。之后这一口号得到了文艺主管部门的认可。同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期刊编辑会议上，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应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同。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根本目的和总任务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立为文艺事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21]p2126。

1996年12月，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祝词》发表后不再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决策。同时还继承了《祝词》的观点，认为文艺工作中“所谓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1]p2154，文艺工作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应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和“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19]p618。2014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

总之，《祝词》的发表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在《祝词》指导下，我国文艺事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文艺的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各类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1]p2148。○

注释：

①“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由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和定稿的会议纪要中提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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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嵩，赵尊党.他们在描绘文艺复兴的蓝图[N].北京日报，1979-11-13.

[16]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N].人民日报，2014-10-16.

[2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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