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定型与升级

摘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创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发展于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既有一个创立之前的结构定型过程，是基于多党竞争制和一党独裁制的相继失败而进行的新创造，又有一个创立之后的平台升级过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跃升。它循着自己的历史逻辑不断生长，带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定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1-0021-05

一、结构定型：从多党竞争制的尝试到一党独裁制的推行再到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创立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腐朽，逐渐形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尖锐社会矛盾和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任务；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逐渐形成了由传统阶级、现代阶级、半传统半现代阶级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现了为民族利益和各自阶级、阶层、集团利益而奋斗的各种政党。有了政党就有了对政党制度的探索。从政党政治代替王朝政治、政党制度开始学步的时候起，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最终确立、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中国政党制度在探索和演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下“五个历史环节”。

（一）多党竞争制的试行和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开始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实行议会制、内阁制和保障集会结社自由的规定，原先的革命派、立宪派、守旧派纷纷组党，以便通过竞选掌握议会多数、实现组阁和执政。一时间，中国政治舞台呈现出政党林立、彼此纷争的局面，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就这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进行试验。但是，由于纷争不休的各政党始终把握不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不出体现反帝反封建这个历史主题的政治纲领；由于当时备受压迫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具有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相当弱小，它们的政党受其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不但浮于社会表层，脱离人民群众，不能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来放大自己的政治能量，反而经过多党竞争、彼此内耗大大削弱了自己有限的政治力量；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多党竞争制缺乏必要的生存土壤和环境，致使多党竞争制不久就被力量雄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搞垮，走向失败。当然，多党竞争制在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的废墟上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新鲜空气和一时的蓬勃景象，确立了以现代的政党政治取代传统的王朝政治的价值取向。所以，多党竞争制不是失败在引进了政党政治，而是失败在脱离历史主题、消耗进步力量而又水土不服的多党竞争。

（二）“两党合作制”的孕育和流产。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破了封建君主专制之旧，却没能立现代民主国家之新，致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如故。在一场大革命势在必行的情势下，在多党竞争无法解决中国紧迫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的深刻教训面前，新建的共产党和改建的国民党这两个革命政党走到了一起，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联手革命，极大地壮大了革命力量，很快掀起了国民革命高潮，显示了两个革命政党实行政党合作的巨大威力，也似乎预示着“两党合作制”将随着大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上升为新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国共两党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隐患是没能有效解决谁来充当领导党这个关键问题，致使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两党合作破裂，共产党因国民党的“清党”反共而遭受重创，国民党因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日益蜕变，严重削弱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造成胜利在望的大革命半途而废，“两党合作制”也随之半路流产。当然，两党合作并没有错，事实上正是凭着当时这两个革命政党的合作，才掀起了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以沉重打击的革命高潮。应该说，“两党合作制”的失败不在于两党合作，而在于没能解决好合作的领导权问题，说明单有政党合作而解决不好政党合作的领导权问题也是不行的。

（三）一党独裁制的实行和危机。国民党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借用“以党治国”的理论，建立了一党独裁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由国民党代替国民行使“四种政权”和“五种治权”，包揽全部国家事务，而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则长期处于非法地位，从而形成了“党外无党”的一党独裁的训政体制。这种一党独裁制，一则不能容纳各派政治力量参与国事，无法凝心聚力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根本任务，难以有效应对各种内外危机；二则无视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不但打击和镇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先锋队的共产党，而且打压和迫害代表社会中间阶级的民主党派，无法给国家政权培植雄厚的社会基础；三则由于长期专制集权，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被权力所腐蚀，日益丧失进取精神和民心基础，政治上保守反动，经济上腐败无能，导致中国广大人民被一步步带向苦难的深渊，使一党独裁制面临深刻危机（最后被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瓦解）。当然，国民党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缔造的曾经的革命政党，毕竟在中国执政了22年，实现了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在民族危亡面前还获得了各党派对其领导地位的承认，说明当时一盘散沙、危机深重的中国客观上需要一个可靠政党统一领导和有效执政，只是蜕变的国民党难以担此重任。可以说，国民党一党独裁制不是失败在一党执政，而是失败在一党专政。

（四）“多党合作制”的设想和破灭。在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以及各民主党派响应和参与下，执政的国民党基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同各党派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抗战时期的国共遇事协商、召开国民参政会以及战后初期的国共谈判、召开多党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来共商国事，形成了一定程度上不时出现的国民党执政条件下的多党合作局面，还达成了建立多党政府、实行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和平建国纲领》等政协决议。这样，“多党合作制”有了一个实践中的影子和纸面上的雏形。这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党派的多党竞争主张、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相互接近、彼此妥协的产物。但是，国民党基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在国家层面始终坚持一党独裁制，对于多党合作的政策时进时退，最后竟然撕毁政协决议，致使一种多党合作制的新尝试化为泡影，国民党错失一次摆脱政治危机、实现政治进步的历史良机。事实上，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任务面前，毕竟存在着重庆（如国民参政会）和延安（如边区参议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和进一步上升为政党制度的可能性。重庆层面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构想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说明一个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不愿意也没资格领导多党合作，最后是延安层面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雏形脱颖而出。

（五）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探索和创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坚持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联合一切民主进步党派共同奋斗等）同中国实际（如反帝反封建的中心任务，人数上“两头小、中间大”和力量上“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结构等）相结合，围绕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歷史任务，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从建党之初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随后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进行两党合作，共同推进民主革命；从拒绝与第三党合作，到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多党派合作救国，并在地方建立体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从主张建立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到发出“五一口号”，召开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加而国民党反动派出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爱国反帝、争民主反独裁的立场，在探索实现“中间道路”的多党竞争制的努力失败后，改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合作建国。这样，通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最终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创立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

中国的政党制度经过不断创造新因素、淘汰旧因素、再创造、再淘汰的生长过程、扬弃过程、结晶过程、合成过程，其内在结构最终定型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为什么多党竞争和一党独裁不行，只能多党合作？为什么没有领导党的多党合作不行，只能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为什么国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行，只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决定的，是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重大历史任务而“量身定做”的。

二、平台升级：从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经过严重波折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跃升

新中国成立之际所确立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从其结构来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可称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从其本质来看，则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基础上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党制度，可称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发展，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围绕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新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坚持“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增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涵，逐步由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升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个升级经过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胜利闯过了三次考验，实现了初步发展。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内有人以功臣自居，认为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民主党派中也有人停滞不前，主张解散民主党派。首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对这些模糊认识进行了澄清，明确了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提出了“团结、建设、进步”的多党合作总方针，促进了各民主党派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实现了组织发展和思想进步，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是随着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确立，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终止，此时，围绕政协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认为政协“没什么权了”、将退为“太上皇”，有的认为政协仍是“权力机关”或“半权力机关”。对此，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将政协的性质界定为既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同时提出政协协商国际问题等五项任务和拥护宪法等七项政治准则。这样，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有了一个重要机构作为运行载体，开始形成了人大和政协同时发挥作用的政治特色，有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服务。第三次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又发生了民主党派还要不要继续存在的意见分歧。对此，中共八大及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民主党派将成为这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今后应采取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八字”方针的提出，解决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民主党派的前途命运问题，给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增添了新内涵（不仅共存而且长期共存，不仅合作而且互相监督），形成了活跃的民主气氛，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一党制的创新。

（二）严重波折阶段。从1957年整风反右到1976年后的徘徊前进，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其发展轨迹出现强烈震荡，经历了从挫折到调整、从波动直至破坏再到着手恢复的严重波折，也经受了不抛弃、不放弃的严峻考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新课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没有经验，难免出现缺点错误。在当时缺乏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下，民主党派有人不能正确对待共产党因从领导革命转向领导建设而发生种种不适应所带来的工作过急过快、过于简单粗糙的问题，提出“平起平坐”、“轮流坐庄”、重搞多党竞争制的要求，共产党一些人也不能正确对待民主党派的各种批评、建议、意见乃至出格言论，搞出了反右扩大化，重新把民主党派当作“资产阶级政党”来对待，致使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虽然做过调整并一再要求保持，但是到“文革”期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损俱损，政协会议多年未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已经名存实亡。这说明，没有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就缺乏得以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缺乏“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合作，“长期共存”就靠不住，“互相监督”就会走入歧途；不能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坚持不懈闯新路，就容易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和苏联社会主义一党制的老路，从而影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这一新路的成功开拓。

（三）恢复发展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起步到1987年后的体制闯关，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恢复发展、重现生机，开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阶段，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多党合作的奋斗目标和基本方针都得到了恢复发展。民主党派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共产党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多党合作新的奋斗目标。共产党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恢复和发展了“八字”方针，使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发展成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上的亲密合作关系。这个阶段，还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此指导下，中共十三大不仅正式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而且把这一政党制度确立为决不能丢掉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并把完善这一政党制度列入政治体制改革日程。这些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表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开始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政治基础上，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全面升级做了准备。同时，在如何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中，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观点，这表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亟需全面升级。

（四）全面升级阶段。从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和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开辟道路”开始进入“加快建设”和“科学发展”时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相继走上了制度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轨道，全面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全面升级。这个阶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既坚持又完善，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两个纲领性文件（1989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发表了一个权威性文献（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实现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包括对共产党作了“三个代表”、“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的新定位，对民主党派作了三部分人的“政治联盟”、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的更准确定位，对无党派人士也作出了明确定位，概括了多党合作的六条政治准则，明确了发展既是共产党执政又是民主党派参政的第一要务，提出了实现政党关系长期和谐的新要求，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三大职能，完善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概括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二十字”特征，阐明了衡量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五条标准，提炼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五项价值和功能，提出了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的党建方法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地位层次不断明确和提升，先后被纳入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日益饱满的基础上，理论界和《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鲜明概念，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完成了全面升级。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段“之”字形的曲折轨迹，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这个台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个台阶的跃升，在新的平台上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证明它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西方式多党制和苏联式一党制的旧梦在中国都难以成真？为什么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结构能够劫后重生？为什么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决定的，也是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新的重大历史任务而“量身定做”的。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定型和升级的历史逻辑带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第一，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这一经过长期历史塑造而定型的政党制度。这是由中国近代以来复杂的社会结构、压倒一切的两大历史任务以及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等国情决定的，是在无数力量互动而成的历史合力支撑下确立起来的，具有深厚的国情基础和历史根基。何时茫然，民族的命运就悲惨（比如多党竞争和一党独裁时期）；何时觉醒，民族的命运就有转机（比如国共合作时期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解放战争时期）。何时坚持，国家的事业就兴旺（比如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时期）；何时削弱，国家的事业就衰落（比如反右和“文革”时期）。第二，必须创新而不能固守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政党制度。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随着新民主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课题的变化，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基本格局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需要在奋斗目标和政治准则、各自定位和相互关系、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起点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又将面临新考验和新发展，应该让历史启迪现实、让历史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