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

摘 要: 中国政治学恢复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其研究成果对政治建设的贡献比较突出,但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政治学提出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基于政治学研究的特殊属性,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价值取向,才可能实现二者结合与共赢。

关键词: 学术自由; 政治实践; 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 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9973(2010)02-0066-04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China

HUANG Gao-xiao , YANG Xiong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olitics has made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as restoring an independent social science. But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politics and the current cause’ reques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pecial properties of politics, it is essential to look for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ruth-seeking, practice-seeking, good-seeking and perfect-seeking.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a combination and win-win situation of politic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al practice.

Key words: academic freedom; political practice; democracy; value orientation

自从中国政治学恢复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政治学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当前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创新发展面临挑战。一方面,政治学的研究要进行学术的争鸣,探求政治运行的规律,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特别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方案;另一方面,政治学家又需要参与实际的政治实践,以自身的能量带领人民大众建设更好的政治,监督公共权力运行。政治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实践直接挂钩,尤其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突显时期,研究结论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变迁与改革;政治学家陷入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政治学也被一再投入到政治运动中,使政治学始终受到政治家的怀疑与排斥,往往引至政治权力对政治学研究的干预;政府的学术与学者的学术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使政治学研究出现诸多禁区。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要求学术自由;政治学作为一门艺术,要求参与政治实践。只有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实现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价值取向,才可能实现二者结合与共赢。

一、政治学研究的特殊属性

(一)政治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学性

经典作家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1]234,这不是随便的主观臆断。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任意的和盲目的,而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产之上受一定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因而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掌握政治,找出其规律性[2]。政治学作为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门专门的社会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性。“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1]它以研究政治规律,应用政治规律指导政治实践为已任,在当前主要是把握改革开放中政治活动的原则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特别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方案,从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目的。

(二)政治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所谓政治性,实际是政治学研究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现实性。[3]一方面是表现在政治学的阶级性上。中国的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权服务的。政治学研究政治现象,并以此指导社会政治实践,中间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国家社会的大政方针,关系公民权利的保障与落实。另一方面是表现在政治学的现实性上。在当前中国,政治学以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已任,为政治生活提供各种基本的原则、规范、程序,以帮助人们过上一种有秩序有价值的政治生活,将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但有的学者不顾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改革开放。政治学是给国家定方向,是为人民谋福祉的一门科学,因而政治学的学术自由必须以必要的政治责任为前提,而且政治学学术可以对政治运行产生直接影响,因而政治学学者较之其他学科学者更应该注重政治责任。政治学者研究的目的和成果不应该服务于谋取权力与利益,更要防止服务于任何的种族歧视、专制、邪教、恐怖主义等有损社会政治稳定与进步的东西。一旦出现就必然受到惩罚,就像外科手术一样割掉反判份子这块腐肉,这也是政治学鲜明政治性的显明后果。

(三)政治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只有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并且创造出适当理论的政治学与政治学家才可能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上升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中坚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学及政治学家在中国的命运,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世纪伟人,在他们的时代回答并解决了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三次伟大的政治实践: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三大理论: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这是政治领袖及其政治理论创新指导中国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民主文明进步的光辉典范。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研究成果可能具有多样性和变动性,而政治学研究直接指向的是公共政策,这种政治实践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切身权利,政策具有相对权威性和稳定性,因而不可轻易实践。但从反方面来说,长期以来,由于害怕社会动荡,而不敢轻易将政治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而致使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也是政治研究实践性发挥不够的直接结果。

(四)政治学研究还具有目标和标准的相对确定性

政治学研究政治现象,服务于政治实践,检验于政治实践。其把握政治规律,解决政治问题,在中国现当时,最终指向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民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其民主政治的目标是确定的。民主政治是现代各国应当普遍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它的原则是人民主权,基本规范是公民普选权或代表,评价标准就是公开、公平、合法的政治竞争,以宪法规定和公民的选择为依据。当代中国政治学家为公众提供政治生活的价值追求、方法、路径的实践过程中,研究的方法、结论可能不尽一致,进而指向的道路和路径也存在差异,但评价的标准中只有一个,即社会政治实践,并且,这个实践是人民主导,而又用之于民的社会政治实践,这个实践标准的进一步具体化便是人民民主的诉求。

二、学术自由——政治学研究中求真

(一)政治学学术自由的内涵

爱因斯坦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趔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也会妨碍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行为”。[5]探求政治规律,提供政治问题的钥匙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目标,而这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不断创新。思想的创新源于思想的自由,自由的氛围对学术研究是最重要的。政治学者只有超越现实的功利,树立起学术进步造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原则,政治学学术才能真正成为研究政治、研究权力运行的学术,而不是依附政治,谋求权力的学术。

政治学术自由实质上是指政治学者或政治学家在从事学术活动时所做的任何选择或学术结论,应该始终遵循自己的理性判断与政治价值追求,以保证有机会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来研究、质疑、检验其他学者、政治家、政府的各种见解、方针、政策,并发表对各种政治问题的见解和建议。诚如马克思所言,“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都是多年诚实探索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6]

(二)政治学学术自由的价值

政治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价值在于促进政治学研究对真理的追求,使政治学者保持自由的思想和行为状态,而不顺从任何外在权威。1. 政治学的学术自由有利于政治学者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政治问题往往被误解为敏感问题而让人望而生畏。由于害怕政治打击,很多学者害怕或者直接规避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理论上的探讨,或“安心”做政府学术的解释工作者,久而久之必将失去现实针对性,也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30年来,我国政治学处于恢复、重建、发展,但其在社会大众中的评价还是不是最高,或令人满意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学与政治学家政治思想中原创思想不多,解释性的东西太多,使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给人以一种经典解读者或政策解释者的印象。政治学者社会地位的高低,是通过他们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学说满足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程度高低来决定,来检验来体现的。政治学的学术自由就是要反对以经典者的学说为教条,就是要反对政治学者只是帝王师,或领袖的顾问,就是要提倡政治学者有独立的思想、目标、原则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2. 政治学的学术自由有利于政治学者对政治规律的探索。对政治规律的探索就是对政治运行、发展的模式、路径、目标、条件等本质联系的认识过程。由于直接与公共权力联系,关系到于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分配,有时甚至直接关系方向与道路问题,政治规律的研究中高压线、潜规则林立,往往出现一言堂、执政者主导的情况。政治学对政治规律探讨的学术自由强调执政者与知识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对等关系,特殊性在于执政者凭借暴力原则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知识界凭借人民主权原则处于批评监督者地位。这两个原则从实质上讲是一致的,因为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是在经济上、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执政者与知识分子的主导者是一致的,但由于思想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知识分子总是以社会批评者的身份出现,只有批评监督才是知识创新发展的根本所在。以批判政府为天职,这即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也是知识分子价值所在。学术研究的大敌是画地为牢、硬扣纸枷锁,它需要的是让学术思想自由驰骋。政治学研究也一样,所谓研究无禁区,即是要排斥学术霸权与执政者主导,让政治规律的探索在百家争鸣中越辩越明。3. 政治学的学术自由有利于学者政治参与与监督。政治学与政治学家自身强烈的实践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成果要向大众方针政策转化。显然,这个转化的过程不是政治学者的任务,但学术自由能更好地服务这个过程。30年来,当代中国政治学家提出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研究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政策的质量。人类的认识有时是不完善的,总不可避免地带有“试误”的性质。很明显,学术研究中“试误”的成本要远低于政策上“试误”的成本。只有以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才能保证较高的学术成果质量,减少政策“试误”。政策一经制订,并不意味着政治学家功能的完结,政治学家要始终保持自由的思想和行为状态,监督权力运行,及时提出政策校正建议,并对政策绩效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主要是两个忌讳。一个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纪律约束,只能以一种潜在的或者渐进的方式影响政治生活,一个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无法突破法律的约束,只能以一种局外人的角色来影响决策,这容易导致政治对抗,甚至政权斗争。学术自由主导下的学者政治参与与监督要求破除这种体制内外差异,以平等权能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三、协商民主——政治实践中求实

一方面,政治实践主要通过政策和方针的制订和实施来完成,由于政策的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只能应用各种学术见解中一个方面的结论。另一方面,学术自由争鸣有可能陷入不断地争论,难以形成一致的见解,而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却具有突发性,处理不及时会造成极端破坏性。这就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到政治的实践必须求实,这一过程需要协商民主。民主在政治学术的问题上,其实质是学术研究的平等权力。随着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素质明显提高,使得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思考出现大众化倾向。虽然人民群众对政治规律、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术,但人民的智慧对政治学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大量政治学者,改变了以往政治学研究单纯依靠政治学家的状况。政治学家的作用在减弱,而政治学者的数量和作用都在增加,加之大众化的参政与思考,学术权力在变,学术自由也在朝着平等、协商、民主的形式演变,出现三重选择问题。

首先学者之间的选择。关于民主问题,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民主政治制度,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其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7]。学者之间有创新、有争鸣,对于某种政治现象的解读,对政治规律的把握,对政治问题的对策有分歧是十分普遍和正常的现象。持续的争论可能形成一种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时效和成本显然不适合政治实践的需要,因而学者之间的协商与选择显得必要。学者之间的选择不能靠学术独裁,不能靠暗箱操作。同时,学者选择的民主也不能靠“多数原则的民主”,因为多数原则的民主指向唯一的结论,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对少数人来说,民主等于暴政。学者之间的民主选择首先要有民主的精神,必须保障学者不仅在观念上和心理上,而且在法律上和制度上获得平等,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授受关系、总结经验等,来实现学者价值与学术目标。确立民主协商的原则,现在的问题是民主的精神是什么呢?

其次政治领导和政府的选择。政府的选择代表是官方的话语,具有权威性,政府的选择更应该注重民主,不应该是哪位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而应该充分研究,民主抉择。不应该是选择哪个或哪些政治学者的成果,而是选择更具科学性与实践应用价值的成果,而不论出处。不应该是选择以后想怎么改就怎么修改,这样即破坏了本身研究的科学性,又容易成为公权私用的手段。怎么样使政府的行为民主化法制化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民的选择。政治学研究以及政府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选择最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在政治问题民主化,学术研究大众化的现代环境下,人民可以直接作出对政治学者研究成果的选择,也可以做出对政府政策的选择与监督。但是,人民的选择又往往具有盲目性,容易受主观因素、舆论宣传、政客说教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人民选择的成本往往较高,效率较低。怎样使民主达成原教旨意义上人民的选择的境界呢?

以上三重选择的三个问题提出一个现实要求:政治学研究更好地指导政治实践需要政治民主保障。

四、政治民主——政治发展中求善

将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实践是一个求实求用的问题。再进一步讲,如何更好地促进政治学研究,如何将政治学研究的成果更好地应用于政治实践,这是一个求善的过程。政治民主是这个求善过程的坚实保障。

一是民主精神的保障。政治民主首先提供一种民主精神,这种精神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性的。1. 主体性意识。政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其中必定强调人民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是来自政治领域而作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主体意识的驱动下,学者明确研究目的;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尊重学术权威,但不等于盲从;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监督权力运行。2. 科研平等的观念。民主政治必要地给公民主体以平等地位,同样,伯顿·克拉克说:“学术界的基本准则是所有成员平等”[8]。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学者、人民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氛围。3. 宽容的民主态度。民主是宽容的心态和遵守规则的习惯,原初形态是激辩、协商与决策,宽容是其基础性条件。学术的研究与应用当然也需要这种态度,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学术的怀疑与批评。健康的宽容态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学霸,也不是弱不禁风的神经脆弱者,欢迎批评,经得起批评,善待批评,发扬民主的宽容精神,这才有利于形成生气勃勃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二是民主制度的保障。一方面政治民主限制公共权力,服务保障政治学研究向公共政策转化。政治民主的依托和保障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设计秉持对公共权力施以约束和监督的原则,使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干预保持在必要程度,并且是可控的。政治学者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平等自由地研究政治问题,提出各自见解;公开公平地争鸣辩论,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与实施;独立自主地参与政治生活,监督权力运行,评估政策绩效。政府在民主制度的框约下,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选择以及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也将走入法制与科学。最终,这种民主制度使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透明显示,顺利反馈到政治学者,推动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对政治学研究到政治实践的过程有必要的限制。罗尔斯在《正义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为了社会合作的稳定性,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需的[9]。政治学者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道义要求,他们的活动不能脱离为人民民主服务的原则要求,更不能以自身研究谋取权力和利益。民主制度下,学者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同时学者的活动也置于人民、政府、舆论的监督之下,保证政治学研究符合人民主权政治正义的要求。

三是民主能力的保障。仅仅有制度的保障是不够的,还必须着力提高主体的民主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使公民从自然人变成政治人,核心是培养和提高了公民、政府及学者的民主能力。政治学者的民主能力表现为学术领域的争辩能力,宽容与合作能力,政策建 议能力,参政与监督能力;政府的民主能力表现为民主执政能力,采纳与宽容能力;公民的民主能力表现为监督能力,参政能力。这些能力是民主政治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它们首先产生于政治领域,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而关于民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论述了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等非国家形态的民主,把民主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这些民主能力具有更广泛的功能,落到学术研究中即具有保障政治学术更好地转化为公共政策的功能。

五、政治和谐——政治生活中求美

政治学的研究回答现实的政治问题,同时提出理想政治生活的形态,构成政治实践的指导和目标。当代中国,正处在矛盾突显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矛盾是来自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也包括发达国家现代化显现的弊端。[10]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从这些不和谐现象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才能最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保证“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美好政治生活。

追求政治和谐需要妥协与宽容。妥协作为政治的灵魂[11],在今天建设和谐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语义上分析,妥协是指冲突、对立的行为主体为避免两败俱伤或更大的损失而通过采取非对抗的方式和折中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避免冲突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方法。这里强调的是主体意志自由的“理性妥协”。具体来说,政治学术的研究应该以学术自由为基础,即保持研究主体的自由。政治学研究要为建设和谐美好的政治生活做出贡献,必须在争鸣的过程中得出更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知识。这个过程必然要求学者经过个人理性思考后的妥协。同样,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绝大多数的妥协行为都是相关行为主体在坚持各自原则和独立性的前提下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人格、尊严和地位平等的行为主体在相互协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以折中的方法解决争端和冲突的目的,常常要在坚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换位思考,此即宽容的思维方式。

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在学术自由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民主的保障追求政治和谐,才能推动政治学术研究到政治实践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过程;只有立足于社会政治实践,出发于政治实践,服务于政治实践,检验于政治实践,才能得到政治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辩证的有机统一[3]。

参考文献:

[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M]//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4.

[2]王沪宁.政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1.

[3]王浦劬.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中的基本关系论析[J].新华文摘,2009,(8).

[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5]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三集[M].北京:商务出版社,1979:323.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7]杜威.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43.

[8]伯顿·克拉克,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2.

[9]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562.

[10]郑炳心.伦理视野中的政治和谐[J].齐鲁学刊,2008,(2).

[11]阿克顿.自由史论[M].胡传胜,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65.

[责任编辑、校对:杨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