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献价值概览
时间：2020-11-23 07:52: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民国时期文献涵盖了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各学科的发展成果，记录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中国万象，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及艺术价值等。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历史文献 史料价值
分类号 G257.3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和冲突的时期，虽然政局跌宕，文化上却异彩纷呈，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本土思想文化的演进，揭开了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继先秦、魏晋以来的第三个“诸子百家”时期。作为这一时期思想和文化重要载体的民国文献，涵盖了1911—1949年间的中国哲学、史学、文学、教育、科技、艺术等，呈现了百家奔竞、中西汇流的繁荣局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独特的艺术性、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1 民国时期文献的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及自然科学等学术方面，都获得了足以标傲历史的巨大成就，可谓盛况空前、洋洋大观。大量的学术著作忠实记录了民国时期各学科的演进历程，这其中不乏学术珍品，有的甚至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逐渐瓦解了旧的学术范式，确立了新的话语模式、思维模式和学术精神[1]，使古今中西融合与新学术范式的确立成为民国学术文献的最主要特色与成就。这一时期的优秀学术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兴起和新兴学科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
1.1 人文科学大放异彩，学术著作成就斐然
首先，民国时期各种思潮的交汇碰撞和论争，带来了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论著的昌盛繁荣。学术史上最为称道的“三史”是其代表，即：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的哲学史体例；以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学术史体例；以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代表的思想史体例。特别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著名学者余英时称赞其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堪称新学术范式的典型代表；周予同则从经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3]除了“三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以关注生活、时代、社会为特色的唯物史观学派的开山之作[3]。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该书署名蔡振，是蔡元培先生的别名）我国第一本运用现代学术研究手法撰写的伦理学史著作，“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史研究。”[4]鲁迅的《狂人日记》揭露了“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系统地概括了小说从产生到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结束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5]的局面，至今影响巨大。当代学者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说：“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6]
除了文学、史学和哲学成就之外，民国学者在其他学科也都大有建树，例如，被公认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奠基之作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我国新闻学的“破天荒”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后改名为《新闻学》），体现章太炎国学精深造诣的《国学概论》，为中国教育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孟宪承的《教育概论》等，这些著作都曾为民国学术的兴盛增添了华彩的一笔。此外，当时的政治学、法学也有不少优秀的学术著作，如吴恩裕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张奚若的《社约论考》等，对后学都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1.2 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译著专著成果显著
在自然科学方面，民国时期无疑是中国科技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在“科学救国”的口号下，以留洋归国人士为主的大批科技人才，为中国近代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几十年间，中国建立和发展了近代科学几乎所有的学科和技术部门，并在个别领域和项目上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民国时期的科技著作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科技成就的历史见证。民国时期的科学研究者通过他们的译著和专著，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立足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传播中国近代科技作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中国的近代科技是从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技成果开始的。民国时期西学东渐风气日炽，科学社团和负笈欧美的留学生成为科技翻译的主力，译著颇丰。例如，王普译有《原子物理学入门》，马君武译有《物种原始》，汪胡桢译有《水利工程学》，周太玄译有《生物学纲要》等等。陈寿彭翻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因资料完备而成为航运、地理学的重要参考书；郑守箴翻译的《喝茫蚕书》是最早介绍近代西方养蚕技术的著作[7]210；穆藕初首译泰罗的《科学管理法》一书，并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成功实践，为推行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7]289。随着科学思想的普及，民国时期还翻译了大量的科普读物，其中《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是民国时期出版次数最多的科普读物。这部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著作，自1917年初版至1922年，5年的时间在中国共出版了40版[7]345-346。董纯才翻译的《十万个为什么》至今仍是青少年不忍释手的优秀作品。鲁迅在20世纪初也曾致力于科学小说的翻译，译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等。这些翻译著作都为传播和普及科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次，民国学者在学习西学中反思中学，改造中学，发展中学，催生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科技的本土化著作。李俨开创中国比较数学史研究，被后世学界尊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之奠基人，他的《中国算学史》是中国第一本从远古至清末的数学史[8]。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我国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陈建功对富利埃级数的研究，苏步青对微分几何学的研究，钱三强对铀原子核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卓著的理论成果。李四光的《东亚的几个特别构造型》推动了中国地质科学的进步；竺可桢的《中国气流之运行》找出了中国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这些学术成果陆续登载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中国物理学报》《气象学报》等刊物上，见证了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各学科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此外，基于对“科学”观念传播的需要，民国时期的学校大多开设了“科学概论”课，出版科学概论教科书，包括郑太朴的《科学概论》、刘咸的《中国科学二十年》、秉志的《科学的呼声》、竺可桢等的《科学概论新编》、任鸿隽的《科学通论》等[7]198-199。此外，开明书店还出版了供初中使用的《开明算学教本》，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等[7]242-243。这些科学类的教科书为启蒙近代科学，培养科技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