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定隆兴寺隋舍利塔到戒坛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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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正定隆兴寺；舍利塔；戒坛；恒州；龙藏寺

【摘要】本文通过引证文献及碑文等资料，论述了正定隆兴寺从隋龙藏寺到唐龙兴寺，再到清隆兴寺的演变过程，认为隆兴寺内现存的明清建筑戒坛，其位置原为隋代恒州龙藏寺舍利塔的旧址，戒坛内现存的明代双面佛有明初永宣造像的风格，是深受藏密风格影响的铜造像。

隆兴寺位于正定古城内东隅，是国内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北宋木构建筑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宋代佛寺，其中轴线的中心地带却是一座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清式建筑——戒坛。笔者通过深入查找相关文献及碑文资料，发现戒坛与隋文帝仁寿年间下诏于恒州龙藏寺安放舍利之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隋舍利塔兴建的历史背景

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笃信佛教，在为北周宣帝的岳父、隋国公时，印度高僧送给他释迦牟尼佛祖真身舍利一袋，要他日后在各地建塔安放、供养、佑国。他建立隋朝后，谓天下一统是由佛教之力，乃诏告天下诸州建灵塔，于仁寿元年（601年）六月三十帝诞日分送舍利于30州；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诏于53州立舍利塔；仁寿四年（604年），又命高僧大德护送舍利于30州造塔供奉，且舍利入州境，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停军机事务7日，专门负责举行供养舍利的斋会。这期间，仁寿二年隋文帝敕令籍贯恒州、时在京城延兴寺的高僧灵达，带侍从2人、散官1人，各携熏陆香120斤，马5匹，护送舍利前往恒州龙藏寺安置[1]，三月十六日开地宫，佛诞日安放石函。

历史上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六年（577年）下令灭佛，致使数百年来的官私佛寺扫地并尽。隋朝立国之初的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就“普诏天下任所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2]；开皇三年（583年），又诏令修复周朝废寺，“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3]；四年（584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佛像等，再行安置”[4]。

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士庶1万人“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扩建龙藏寺。现存隆兴寺内的龙藏寺碑即为记载此事而刻立的。碑文中言：“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等，共广福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香楼并构，贝塔俱营。”[5]这说明两点，一是碑文中的“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及“共广福田”，证明隋开皇六年龙藏寺已存在，王孝仙是在原有寺院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的；二是文中的“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及“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则证明，开皇六年于龙藏寺内建起一座佛塔。隋文帝时期任著作郎的王邵在《舍利塔感应别录》里讲得更明白：“恒州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所处，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四月八日临向午时，欲下舍利……空里即雨宝屑天花……降塔基石函……刹柱东西二处忽有异气……回曲直上，周旋塔顶……又有四白鹤从东北而来，周旋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时，筑塔基恰成，复雨宝屑天花。”[6]安放舍利过程中出现灵异虽不可信，但文中提到的塔刹、塔顶足以说明，在仁寿二年于龙藏寺放置舍利之前塔就已存在，否则高僧灵达到恒州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塔，从各方面来讲都不大可能。由此证明，奉诏安放于恒州的舍利并非供奉在专门新建的舍利塔内，而是灵达等人“度地穿基”，将开皇六年所建佛塔的地宫开启，把舍利安奉于其内。

二、莫高窟壁画中的恒州舍利塔

前些年，由于缺少唐、五代两朝寺史及相关的文物遗存，有关隆兴寺这一时期的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1996年8月，在寺内八角井院南头挖蓄水池时，出土了莲花瓦当、龙兽首、板瓦、白瓷片等唐代建筑残件[7]，2008年又发现了民国六年（1917年）被日本山中商会盗卖到海外的四尊唐代干漆夹纻佛像，为研究隆兴寺此段历史增添了实物资料[8]。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李显复位，为标榜“大唐中兴”，敕天下诸州各置大唐中兴寺、观[9]。神龙三年（707年）春二月，下诏“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10]。正定在唐代为恒州城，龙藏寺遂改额为龙兴寺。

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现存有一铺五代时绘制的《大五台山图》壁画，画面的北下角位置为一座城池的局部，题榜书“河北道镇州” （图一）。“镇州”是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为避唐穆宗李恒名讳，将恒州改称的。五代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只存续了短短几十年，而且社会动荡，国家四分五裂，契丹南侵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对河北一带的经济和城市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镇州“境内凋敝，人室九空”[11]，根本无力修建城垣，充其量只是原有防御的加固。所以，敦煌壁画中的五代《大五台山图》描绘的镇州，应是唐代正定城的格局。图中镇州城衙署东南方有一座四层方塔，其平面布局是北朝至唐代流行的砖塔样式，下三层方形塔身之上的第四层呈覆钵状，覆钵之上叠涩出檐，装饰二层山花蕉叶，正中起刹，上施三重相轮，顶冠宝珠，“与建于隋大业六年（610年）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的塔刹结构相近”[12]。 从壁画中此塔所处的位置和结构风格，结合有关文献资料综合分析，莫高窟《大五台山图》中镇州城东南角的方塔，应为仁寿二年隋文帝下诏于恒州龙藏寺安奉舍利的佛塔无疑。

三、宋代扩建隆兴寺，龙藏寺碑

被移至府署

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赵匡胤讨伐后晋驻兵真定（正定）时，到城西大悲寺礼佛。他得知寺内原来供奉的铜铸大悲菩萨在五代战乱时被后周柴荣拆毁熔铜铸钱，在拆毁铜像时，于莲花座内发现“遇显则毁，遇宋即兴”的谶语，便下诏在当时城内最大的龙兴寺内隋舍利塔后的宽阔处重铸菩萨金身，并修建大悲阁。两年后，真定城南滹沱河发洪水，即宋碑《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记载的真定出现“河漂木、地涌铜”的灵异现象，赵匡胤谓此是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助修大佛寺，于是“差军器库使刘审琼监修菩萨，卫州刺史兵马钤辖慕容得业监修菩萨，差通判军府事范德明监修阁像，奉宣铸钱监内差李延福、王延光修铸大悲菩萨，差八作司十将徐谦盖大悲阁，差……郑又天场烧琉璃瓦，郑延勋等监修铸盖阁。至开宝四年（971年）七月二十二日下手修筑大悲菩萨……，三千工役于阁下基址拆却九间讲堂，掘地创基至于黄泉，用一重礓砾、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于地平。留六尺深海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内栽七条熟铁柱……海子内生铁铸满六尺，用大木于铁柱胎上塑立大悲菩萨形象……，举高七丈三尺，四十二臂。”[13]在铸造大悲菩萨、修建大悲阁之后，用“开宝四年河漂木之最大者”雕刻了慈氏菩萨[14]，慈氏阁及转轮藏阁等一并修建。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八月，琼法和尚奉旨来龙兴寺，经过七年筹划，使寺院“长廊翼舒，迥映罗其千柱；重门洞启，壮丽豁然四达”[15]。由于铸造大悲菩萨及修建大悲阁为浩大的国家工程，在拆除九间讲堂的同时，位于舍利塔附近的很多碑刻被运送至府署保存。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升龙图阁大学士，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驻真定府，他在真定时见到隋龙藏寺碑“在常山府署之门”[16]，于是将其收录于《集古录》中，并对其书法给予高度评价。隋龙藏寺碑虽被后世所熟知，奉为楷书碑刻之鼻祖，但由于欧阳修认为是因“龙藏寺已废”才存到府署的，因此也造成后世的很多误解。

那么，隋龙藏寺碑又是何时重新运回至寺内原址的呢？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中仅收录隋龙藏寺碑的名字和刻立时间，未记载其地址。元大德五年（1301年）《特赐大龙兴寺重修大觉六师殿记》碑：“至于寺兴始末，阁建因缘，金铜像感应于宋朝，舍利塔呈祥于隋代。”延祐三年（1316年）赵孟頫书《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光照无上帝师之碑》：“龙兴寺，建于隋世。”据此笔者分析，至迟到元代，龙藏寺碑已运回至龙兴寺内。

四、隆兴寺隋舍利塔在元代依然矗立

有元一代，龙兴寺依然备受皇室重视。宪宗四年（1254年），印度高僧、蒙古国南无国师任龙兴寺住持，并斥资大加重修。宪宗六年（1256年），蒙古国师、金刚法座上师胆巴任龙兴寺住持，舍白金千两修葺殿阁。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登基后，又赐黄金250余两、钞9700钱，庄严大悲宝阁，兴圣皇太后及太子临真定礼佛，赐良田50顷为龙兴寺寺产。延頫四年（1317年），仁宗又赐100锭钞为长生钱，以供长明灯油资[17]。

舍利塔历经隋、唐、五代、北宋、金到元代，历代均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到至元年间依然矗立。隆兴寺内现存最早记载隋舍利塔的元代碑刻，是元大德五年（1301年）由“真定路僧录镜智圆明大师、讲唯识论沙门密斋、永住撰写”，隆兴寺住持定慧大师刻立的《特赐大龙兴寺重修大觉六师殿记》碑，碑文在阐述“寺兴始末”时，提到“金铜像感应于宋朝，舍利塔呈祥于隋代”。而后的延頫三年（1316年），“工书法，擅金石”的集贤大学士赵孟頫所书的《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光照无上帝师之碑》记：“龙兴寺，建于隋世。”元至元元年（1335年）《皇元真定府龙兴寺重修大悲阁》碑亦记：“境内佛寺，莫大于龙兴，其基创于隋，今寺内浮图，开皇旧址也。”[18]这不仅说明到元代至元年间舍利塔依然存在，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隋龙藏寺与隆兴寺的渊源关系。

五、明中后期戒坛在坍塌的舍利塔基址上创建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战火不断，明朝建立后又经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真定一带又遭重创。此时期龙兴寺隋舍利塔被毁，仅残存二层石质须弥座塔基。明中叶后，以隋舍利塔残基为基础，改建成僧人出家受戒的戒坛。

戒坛内现供奉的是明弘治六年（1493年）双面铜佛像，背身相连，相背而坐（图二），面南的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图三），面北的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图四）。此布局与清乾隆十三年《隆兴寺志》中记载的正相反，不知何故。两尊造像均结跏趺坐，头戴五叶冠，药师佛头冠中为一梵文种子字，阿弥陀佛头冠中为一圆珠。两造像均为耳带环、项披璎珞、飘带绕臂、臂镶钏、长裙束腰的菩萨形象，面相丰腴，五官紧凑，双目微启俯视，樱口高鼻。阿弥陀佛双手做禅定印；药师佛右手指残缺，仍可看出为慈悲印，左手置于盘膝的右足上，似托钵或药丸一类物（已失）。这两尊背身相连的铜造像在汉地民间极为罕见，都是菩萨装的佛像明显呈现出明代藏传密教的风格，“在藏传佛教造像中，药师佛可以表现为佛，也可以表现为菩萨……作为菩萨表现时，药师佛戴五叶冠和其他菩萨都有的装饰……在内地，药师佛的菩萨身相多用金铜佛的形式表现，穿菩萨装，装饰如同佛，只佩很少的装饰，象征物和手印与药师佛自己的佛像身形相同”[19]。而在藏传密教造像中，菩萨装的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佛等更加普遍。

双面铜佛面北的药师佛像下的莲座正中，阴刻有铭文“大明弘治六年真定县滹沱河南古城村善女吕氏讳旺谨造”。从铭文分析，此尊造像是由民间信众出资敬造的，但它的造型，无论是佛像还是马蹄状莲台，均接近明初永乐、宣德朝（1403-1435年）的风格。永宣造像在明初主要流行于宫廷和西藏宗教上层，曾风靡一时，但可以肯定其已经影响到了民间，才会出现隆兴寺戒坛的双面铜佛造像。其铸造时模仿了永宣造像，并极有可能是以永宣铜鎏金造像中的藏密风格菩萨装的阿弥陀佛和药师佛为蓝本铸造的。这尊铜造像通高1.75米，比永宣造像规模上要大得多。从佛像的服饰上也可看出，到明朝中叶，尽管永宣造像风格在民间仍有影响，但已逐渐恢复汉化，只是此尊双面铜佛像的总体风格还没有脱离仿永宣造像的藏密特征。

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明代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引人注目。由于明代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在永乐和宣德两朝，所以通称“永宣风格造像”或“永宣造像”。永宣造像不仅做工精细，风格成熟、统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是明代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汉藏友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永宣之后，明代宫廷造像突然又回归到汉传风格为主，此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从隆兴寺戒坛这尊明显带有藏传密教风格的铜造像看，它铸造的年代已是距永宣半个多世纪后的明中期，这说明永宣造像风格从宫廷一直影响到民间，至少到明中叶，在汉传佛教寺院仍然有痕迹可寻。目前国内遗存下来的明永宣后的藏密风格造像极为罕见，隆兴寺戒坛双面铜佛在这一点上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它弥补了一段佛教造像史上的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敕令对隆兴寺大规模重修之后，赐额“敕建隆兴寺”，从此延续千年的“龙兴寺”额被改为“隆兴寺”。现戒坛石质须弥座上的木构部分，便是此次大修后的遗存。其平面呈方形，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式。外圈20根檐柱立于台基上，使底层形成面阔、进深皆为五间的布局；里柱12根立于上层须弥座上，形成面阔、进深皆为三间的格局（图五）。上层檐下悬挂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皇帝御书的“戒坛”匾额及乾隆十三年（1748年）高宗为戒坛题写的“金绳觉路”匾额。戒坛自明代建成后，有史可查的只有两次开堂传戒，一次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受戒僧达200多人；第二次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受戒僧180余众[20]。

戒坛台基须弥座下大上小，经测量，下层边长12.93米，高0.88米；上层边长10.35米，高1.16米。四面正中自上层须弥座至台基均置垂带踏跺，中部束腰光素无纹饰，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的须弥座做法截然不同。有关古建筑专家认为，就其形制来讲，戒坛石须弥座绝非明代之物。从须弥座的发展规律来看，其造型秀挺古朴，与宋式须弥座相比，则更显古制。在没有更确切的实物资料可资印证的情况下，可以保守地推定，此须弥座至少是元之前的旧物。

戒坛虽是在舍利塔坍塌后，在其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但寺院的僧侣依然习惯地称之为“舍利塔”，并按寺院规制与惯例，“每逢清明节，齐集两廊僧众祭扫祖塔”[21]。乾隆十三年（1748年）修订《隆兴寺志》时，在戒坛条即写有“戒坛，旧名舍利塔”。

隆兴寺内现存的隋代遗物已不多，除去龙藏寺碑及刚发现的疑似隋舍利塔塔基——现戒坛之石质须弥座外，在《隆兴寺志》古迹部分还赫然记载着：“摩尼殿创建于隋，莲台中央塑一泥像，历代重修俱不设色……。”而在1996年对摩尼殿内供主尊释迦牟尼佛贴金装饰之前，其确与寺志的记载相吻合。尽管隆兴寺众多有价值的隋唐文物已无迹可寻，现存寺院为宋代扩建后“以阁为主”的布局，但笔者在多次查阅文献并实地调查碑文和早期建筑遗存的基础上，得出如下认识：隋龙藏寺——唐龙兴寺——清隆兴寺为一脉相承的同一座寺院，隆兴寺内现存的戒坛即隋龙藏寺舍利塔的旧址。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正定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封贵元先生的帮助和指教，在此谨致谢忱！

［1］a.《法苑珠林》卷40《集神州三宝感通录》；b.隋·王邵：《舍利感应记》，载《广弘明集》卷17、213；c.《续高僧传》卷26。

［2］a.《隋书·经籍志》卷4；b.《资治通鉴》卷175。

［3］《辩正论》卷3。

［4］《历代三宝记》。［1］［2］［3］［4］均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附录之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重庆出版社，2008年。

［5］见隋《龙藏寺碑》，现存隆兴寺内。

［6］同［1］b。

［7］张秀生，刘友恒，聂连顺，樊子林：《正定隆兴寺》，文物出版社，2000年。

［8］张永波：《隆兴寺四尊唐夹纻佛像》，载《燕赵都市报·风骨河北》2010年8月29日。

［9］《全唐文》卷270，转引自梁勇：《再考正定龙兴寺始建年代》，《文物春秋》1992年2期。

［10］《旧唐书》卷7“本纪第七”。

［11］《旧五代史·杜威传》卷109。

［12］贡俊录：《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正定古建筑相关问题刍议》，《文物春秋》2005年6期。

［13］宋《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碑，现存隆兴寺内。

［14］［21］清乾隆十三年《隆兴寺志》。

［15］宋端拱二年《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碑，现存隆兴寺内。

［16］欧阳修：《集古录》。

［17］李秀婷，杜平：《隆兴寺与封建皇室资料汇编》，《文物春秋》2006年1期。

［18］元至元元年《皇元真定府龙兴寺重修大悲阁》碑，现存隆兴寺内。

［19］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a.同［14］；b.《意定和尚功德碑》、《隆兴寺传戒碑并序》，现存隆兴寺内。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