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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西汉时期的隶书

    时间:2021-02-05 07:59: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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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隶书,亦称汉隶,是在篆书的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起源于秦朝,在东汉发展到顶峰,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通过对西汉书法史的学习,发现西汉早期隶书碑刻无波磔笔意,到西汉晚期隶书碑刻中才稍有隶书笔意。而早于这个时期碑刻的帛书简书墨迹中波磔笔意非常明显,甚至刻意强调波磔笔画。提到隶书,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东汉成熟隶书的经典碑刻,如大家所熟悉的《张迁碑》、《乙瑛碑》。而提到西汉隶书的整体特征,大家的印象或多或少有些陌生了。这个时期的书写载体有刻石、竹简、帛书,本文以这些书写载体为线索,从帛书《老子乙本》(公元前194年—180年)、简书《元康四年简》(公元前62年)和《鲁孝王五凤二年刻石》(公元前56年)、《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等墨迹石刻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考察研究,进一步了解西汉碑刻与简牍墨迹的发展状况,展示给读者西汉时期隶书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西汉;简牍;碑刻;隶书;帛书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36-0078-03

    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录“……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取约易。”①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隶书作为篆书的草体,在战国时期已经逐渐萌芽,而在秦王嬴政统治的时期发展迅猛。反映这一进程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秦系简牍墨迹。

    一、汉简中的隶书

    西汉时期出土的数万枚简书,能反映当时的书体发展演变的情况,而在这众多的简牍当中,隶书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下面将对这一时期的简书做简要的分析。

    《青川木牍》,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楚墓出土。毛笔书写,书于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这是一件能反映战国中晚期民间书体开始由篆向隶书演变过渡的墨迹,是有关隶书的最早的记载。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字形还保留着篆书的形体与用笔特征,但更多的字形已经压成方扁,出现了隶书的笔势、笔顺和动作。《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的出土就表明,这种作为日常手写体的早期隶书已经获得秦朝官方的承认,在官方公文中被普遍采用。同时在现已出土的众多秦简牍墨迹中,已经见不到类似的秦皇刻石那样的标准小篆体,这表明小篆体在秦代应该是作为在某些庄重性场合才使用的字体,而实际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应是出土秦简中所见的秦隶。

    从西汉早期出土的竹木简来看,区域广泛、数量众多,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公元前165年—前141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竹木简(公元前165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墓出土的竹简等,这里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为例,对西汉时期的隶书风格作一分析。

    《马王堆一号汉墓遗策》,(图1)。字体仍取纵势,沿袭了篆书的特点,如图遗策中大部分字体呈纵势,第三行第一个字的竹字头仍为篆书的写法,篆书特点尚有遗留。笔画转折出现了方折,由圆转向方折的过渡,如图第一行的第一个字转折处已经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第二行的第三、第六个字的方折转折最为明显。而在遗策中最重要的变化却是波磔的变化、和结构的‘草体化’倾向,如图第三行的第一个字、第五行的第五个字向左右下斜出的笔画,先向下顿笔然后再向上挑出,波磔的特点初露锋芒,有了隶书的特点。如图最后一行的第一、二个字有了连笔以及减省的迹象。

    《遗策》记录的是日常账目,用笔速度快,笔姿多变,个别笔画间出现了连带关系,古隶字体中的篆书偏旁结构进一步解体,字体结构出现的减省显示出‘草体化’的迹象,当中发生的新理异态,预示了汉代草书的萌芽。汉代字体的发展,就是由这正、草并行演变的,《遗策》是篆书向草书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一种书体——古隶。

    西汉早期的隶书中掺杂的篆书、草书笔意,说明隶书在这一时期尚未成熟,和成熟的汉隶之间尚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可视为西汉中期简书的代表。与《马王堆一号汉墓遗策》相比,篆书的笔意进一步削减,隶书意味更浓,波磔笔画得到强调,极为显眼,字形整体向扁平方正发展,用笔更加灵活,狂放自然,书写更加随意。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波磔笔画已具备‘蚕头雁尾’的雏形,个别笔画一波三折,与成熟的隶书笔画已非常相似。

    以上两地出土的简书来看,隶书的书写规律、传字方法已被当时的书写者所接受和认同,并且已经能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汉宣帝《元康四年简》(公元前62年),则更进一步在用笔和结体上都表现出点画规范、结体工稳、风格典雅的特点。已经改变了西汉早期纵向波磔笔画舒张伸长的特点,笔画取横势为主,字体整体呈扁阔形,字中长横表现为“蚕头雁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隶书的笔画特征已经形成。

    从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竹简来看,这批简是证明西汉中晚期隶书完全成熟的最有力的证据。经考证墓主人是中山怀王刘修,卒于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属于西汉中晚期。此简是由用匀称工整的隶书书写,主笔都是一波三折的‘蚕头雁尾’,起笔时逆锋入笔,线条中段提笔拱起,收笔时下按然后提起,波磔较肥厚,结构宽扁,形态安稳。与东汉著名的碑刻隶书结体用笔完全相似,而且脱尽了篆书笔意。

    这些简牍书法墨迹,其书法的成熟与精美之处与东汉时期被后人称为“八分书”的成熟规范的隶书如《张迁碑》、《乙瑛碑》相比,毫無逊色之处,况且时间要早出100余年。③西汉时期的简牍文字均是下层官吏、文人日常书写的朝廷文书。在狭长的竹木简上要尽可能将字写的大,而且一片竹简中内容又要多,由此也就自然形成了隶书的扁平结体。

    由此可见西汉中晚期的隶书已完全成熟。

    二、帛书中的隶书

    1973年12月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有《老子》《周易》等。

    《老子》甲本(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95年)的字体是介于篆隶之间的古隶体,接近篆书,字形较长的取势向扁平发展,帛书在字体结构上明显在反映了隶变的痕迹,如‘有’、‘若’等字,呈现出带有隶书意味的波、挑笔势,用笔中出现了波磔的隶书特点。这件帛书是隶化较明显的古隶。

    《老子》乙本(约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字体为隶书,朱丝栏墨书,除去一些下垂的波磔,字的主体结构偏方,一些横画和捺脚的写法,与西汉后期、东汉的八分书近似,有的字和成熟的八分书写法几乎完全一样。可以看出,八分书的结体和用笔在西汉初的古隶中已经充分酝酿了。

    以上从两种不同的书写载体分析了西汉时期隶书发展的状况,并给出一个结论,即隶书在西汉时期已经成熟,下面将对西汉时期的刻石文字进行分析。

    三、西汉石刻中的隶书

    西汉刻石数量极少,目前发现仅十余件。《群臣上醻刻石》是清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县的一块西汉最早的刻石,该石大约立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该刻石有些字的篆势趋于方扁,呈现出隶书取横势的姿态,有的甚至掺杂着隶书笔意,如‘石’‘北’等字,但从总体上来看,仍是篆书。其中出现的隶书笔意,在简牍未出土之前,被认为这是西汉初期篆书向隶书嬗变的痕迹,但这一时期的隶书墨迹显示,隶书方折的写法和波磔笔法已经充分具备了。隶书已经成为当时通行的书体。这样看来,该刻石的隶书笔意和体势,只能看作是当时的书丹者在作篆书时无意中表现出来的书写习惯而已。

    《霍去病墓刻石》(公元前117年)1957年在陕西省兴平县发现,共三块刻石。两个小刻石均刻‘左司空’三字,且‘左司空’三字是篆书,大刻石上刻有‘平原东陵宿伯牙霍巨益’10字,为隶书,字形较扁,这十个字与东汉成熟的隶书《张迁碑》风格相似,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作品。

    《杨量买山记》(公元前68年)又称《汉巴州民杨量买山地刻石》,是目前已发现的西汉刻石中最早微露波挑雏形者,但体裁仍较近于古隶,书体古朴,浑然天成,字体在篆隶之间。

    《五凤二年刻石》(公元前56年)体裁接近古隶,明显的受到汉简隶书的影响。字体风格与当时隶书手写体完全一致,但由于石刻年久风化,点画漫漶、浑然天成,线质感完全不同于简牍墨迹的圆润光滑,线条以方折为基调,略参圆转,向下伸长的刻线则在整体拙朴大方的格调中形成了纵肆豪放的气象,但字体中没有“蚕头燕尾”的波磔笔画,独具面目。

    《广陵王中殿石题字》(公元前55年左右),其中一块石头上刻有‘中殿第廿八’五字,据推测是建筑用的石头的编号,在西汉整体不盛刻石的背景下,石刻中出现编号文字,比較新奇。出现的字体在篆隶之间,然篆法呈解体之势,笔画已化圆转为方折,书刻具有古拙的隶意,虽然有横但无波磔,比起东汉的隶书要古朴的多,更大气。

    《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与同时期简牍隶书相类似,略带篆意,前数行以横向、竖向为主调,体势还比较平正。后数行强化了斜向线,显得跌宕生动。刻石的线条劲挺生拙,结构更直朗开张,在格局上更显得大气。少数字体的笔画上出现了不大明显的波磔变化,结体也渐趋扁平。其中有个别字如‘始’的‘女’字旁是篆书的遗留,如‘孙’的偏旁‘子’也是篆书的遗留。但大部分字已经完成了隶变,是西汉古隶向东汉成熟隶书过渡的轨迹。

    《苏马湾界域刻石》(公元12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有确切纪年的西汉晚期界域刻石,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汉隶书刻石字数最多的一块碑。书体仍处于篆隶变体之间,但此刻石基本完成了对篆书体势的改造,隶书的体势也已基本形成。

    四、结语

    纵观以上西汉仅有的几块隶书刻石,可以发现,虽然隶书在这一时期已普遍被人使用,但却很少有表现与之相对称的隶书笔意的石刻。简言之,西汉石刻的隶化速度明显落后于简牍文字,究其原因,大略如下。

    其一,西汉时期,是一个篆隶并行使用的时期,篆书并没有立刻被隶书所取代,严肃隆重的场合依然使用篆书。如碑额、瓦当、汉印使用的文字依然是篆书。

    其二,石刻隶书的书写速度远落后于日常书写体的速度。从各种书体来看都有类似的经历,如行书在晋代已经发展完善,而第一块入碑的行书《晋祠铭》却到了唐代。

    其三,由于西汉刻石风气并未形成,故当时没有产生技艺高超的石工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把八分隶的“蚕头雁尾”刻诸于石,还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

    注释:

    ①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07.

    ②王庸.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6.

    ③王庸.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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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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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5]班固(汉).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钟威.碑学10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7]赵超.古代石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8]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赵超.中国古代石刻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0]王元军.汉代书刻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11]金其桢.中国碑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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