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院侨联小组的侨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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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的作者回顾武汉音乐学院“侨联” 多年来的工作。这个有章程、有组织条例的人民团体，团结了“武音”的归侨、侨眷以及海外同胞，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服务做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侨联”；工作
中图分类号：J6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25
作者简介：李红梅（1931～），女，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8-24
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的三座大山宣告新中国成立时，海外赤子无不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深感海外孤儿有了靠山。不少华侨学生（侨生）希望能早日为建设新中国添上一砖一瓦，为此掀起了历史上第二次华侨归国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有部分侨生背着父母偷偷地设法上了回国的万吨海轮，极个别侨生在海轮抵达香港口岸时被英警（其父母通过印尼驻香港领事馆照会香港警方）截回印尼。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在延安时期就设有“归国华侨联合会（侨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被毛主席冠以“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就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党的侨务政策是“一视同仁 适当照顾”八字方针。解放初期中共侨务委员会（侨委）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接待、安排归国的华侨。所以归侨一踏上祖国南大门——广州，自己不必操心，一切由侨委的同志热情安排妥当。我于1951年7月1日一人随印尼雅城“巴中”学子回国团抵广州的。不久便考上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音乐部学习。
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是由“中南文艺学院”、“华南文艺学院（人员最多、资历最为丰厚）”、“广西艺专”三校的音乐部，在1953年由中央文化部进行全国院系大调整下合并成中南地区唯一的音乐高等学府——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音专）。
在中南音专时期，校内有解放前、后归国的教工，加上一批解放后从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等国家的侨生和香港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像是沙漠中的一道风景。1957年武汉地区召开第一次“湖北武汉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学校委派我以侨联小组长的身份出席此大会，校内的“侨”字号便是校侨联小组的成员。1959年成立了“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会上我毫无思想准备地被选上“省侨联”的副主席（我称之为义工）。从此我既要完成教学的本职工作，还要负责省内、校内的侨务工作。1958年学校“中南音专”与“华中师院”的音乐美术部合并改名为“湖北艺术学院”，这时院侨联组成员扩大了许多，共有三、四十人。学院党委很重视统战工作，把我也吸收到院务委员会，参与商讨学院教育革命等大事。
当时院侨联小组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针对解放后远离父母来学院学习的侨生。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在节假日的联欢会上出些节目，表演东南亚的舞蹈和歌曲，曾经在湖北广播电台播唱印尼民歌等活动。
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归侨们与全院师生同甘共苦、不畏困难，没有向海外亲友诉苦。当困难形势有点好转，党以“一视同仁 适当照顾”的政策，对全国解放后回国来的归侨一律照顾吃细粮。归侨们对党给予的关心和照顾十分感动，心情舒畅，发挥出更高的积极性，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做好。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党的侨务政策被“造反派”扭曲为“走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视为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侨），受到歧视和不正当的待遇。归侨中流传着“我爱祖国 祖国不爱我”的悲观论调。当政策稍有松动，大部分归侨纷纷要求出国探亲。当时要想出境十分困难，合乎条件的也得排上几年的队才能得到签证。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院滞留香港的校友，达到了30多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切得从拨乱反正开始，院侨联小组的工作十分艰巨。例如在政治待遇上的“右派平反”工作，这些同志离开学院与院领导是站在对立面的，曾放话“今后再也不会踏进此校门”，走后便失去了联系。学院领导只有依靠侨联小组把“右派平反”书寄到已移居境外的有关老师手中。又如武汉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物资的结案工作。院内有一位归侨家中被抄走价值数千元的物资，“查抄办”只以200元作为赔偿，使人无法接受，院领导干部对他做了多次的说服工作，拖了相当长时间，一直无法取得谅解。最后由侨联小组长出面，以持对侨的同悯心入手，启发其当年归国时的决心和心情，对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遭遇者，并从顾全大局等多方面分析，最后总算被说通，使武汉大专院校整个查抄物资的工作得以结案。在这一阶段院侨联小组的工作事无巨细，有要落实政策的（平反）、要求出国的、工作调动、职务晋升、住房分配、知青返城、子女上学、探望病号、家庭纠纷等等，侨联小组将所有提出的问题一一向有关上级反映依靠组织给予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湖北省侨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侨务政策在八字方针上改成“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方针。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海外关系是好东西”之后，侨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工作也更全面。
改革开放后学院党委比较开明。1985年学校为了疏通在境外校友的感情，委派我和院办一位新加坡归侨两人，在春节之前以探亲的名义赴港（当时学校没有一分外汇），代表学校去慰问在港的校友。我们两人抵港后，首先重点地一一拜访（包括浸会学院音乐系叶主任），最后才在餐厅集合聚会。在港校友看到学校已经改变了原来对他们的看法很欣慰，对学院领导的关怀倍感温暖。学院的这一举措，得到在港校友的谅解，由此打开了局面，随后在境外校友陆续地回国旧地重游；有的回母校讲学；有的会见领导和导师；有的探亲访友。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浸会学院音乐系主任叶惠康博士，他不计前嫌，率团回学校访问，并签上了今后两校互相友好交流的协议。
我们俩人在香港逗留期内，还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参观访问，得到该系洋主任和秘书曹先生的接待。另外我们还会见了香港“通利”琴行的李子文总裁，得到了李先生的热情款待，同时我们定下了购置我院第一架演出用的大三角琴“斯坦威”，还获得了购置管乐器的优惠价等等。
“改革开放”后学院领导对香港学生来我院上学也是网开一面。曾有一香港学生与侨联小组联系，希望能到我院附中学声乐。当时附中的业务招生考试刚结束，领导经商量为她一人重新组织声乐招考班子，她最终在经文化考试等程序后，顺利的到附中上学，使学生家长十分感激。
美国洛杉矶的“海峡两岸研讨会”会长兼作家李惠英先生，在五十年代她受过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接见。改革开放后曾频繁出席我国国庆的国宴，是一位热爱新中国，社会活动能力极强的女强人。她是我院李群英老师的胞姐。文革结束不久，两度受邀抵汉讲学并探亲。我院也特邀她为全院师生员工做了演讲，演讲中她具体地分析了许多美国的实情并与中国作了对比，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家听后，大开眼界、十分新鲜、反响热烈，深受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院侨联小组是在省侨联和院党委统战部领导下展开工作的，实际上是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开会的内容主要是传达省侨联和学院所决定的决策。在199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小组认真地组织了学习。在北京举行亚运会之前，院侨联小组在院内高层教学楼前举行了“学雷锋为亚运奉献即兴义演”的公益活动。院侨联小组的日常工作是为侨服务，除每年召开中秋节联欢外，更多的是倾听小组成员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小组向上反映，使归侨与组织更加贴心，激发出爱国主义精神，更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院侨联小组对外的工作是，保持与境外校友的联系；热情接待回母校的境外校友；代办他们所需要的出生、结婚、毕业、无犯罪记录等的公证书。通过院侨联小组的牵线由在港校友出面联系，1986年受香港文化局的邀请，我院副院长与一位资料员赴港出席1986年香港的艺术节，作半个月的参观访问（算是文革后较早的一次）。不仅看了演出，还参观了演艺学院、联合音乐学院、浸会学院音乐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儿童音乐中心等单位，很受启发。还有一次是受新加坡诗人作家的邀请，我院部分教师由陈教授带队到马来西亚作小型演出。
改革开放后，我院侨联小组的工作对象不仅是归侨侨眷，还扩大到有港澳台及有海外关系的教工，后段时间增加了李曾功、老洪慧老师当组长，他们的工作均得到学校肯定，且受到了省侨联的表彰。我于1994年退休，院侨联小组长由老洪慧老师担任，她依然满腔热情地克服课多和家庭的困难（她先生身体不太好），做出无私的奉献。院侨联小组多次进行侨情调查，确定身份，到省侨办为大家办归侨、侨眷的身份证明；组织到“亚心”医院作体检和春游；探望住院归侨、侨眷；展开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湖北省为“保护法”的“实施办法”的学习等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为开创高校侨务工作的新局面，我院侨联小组在省侨联和院统战部的关怀和支持下，于2004年成立了“武汉音乐学院侨联”，会上选出了主席：老洪慧，副主席：宴成全，杨丹娜，秘书：周显平，周耘，聘请李红梅为顾问。武汉音乐学院侨联成员中归侨6人，归侨子女4人，侨眷71人（不完全统计）总共八十多人，从此结束了侨联小组而成为有章程、有组织条例的人民团体，将更好地团结全院归侨、侨眷以及海外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服务。
我从回国至今已有61个年头，工龄是43年，教龄是38年，而搞侨务工作却有55年（看来恐怕永无退休之日）。我的社会工作，除搞侨联工作（省侨联的工作从第一届到第五届是副主席、退休后第六、七届是常委）外，还兼任湖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湖北省妇联两届执委，这些都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因工作水平和能力均有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自感内疚，不过我这一辈子已实现了回国时的初衷——要为参加建设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而且多次获得全国级别、省级、县级、市级、院级的嘉奖，心已足矣，并感到自豪。
2004年武汉音乐学院侨联成立时
的成员（可查档案） 归侨：
杨匡民（缅甸）、廖宝生（越南）、谢玫瑷 、许星波（泰国）、邓令敏（日本）、李红梅（印尼）
归侨子女：
陆炜标（母：越南归侨）、施安康（父：新加坡归侨）、罗 进、杨 舒
侨眷：
黄宜君、舒琛珍、朱惠华、陈 婉、张惠林、孟文涛、周令章、黄美德、梁静如、王克勤、李群英、钟碧如、钟绶华、滕茂隆、柏向平、刘 炎、张珍丹、燕珏如、严慈英、简达纯、徐鹄志、孟兰芳、胡丽玲、许守诚、张 鹏、老洪慧、老洪义、李汉梅、赵德义、宴成全、杨丹娜、周显平、周 耘、黄伊娜、朱耀熹、熊治群、钟德珍、李业森、张金洲、叶安卓、张茂森、李细纯、姚乔凤、苏崇贤、林 娟、钱万耀、周 武、杨汉丹、周丽红、钱平江、施凯尔、陈 琦、肖淑云、周 红、沈 源、练小元、练小全、孟 酋、张 烈、柳祖志、祝雅贞、郑荣达、江幸子、卢冠荣、周振锡、卢冠华、余开文、王 暹、王 健、沈 茜
港澳关系：
杨金岚、李增功、曾安如、王柏香、杜翠云、梁 、李洪堃、张 兰、熊 赪、吴怡青（海归）
台湾关系：
张玉明、顾子玉、周 翔、熊恩凤、陈景梧、龙 曼、陈 星、肖雪玫、柯 央、王一武
已退休在美国：彭慧莲、陈孟琦、朱小英
已退休在澳大利亚：高 毅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的校友：
叶惠康、蔡正怡、黄庆云、翁克忠、黄美庆、黄克金、吴庆英、黄春英、郑 铨、区 昊、谢黄燕、陈玮瑛、郭盛煌、简华玉、梁文炳、陈佩泉、幸遂颜、古秀琼、沈吉球、谭惠芳、汤美珍、伍而生、姚光辉、刘元芳、罗福洁、陈能济、刘慕年、苳华强、林志民、李常密、李乐艺、黄佛佑、温福森、关昭刚、邹明范、李曼华、关定航
文革前中南音专、胡艺的归侨：
解放后的侨生：
李红梅、莊在海、陈玮瑛、郭盛煌、肖文才、谭昭心、黄庆云、翁克忠、陈 威、黄克金、黄春英、朱晴芳、林鸿志、黄美庆、陈巧钦、陈巧镁、梁治中、陈能济、黎国坤、黎启国、杜共和、林志民、林美英、洪必慈、郑鸿仁、张蔼蓉、林夏宝、古秀琼、苳华强、黄育美、
声乐系1男生
香港学生：黎国珠、沈 溪、严 伟
解放后回来的教工：
杨匡民、廖宝生、谢玫瑷、顾仲琳
解放前回国的教工：
何漂民、许星波、邓令敏 、罗炯之、马卫之、龙飞英、黄力丁
写于2012年10月
特约编辑：孙赛赛
Recalling the Work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se Association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LI Hong-mei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work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over the years. With regulations and organic rules， This kind of people’s organization unite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relatives of nationals living abroad and overseas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service for rejuvenation， achieve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to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Key Words：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