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转型下中美在东亚格局中的角色

摘要：国际体系转型对国际政治中众多的国家行为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作为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为了维护本国的霸主地位，美国调整对外战略，“重返亚洲”，试图担当主导者、遏制者、秩序维持者的角色，强化在东亚的影响力。虽然中关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同，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中关两国在维护东亚和平、保障经济繁荣、促进多元文化发展、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存有诸多共同利益，而这也是两国寻求合作、共谋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中美关系；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84-05

作者简介：卢文忠(1963－)，男，浙江东阳人，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云飞(1989－)，女，山东德州人，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际体系转型是在生产力和全球化的推动和各国实力对比变化催动下产生的。国际体系转型对体系中的各国造成不同的影响。迫使它们重新审视本国的对外战略、对外环境。美国在调整本国对外战略之时，也给处于东亚格局中的中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一、国际体系转型下美国在东亚格局扮演的角色

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给美国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以及东亚格局中的结构性紧张，亚太特别是东亚将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一)美国“重返亚洲”的动因

小布什政府时期，亚洲地区的战略地位一度置于反恐之后。甚至在2005年、2006年美国都未出席东亚峰会。对此，美国国内批评指责政府忽视中国，以致使中国在亚洲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主导亚洲的力量。奥巴马当政以来，确定“重返亚洲”，战略重心向亚洲倾斜，逐步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势力。2009年11月，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时声称自己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表示：“美国不是亚洲事务的拜访者(visiting power)，而是居住国(resident power)”。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卡普兰2010年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无论如何，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将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作为‘西半球霸主’，将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霸主’，这将是当今时代的一曲‘大戏’”。

亚太地区已经成长为与欧盟、北美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经济板块之一，增长力不可小觑。国际政治中的权势逐渐由欧美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即“权力变更”，引起美国的高度注意和战略反弹。2012年1月，美国海军上将在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发言时提及，“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拥有最大的潜力来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形势。他们的经济实力有了增长，拥有强大的地区能力和能量，而且这种实力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这种能力可以限制别国进入该地区”。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既是为了利用地区政治中的“中国因素”，巩固美国在亚洲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是探寻有效方法来对付中国影响力的扩大，避免中国“排挤”美国，更是希冀借东亚经济发展东风“吹走”本国经济疲软之势。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必将继续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掌控东亚地区的态势发展。

(二)美国在东亚扮演的角色

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未来的美国在东亚格局中将扮演主导者、遏制者、秩序维持者的角色。

主导者。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影响力和盟友关系，将作为东亚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继续左右东亚格局。美国利用其在东亚构筑的军事安全体系，延续着美国的区域优势和军事优势下的“美国治下和平”。在同盟关系中，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形成了不对称的战略对比。东亚诸国都十分重视与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在这种经济依赖关系中，美国在经济制度完善度、科技发达度上，都比东亚国家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东亚国家对依赖关系的敏感度和脆弱度要大大高于美国。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美国在东亚格局中的主导性作用在短时间内不会被替代。

遏制者。美国在东亚地区“排兵布阵”，加大其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增长。从美国的角度看，“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美中两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对手”，中国对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甚至将升级为战争。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孤立、遏制中国，从多方对中国施压，则为上上之选。

秩序维持者。对美国来说，东亚地区有着巨大战略利益；如若东亚地区不再稳定，对于美国来说必将是得不偿失。一则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努力将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控制在可掌控的范围内；二则美国目前仍为霸权国，不自觉地也会为东亚地区提供某些公共物品，特别是安全。“虽然霸权的衰落对于机制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但却被规则所具有的价值所抵消，因为规则限制了博弈者合法战略的选择，从而减少了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不确定性。”美国作为地区秩序维持者的角色仍将继续下去，直到美国霸权被另一崛起国所取代。

二、中国在东亚格局扮演的角色分析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体现在地缘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层面。中国在东亚格局中的角色定位，是由其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决定的。

(一)中国在东亚格局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曾提到，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目标“一是中国自身的稳定与繁荣；二是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三是与亚太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东亚地区，没有称霸的目标，更没有称霸的意图。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非但不是东亚和平的威胁，而是东亚和平的积极因素。

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地与亚洲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国永远做亚洲各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积极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称霸，也不挑战他国利益，与他国和平相处、共谋发展。

(二)中国在东亚格局中的角色定位

1.中国是东亚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全球化导致“世界是平的”；而新兴国家及经济体实力增长必然会对原有格局、秩序带来冲击。这种冲击并不是如霸权崛起一般带有掠夺、破坏的性质。作为新兴国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03年5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演讲。其中再次提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我们应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应该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我们应该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中国一直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中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地区秩序的维恃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性安排，而其背后往往是以国家实力作为支撑。中国在自身实力、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地参与东亚地区已有地区制度之中。如，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峰会”，与东盟建立“10+3”机制；参与六方会谈解决朝鲜核问题；积极与南海诸国进行会晤、协商，在和平、互利的基础上解决南海争端等等。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中国不断地与东亚诸国建立属于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国不仅不是东亚秩序的破坏者，恰恰相反，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积极维护地区秩序。

2.中国是东亚诸国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伴随中国实力的增强，东亚诸国对中国的猜疑也逐渐增多，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各国在对中国实力增长担忧之时，忽视了当前中国的发展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实力增长有着本质性区别。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上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会如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牺牲他国利益、掠夺他国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不会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中国奉行“和”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的发展现状也决定了中国必不会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中国虽然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发展道路还很长。这些条件已经决定着中国不会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

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并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广泛地与东亚诸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对话合作。(1)中国与东亚各国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例如，中国和东盟2003-2010年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为46％。201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2927.8亿美元，其中中国自东盟进口1545.6亿美元，增长44.8％；对东盟出口1382.2亿美元，增长30.1％。(2)中国与东亚诸国在安全领域上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地区安全。东盟地区论坛是目前东亚地区唯一的多边安全机制。中国自1994年参与论坛，并提出中国的新安全观。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与日本、韩国、美国、俄国相互磋商，维护半岛稳定。(3)中国坚持“安邻、富邻、睦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方针，珍视与各国的友谊，主动化解与东亚诸国之间的矛盾。

3.中国是东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不是主导力量。(1)在中美硬实力对比上，两者仍相距甚远。美国2010年的军费达7000亿美元，且继续以4-7倍于中国的军费数额领先；在经济上，2009年，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差13倍。约瑟夫·奈曾感叹，“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十有八九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以人均收入计算，中国再过数十年也赶不上美国。”目前，由于实力悬殊，中国自身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2)中国软实力与美国相比，也存在差距。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国际上诸多国家不同，即使是当前国际上热议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不仅无一定论，而且中国也无意向他国推广自己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也很少有国家和地区有事实依据可证明正按照“中国模式”，成功地规划了自身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切实的成效。有研究表明，在东亚诸国中，中国的软实力并不占优势。如果将软实力以100分进行衡量、打分，在2011年，中国仅得30.7分，在东亚诸国中日本在软实力上领先于中国，而中国的得分几乎是美国得分的三分之一。(3)中国缺乏清晰、连贯的外交战略，在东亚格局中易陷入被动局面。近年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问题时不得不顾虑诸多，从而限制了对外战略上的灵活性。在中国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种盲目乐观的现象。面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变化时，中国往往缺乏及时和敏锐的跟踪与反应。中国面对东亚格局变迁，应适时考虑制定一套系统的对外战略，有针对性地解决棘手的东亚安全环境问题。(4)东亚诸国对于中国的防范意识严重，限制了中国在东亚格局中发挥自身作用。美国本土远离东亚，根据地缘政治的“实力梯度损失效应”，对于东亚诸国来说，东亚格局中中国的威胁要远大于美国。基于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东亚诸国希冀寻求可以制衡中国的力量，美国就成为各国心目中的上上之选。在东亚诸国默许甚至是期盼之下，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替代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三、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纷争和发展远景

在东亚地区，中美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冲突性突出地体现在中美在实力对比出现变动时，美国对中国的压制：合作则体现在中美联手合作解决诸多问题，共同维护东亚的安全和制度。中美两国应该求同存异，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

(一)中美在东亚格局中的冲突

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被美国视为一种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力量。2011年3月27日，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的就“中国崛起”问题在全球27个国家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从2005年的45％增加到了2011年54％。威拉德海军上将曾说，中国的军事能力“像是用来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战行动自由，如果需要，还可用来加强中国对其邻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和伙伴”。简言之。困扰美国的是如何保持华盛顿在任何时候干涉任何地区的能力，甚至包括对中国边境的干涉能力。美国在东亚地区针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安排，反映了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也是美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影响下调整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

1.美国倚重原有同盟，保持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在多国的国际体系中，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美国借重盟友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借用盟国的力量平衡东亚地区的权力。制衡中国。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在东亚保持着相当的军事力量，对此，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罗伯特·阿特指出。冷战后的美国应以坚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目标，将“选择性战略作为美国的大战略”，“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关键地方保持驻军，建立前沿军事基地，并与核心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在事关“美国的第一项高度重要的国家利益”的欧亚大陆问题时，为防止美国利益受到各种威胁的侵害。“应当在和平时期在波斯湾、欧洲和东亚驻军；应当在这些地区建立核心联盟并以此前沿基础部署兵力。”

2.美国积极地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寻找“新伙伴”。在2010年10月30日闭幕的东亚峰会上，美国与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从而使“10+6(东盟与中日韩印新澳)”变成“10+8”。外电评论，美国与日本、韩国是盟友，俄罗斯与越南、印度有传统友谊，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可左右甚至三方周旋，谋取最大利益。2011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近50年来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并与昂山素季进行了会谈。美国一改制裁、隔离缅甸的政策转而缓和与缅甸关系，中国前驻缅甸大使程瑞声认为，华盛顿希望在本地区获得更大影响力。“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朋友的，就是身边的三颗小卫星：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但是，美国现在在大玩阴谋，要摘走中国的三颗小卫星，也就是要掰断中国仅剩下的三条螃蟹腿。”

3.美国参与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如，美国政府不止一次在正式场合表示对南海问题的“关切”。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席东盟外长论坛发表讲话时称，南海主权争议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对该地区拥有主权，反对使用“胁迫”手段解决争端。她表示，南海争端妨碍了海上航行自由，也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一问题应通过“国际机制”解决。美国不仅宣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更在南海问题上支持盟友，插手中国与南海各方的协商，试图搅浑南海问题。

4.美国凭借其在国际制度上的天然优势以及经济实力，打压中国。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美国力捧“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按照美国的设想，TPP超越纯经济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概念，它甚至可以干预各国经济立法，反贪污，囊括金融领域、产品标准一体化等一系列的“一体化”。TPP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宽，远远超过有关国家的承受能力。美国利用TPP，把原有的安全盟友变成经贸小国，巩固自己在亚太的霸主地位，并将东亚诸国的经济纳入美国的经济系统之中。若TPP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同意，对中国来讲，加入TPP意味着又进入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拥有绝对掌控权的经济体制之内，中国发展要受限于美国的意志；若不加入TPP，当美国的盟友加入，形成新的“美国联盟式”的经贸一体化体制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将更为严峻，将面对来自一个整体的压制而非双边国家间的合作与纠纷。美国利用机制手段，在实现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战略转变的同时，尽力将中国实力的增长纳入自身可掌控的体系中。

(二)中美在东亚格局中避免冲突，共谋发展

中美在东亚地区虽然存在着冲突，但两国在东亚仍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而这些共同之处就是两国合作的基础。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我从未怀疑过，美国和中国共同合作，尽力做朋友，对我的国家、对亚洲、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最佳的选择。对于中国而言，不管美国如何认识中国，中国必须处理和协调好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个大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能超过美国，中国周边的大多数国家都竭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在亚太秩序中仍具有主导作用。这是与当前东亚格局的状况密不可分，也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外力。

中美两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不仅仅因为外力，或者是第三方因素而被迫调整，更多的是根据两国的国家利益。当前，中美关系“再一次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处理好中美间的关系对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中国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其综合实力的上升并不会带来一场“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之间在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相反两国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两国应该捐弃成见，诚实地承认两国在基本政策的分歧点，以和平、合作的方式，通过两国领导人心平气和地沟通解决已知的分歧，共同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诉求，决定着中美必然要合作。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公认的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巨大的经济市场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华制造业每花1美元，就有55美分流向美国的工作岗位，对美国就业的贡献大于在任何其他地方(包括美国本土)生产。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亚国家，东亚诸国与中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经济联系。如，就韩国而言，中国是韩国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决定着两者必然要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

2.东亚盟国既是美国执行“重返亚洲”战略的工具。也是其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推动力。东亚诸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美国准备在东亚地区打压中国、在东亚地区制造混乱，也必然要考虑到盟友的利益。毕竟盟友最根本的利益存在于东亚地区，而东亚地区对于美国来说远离本土，远隔太平洋。

3.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美之间的合作。围绕金融、能源、粮食与主权等根本性问题，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和强国，既有着合作与竞争，更有着博弈和较量。世界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处在波诡云谲的剧烈变动的前夜。在东亚地区，解决朝鲜核查问题。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极端宗教主义等棘手问题时，中美两国不仅仅是从双边关系上合作，还需要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在国际组织内循序渐进地推动务实合作。

(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寻求共赢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解决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基础性前提。面对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调整。以及波诡云谲的东亚格局，中国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要称霸，并不是要进行资源掠夺，更不是针对他国的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通过同世界各国长期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并为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这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中国不会走上强国必霸的道路，更未想过打压他国。因此，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必然走上战争的道路，而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人民或人类共同体。安全作为一种状态包括主观、客观的内容。处于安全的状态意味着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中美两国在客观上并不存在威胁，因此重中之重是如何解决两国在主观上存在的“恐惧”。消除主观恐惧的必要条件是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与交流，加大两国在官方和非官方的接触与理解。

中美两国间的不信任问题由来已久，且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其解决并非一日之功。这就要求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不仅要有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将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将本国国情与他国国情相结合，更需要中美两国的领导层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中国一直十分重视与美国的关系，致力于弥合两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只有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才能使两国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才能避免引发更大的规模的冲突。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需结合中国的实际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发展本国实力的同时应避免和平发展中的“误区”，注重国家形象的提升。

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经济的交往可以适时的在双边或者多边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当然经济依赖是否会使国家关系更为融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仍存争议，但是经济的润滑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面对各种非难的时候，中国应当“沉着应对，冷静思考”，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以经促政，避免彼此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中国在面对已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时候，不能先谈如何改造旧有的秩序，而应该是先让自己融入已有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前几年许多企业遭到的反倾销诉讼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只有在掌握了已有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自如的运用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才能更进一步地论及改造。

提升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其他国家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如何实现复兴，是个怎样的国家。发展军事是为了什么……由于不了解。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困扰与猜疑。“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媒体掌握大众传媒，主导国际舆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没有完全解决好国内国际两套话语体系兼容的问题，始终迈不过中国特色与国际通用语言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两道门槛，特别是在基本制度的阐释上。”自2008年开始，中国公共外交的意识开始觉醒，并且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如，2011年1月，中国的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户外大屏幕播放，很好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中国形象，向美国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善意。中国应该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运用传媒等多种方式展示自己，消除其他国家的顾虑，了解中国发展目的。

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实力对比上的变化而引发美国的不安与担忧。中美是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二者的关系走向，事关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回顾历史，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已经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人，面对危机应该同舟共济，以邻为壑只会使境况恶化。“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对两国关系真实的写照，中美两国都应在这条道路上“上下求索”。应相信两国关系一定会一直向前发展。正如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一定会比过去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

参考文献：

[1]许嘉，奥巴马政府亚太安全战略探析[J]，和平与发展，2010，(2).

[2]美国海军布阵亚太应对中国[N]，参考消息2012-1-12(1).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4][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5][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刘惜戈，中美关系与东亚地区安全[J]，国际展望(半月刊)，2003，(11).

[7]田鸿雁，宋学文，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成就、挑战与对策探析[J]，改革与战略，2012，(1).

[8][美]约瑟夫·奈，美国衰落并不意味着被中国取代[N]，参考消息，2011-10-10(14).

[9]新兴国家软实力不断提升[N]，参考消息，2011-12-21(10).

[10][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利斗争与和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戴旭：C形包围圈——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

[13]丘昭琪，金焱，中国崛起不是威胁[J]，财经，2011，(29).

[14][美]安·李，没有中国，美国将会怎样[N]，环球时报，2012-1-11(6).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http：／／／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16]裘援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J]，国际问题研究，2010，(6).

[1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王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