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两汉简帛与碑刻书法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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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汉时期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期，它上承殷商甲骨金文和秦代篆书，下启后世楷、真、行、草等多种书体。现今主要通过两汉时期的简帛与碑刻来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本文试通过对简帛与碑刻书法进行比较，来探究其呈现出的不同风格的原因。
关键词：简帛；碑刻；书法；风格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3-0081-02
中华民族文字的起源可上溯至数千年，而书法作为文字的载体，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秦汉，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历史的步伐也带动着书法艺术的前行。汉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时期。它上承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秦代的金文和小篆，下启魏晋隋唐以及后世的隶、真、行、草等各式书体。汉初承秦制多用篆书，后来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自西汉后期以来，篆书、隶书 、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基本定型，至东汉书法艺术发展已非常繁盛恢弘，这一时期书法理论也开始萌芽，如崔瑗《草书势》，赵壹《非草书》等。自此，书法艺术开始有序发展，并为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石刻与碑刻
碑刻始于先秦。《史记·秦始皇本纪》言：“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鱼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后仅存《泰山石刻》与《琅琊石刻》。《泰山石刻》刻于前219年，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
西汉初期的碑刻沿用秦制，一般以题刻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鲁孝王刻石》、《霍去病墓刻石》等，在这些碑刻中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书法自秦篆逐渐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鲁北陛石题字》等体势较开阔，笔法仍有篆意；《鲁孝王刻石》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霍去病墓刻石》则多有隶书特点。
东汉好树碑之风，故现存于世的汉碑多为东汉时期所刻，在简牍和帛书发现之前，人们对汉代的书法了解多来源于两汉时期的碑刻和铭刻。碑刻至今仍为今人研习汉代书法的主要范本。如传世名作《乙瑛》、《礼器》、《史晨》、《曹全》、《张迁》诸碑。东汉初《三老讳字忌日记》依然存有西汉带篆意隶书之风，而至东汉末《礼器碑》则已演变为成熟的分书。
二、简牍与帛书
虽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西汉时期就发明了造纸术，但在东晋之前，人们还是习惯用简牍作为一般的书写载体。简牍是现遗存下来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一般来说，人们习惯将写于竹片上的成为“简册（策）”，写于木牍上的成为“板牍”。“册（策）”即为数简编连而成。《尚书·多士篇》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虽然简牍早在宋代就有出土，但大量的发现并引起重视，还是自1907年至1914年英国斯坦因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等地陆续发现数百枚汉简起。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我国各地区发现数量众多的汉简，并且直至今日还陆续有简牍出土。
简牍书法一经问世就惊艳一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简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简牍中所记载的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军事、文学、书法、音乐等诸多领域。目前国内对于汉简书法的研究已取得不菲成就，如王国维、罗振玉所著《流沙坠简》，劳干《居延汉简考释》等，都对后来众多学者研究简牍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两汉时期的日常书写载体出了简牍以外，还有缣帛。帛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但由于其比较贵重，故多用于王公贵族们书写或一些特定场合的书写。帛书由于其不能普遍使用并且不易保存的特点，故现能看到的仅为汉墓中出土的部分帛书，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遣策》、3号墓《遣策》和帛书。湖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
三、碑刻与简帛书法风格差异原因
简帛与碑刻书法就其书法风格形成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书写材料的差异
简牍因其书写在竹简或木牍上，书法风格受到书写材料的面积影响较大，一般竹简宽度约为0.5～1厘米,厚数毫米,长度根据需要而定，在汉代有3尺、2.4尺、1.2尺、0.8尺等，一简只书一行。故字写成扁方,使字与字之间间隔清晰，不仅节省材料，更便于阅读。这就造就了隶书的“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的基本形态。帛与简牍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缣帛比较珍贵,虽属古籍的抄本，书体风格亦不一，但书艺精湛，意趣盎然……这些墨迹出自具有较高层次的文人之手，用笔讲究，构形谨严而自然灵动，线条动静相辅助，时见变化。
碑刻面积一般较简牍大许多，保存也较简帛更为完整，如1941年出土于曲阜城东南周公庙附近的《鲁北陛石题字》长95厘米，宽42厘米；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乙瑛碑》高198厘米，宽91.5厘米。由于碑刻多用于述德纪事，树碑立传，祭祀等等，故其刻写精细，装饰意味极浓。或方拙朴茂，或灵动飘逸，风格迥异。
（二）书写工具的差异
碑刻是将书写好的墨迹复写于平整的石壁或木板上，然后鐫刻而成的，碑刻书法以刀代笔，书写的速度不可能快而流利，而且笔划粗细也不能如毛笔在简牍上写字那样顺滑流畅有轻重缓急。故汉代碑刻作品的线条主要以方直线为主。欧阳修曾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
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大量出土的简牍和帛书，才是真正的汉代遗存下来的墨迹，从中可见汉代书法艺术最真实的一面。简帛无疑是能够最直观，最准确再现汉代书法艺术风韵的载体。
两汉时期，人们通常是用毛笔在竹木简犊或是缣帛上进行书写。毛笔据传为蒙恬所创，笔锋多用羊、鼬、狼等动物毛制成，笔管则以竹制成。头圆而尖，用于书写绘画。简牍和帛书都是用毛笔书写而成，故其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和偏前的部分略粗，能表现出刚健遒婉的书法风格。而且书法作品多采用墨汁书写，色泽鲜亮沉着，干湿浓淡等变化使书法线条更具传神。
（三）书写功能的差异
碑刻自秦有之，当时用途有三：一是在墓地作下葬时的木柱，后演变为石碑；二是立在宫庙之内，供祭祀时拴系牲畜用；三是立于宫庙之前观察日影用的竖石。早期的碑都有一个孔，也称“穿”用来系绳子，没有碑额，也没有文字。西汉时开始有碑额，碑额在穿之上，文字在穿之下，大都不署撰刻者姓名。到东汉时开始镌刻撰书者的姓名。由于碑刻多用于较正式场合，故碑刻文字多较为庄重精细。而简常用于政府颁发律令、诸子百家著作，牍多用来书写契约、 医方、 历谱、过所、书信等；觚常用来抄写字书、记事、打草稿或练字等。书写较碑刻随意多变，不受约束，故简牍的书写风格更加自由奔放。碑刻和简牍的不同风格趋向最终衍化为不同的书法风格和书法走向，并逐渐演变为楷书，草书，行书等新的书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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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M].商务印书馆，2000.
[3]香翰华.东汉的隶书碑刻及其起源[N].中山日报，2004-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