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的思考

[摘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气势磅礴的红色经典，参与《东方红》创作演出的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不仅创造出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而且培育出一大批德艺双馨的革命文化人才。五四文化的熏陶、延安文化的影响和新中国文化思想的哺育，是《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的必要条件;创作演出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指导，演职人员的军事化管理训练和社会环境的有力助推，对《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有特殊的意义。参与《东方红》创作的演职人员在文艺舞台上，持久地展示着革命文化人的形象，持续地发挥着经典文化人的作用。总结思考《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规律，对于今天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建设规律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综合歌曲、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大型文艺作品，真切地展示了中国革命的恢宏历程和伟大精神。《东方红》是3000多名新中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及群众文艺骨干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成功创作的历史性巨作。自1964年《东方红》公演至今，这批德艺双馨的革命文化人才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文艺舞台，持续地发挥着他们的经典性的示范作用。认真总结和思考《东方红》人才队伍成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的成长背景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作完成的，反映了革命年代的社会状况和精神面貌。创作者的思想认识、艺术情感、价值追求，受到五四文化、延安文化、新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一同构成他们成长的宏大背景。

（一）五四文化传统的熏陶。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1]p32。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2]p698。新文化运动参加者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1]P32。但在五四运动后，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2]p698。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2]p700，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p700。五四运动不仅书写了新的历史华章，而且为中国知识界营造了崭新的文化氛围，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孕育了爱国奋斗、忘我献身、不断创新等“五四精神”。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真理，“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3]p301，不惜个人的荣辱生死和社会偏见的嘲弄毁誉，与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势力进行了顽强抗争。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现代世界进步中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的凝结。《东方红》创作演出队伍中的许多人，包括周扬、陈亚丁、周巍峙等，都是出生并成长于“五四”前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五四精神已经植根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之中，并且将其融入《东方红》的创作演出之中。在《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的身上，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在谴责“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的背后那种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在期盼“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的背后那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作为《东方红》总导演的周恩来明确倡导：“我们提倡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在艺术上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4]这更是含蕴了五四精神的本质。可以说，在《东方红》人才队伍的身上，渗透着五四文化传统的深层熏陶。

（二）延安文化传统的影响。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培养与成才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发展的政策方针。毛泽东在系统研究“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历史经验和根据地的文艺现状之后，亲自领导了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5]p680-681。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让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认清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明确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并在艰苦的生活战斗环境中锻炼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

参加《东方红》创作演出的队伍中，有的骨干人员直接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讲话》精神的引导和鼓舞下，开始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坚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立场的。在排演《东方红》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创作演出人员走进各革命根据地，去体验生活，挖掘革命文化素材，寻求革命历史根源，这使他们能够从思想上和情感上真切地体会《讲话》的精神实质，从历史的、民族的高度激发创作热情。《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感受着“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背井离乡”的民族苦难，体会着“高举民族解放大旗，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的神圣使命，体验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和“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的宏大气势。在他们身上饱含着“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的神韵，经受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延安文化传统的影响。

（三）新中国文化思想的哺育。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础，借助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成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成了广大知识分子成长进步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6]p426，但都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中国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在1956年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知识，发现新的道理”[7]P60。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工作者，面对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形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革命奋斗历史，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社会氛围。

参加《东方红》创作演出的人员中，无论是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还是成长于新社会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都在新中国火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经受了锻炼，在社会实践中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无限生机，他们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融入《东方红》的创作演出之中，让《东方红》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带有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主义的崭新气象。这些创作演出人员，亲眼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英雄的祖国屹立在东方，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他们用自己真切的情感祝愿“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在这些《东方红》创作演出者的身上，洒满了新中国文化思想的阳光。

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的培养教育

排练演出一部大型文艺作品，培养锻炼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这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重大贡献。在排练演出《东方红》过程中，这支队伍得到极大锻炼，他们不断提升专业素养，逐渐成为能吃苦、守纪律、讲原则、有信念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能获得这样巨大的人才培养成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的教育指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国家层面组织的集体创作，是宣传党的光辉历史、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的一次重要文艺实践。它是一部体现着毛主席的关怀，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反映着文艺界领导人的引领的文艺作品。

《东方红》的创作演出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准则进行的，真实反映着革命群众的生活、革命群众的形象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对《东方红》非常关心，不仅观看《东方红》的演出，还与演职人员进行了亲切会面。毛泽东用他那饱满的革命热情、磅礴的革命气势鼓舞着演职人员，这成为很多人一生的动力。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回忆说：“当年我是唯一一个跟毛主席握手的演员！”“毛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8]

周恩来对新中国的文艺人才始终高度关注，并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他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世界革命理想。这样才能够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意气风发。有了这样的气魄，才能产生出好作品。”[9]p152在指导《东方红》创作排练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把文艺人才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他不仅经常深入排练现场详细指导工作，还专门为全体创作演出人员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党史报告，这使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也以领导人和专家的双重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和专业能力来直接教育和影响演职人员。著名歌唱家邓玉华回忆：“我既接受了党史的教育，又参加了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演出，尤其对我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影响很大，从此我坚定了这样一个方向：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向雷锋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10]p197许多参与《东方红》创作演出的人后来都有动情的回忆，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的教育指导几乎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艺术事业。

（二）排练演出过程中严格的教育训练。整个大歌舞的演出，是歌颂中国革命的，歌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东方红》坚持了政治第一、思想第一的原则，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很好地统一了起来，使全体创作演出人员深刻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教育。这些参演人员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演出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岗位纷纷在毛主席的肖像前宣誓：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教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心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10月，观看《东方红》演出的大学生胡锦涛深受启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观后感：“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它赋予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东方红》演出过程还强调战斗化和纪律性。“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革命派，即首先要进行人的革命，然后才能出现艺术的革命。”[11]《东方红》排练和演出都是军事化管理，无论演员还是场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虽然参与人员多达3000多人，但是从不乱场，场面井然有序，程序清楚高效。当时，《东方红》每次排练前后都站队、点名，所以排练的过程对参演人员是一种间接的军队训练，提高了效率和组织纪律性。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国贵宾都观看了此次演出。演出期间，一名外国记者被如此庞大的演出队伍能做到井然有序深深地震撼了，由衷地感叹道：“真是从未见过的奇迹！”正是这种军队化的训练，才使《东方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上演，并培养了一批有组织有纪律的文艺人才。

（三）社会环境带来的积极教育影响。1964年《东方红》诞生之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际上，一方面是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长期而激烈的论战，从两党之间的争论发展到两国之间的争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随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召回在华的1000多名专家，片面中止应聘来华专家900名，撕毁、废除了600多项协定、议定书、合同书和合作项目。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和压迫也还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国际上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出现新的形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某种疑虑。同时，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仍旧充满强烈的期待，在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党和国家又开始积极进行各项政策的调整，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调整，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周恩来强调：“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7]p348

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东方红》的创作演出人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国际主义的神圣使命，他们要通过《东方红》总结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传达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让那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获得鼓舞和激励，让那些霸权主义者看到新中国维护主权和尊严的坚定立场。这些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爱国主义的神圣使命，面对困境和压力，他们希望通过《东方红》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这些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宣传的神圣使命，他们需要借助《东方红》让人民群众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中，看到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希望。这种特定社会环境对《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的影响是巨大的，“所有参加这一大集体创作的同志，都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艰苦的劳动精神，坚韧的创造精神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12]。

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的后续贡献

在《东方红》响彻全中国之后，为这部史诗默默做出突出贡献的文艺人才也从未终止奋斗的脚步，他们今天仍活跃在舞台上继续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近5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综合性的主流文艺活动，都有《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的积极参与，并成为骨干和典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珍视和重视的人才培养和建设问题。

（一）为新中国未来文艺人才树立了典范形象。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东方红》就是把大家的意见都综合起来，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参与创作的人，上到国家总理，下到普通演职人员，每个人都以作品为主，都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思想贡献出来，从不计较名利，竭尽全力地搞好创作。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团结合作，才造就了这部不朽的经典作品，同时也造就了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杰出人才，为未来文艺人才成长树立了学习榜样。参与《东方红》创作演出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经过这次“淬炼”，社会责任、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都有重要提升，德艺双馨、真诚为人民服务成为他们的执著追求，他们不断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人的精神和人格魅力。

曾经和毛泽东亲切握手，受到周恩来热情鼓励的藏族演员才旦卓玛，在《东方红》演出后，听从周恩来的建议，没有留在北京或者上海而选择回到西藏，让自己的足迹和歌声遍及西藏各地。退休后的才旦卓玛曾动情地说：“我的成长，离不开革命老前辈的关怀，人民的支持。所以我要用我的歌声回馈大家。人退休了歌不能退休，在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歌声。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会不停地唱下去。”[13]郭兰英、王昆、胡松华等众多的《东方红》演出者，在赞美祖国和人民的歌声中，总是荡漾着“世界啊，我们来创造，压迫啊，我们来解除”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豪迈，他们站在舞台上，总是给人“云消雾散霞光闪，捧出红日照山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气派。他们的精神境界，成为新中国文艺人才的典范。他们的艺术追求为青年从艺者树立了有说服力的榜样，使德艺双馨也成为大多数青年文艺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标。这批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数十年来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为建设中国的文艺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都已载入中国音乐舞蹈史诗发展历程的史册。他们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精英，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二）为新中国未来文艺事业提供了骨干力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大型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经过《东方红》教育、培养和锻炼的一大批文艺人才，后来成为综合性文艺作品创作演出的骨干力量。《东方红》培育出的人才，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且有很高的思想道德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更加深刻，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东方红》创作组人员贺敬之说：“《东方红》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类题材的创作，从《东方红》以后再搞这一类群体性的大型歌舞，从中吸收了很多经验。但是《东方红》这个音乐舞蹈史诗给人的印象是最深的，是难以企及的。”[10]p45

《东方红》上演后好评如潮，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这类题材的创作。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产生了《椰林怒火》《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这些作品的创作演出几乎都有《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的积极参与，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型革命文艺创作的一个高潮。1984年，《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隆重上演，这部作品的许多演职人员当年都参加过《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成了《中国革命之歌》演职人员中的骨干力量。他们依旧按照周恩来在《东方红》中倡导的艺术与历史高度统一的创作原则，饱含热情地投身到这部新的史诗创作之中。正是在这支参演过《东方红》的有丰富经验的队伍的带领下，《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演出才达到了高质量、高水准，成为又一部真正的时代艺术珍品。2009年国庆期间首演的《复兴之路》，依旧有《东方红》创作演出者的有力支撑。在半个世纪的中国文艺舞台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演出，都有《东方红》人才队伍的参与，并作为骨干而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为新中国未来文化繁荣确立了价值取向。大型文艺作品对社会精神价值的影响往往是广泛而巨大的，而大型文艺作品创作演出队伍对社会精神价值的影响则是持久而深刻的。在文化繁荣、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公众文化艺术人物的精神价值引领作用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在一部分人心中的崇洋媚外恐美的文化心态，《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以优秀的民族艺术、高昂的社会主义激情，激发出人民群众的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资本和市场的冲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东方红》创作演出人员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坦荡无私的人格，激励着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当年陈亚丁介绍《东方红》创作演出情况时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在这部史诗中一定要大唱革命歌，大跳革命舞，大抒革命情，并以此对观众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和革命的前途教育，以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以磅礴的革命气势，去鼓舞观众。”[14]这是那个年代，《东方红》文艺队伍精神风貌和文化实践的真实写照。在电影拍摄完成后，司徒慧敏也说：“光辉的中国革命史实，使我们全体参加《东方红》电影摄制和表演工作者得到了启示，触发全体工作者革命的阶级激情。”[15]p37后来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回忆说：“我非常怀念那种精神，每个人都不计较，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毫无怨言。在参演过程中，我们同时接受了一次革命历史教育。我们从中汲取做人的道理，也汲取艺术成长需要的营养。”[8]应该说，《东方红》的重要历史功绩之一，就在于这支革命文化队伍坚定执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他们为后来中国的文艺创作和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年参演《东方红》的一些老艺术家，今天仍然活跃在文艺舞台上，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总是那样激越昂扬。在《东方红》中扮演彝族姑娘的邓玉华，仍始终不忘坚持为煤矿工人服务的方向，常年坚持下矿演出，真诚为煤矿工人服务，并在声乐艺术科学化、民族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进取。今年70岁的邓玉华还是那句话：“生命不息，歌唱不止。”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才队伍的形成、培养和历史性贡献，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总结，这对于我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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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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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恩来.艺术要不断创新和提高（1960年11月11日）[J].党的文献，1995（6）.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高峰，丁薇，李亮.艺术家深情回忆《东方红》[N].中国艺术报，2009-09-29.

[9]周恩来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黄卫星.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1]周恩来.文艺工作者要首先做到革命化（1964年10月23日）[J].党的文献，1995（6）.

[12]陈亚丁.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J].人民音乐，1964，Z2.

[13]谢谨.建党90周年音乐专题——党的礼赞.http：///2011-06-28.

[14]陈亚丁.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N].人民日报，1964-10-08.

[15]司徒慧敏.让壮丽的革命史诗在银幕上大放光彩——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舞台搬上银幕[J].电影艺术，1965（5）.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