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后发国家发展理论的三个维度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西欧社会发展、东方社会发展等视野，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后发国家发展理论，确立了跨越发展观，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理论、“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理论是其确立的重要前提。西欧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先发国家的渐序发展规律及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殖民统治，阐示了跨越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对东方社会发展的考察，确立了跨越发展是后发国家文明形态演进的一种特定方式的历史观定位，明确了跨越发展是跨形态的发展之基本内涵，对当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跨越发展；后发国家发展理论；转型；交往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11-08

马克思恩格斯的后发国家发展理论，即跨越发展理论，是一个倍受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远远不够，且在认识上还存在许多误区。有的把马克思恩格斯看成是单线的社会进化论者，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有跨越发展的理论；有的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理论看成是晚年理论困惑的结果；有的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理论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跳跃论；有的认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是马克思个人的主张，恩格斯并不赞成等等。要消解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理论，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考察和辨证分析，从不同维度真正地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理论的真谛及其当代意义。

一、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视野中的跨越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观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而形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创立时期，也是跨越发展观的形成时期。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恩格斯合作的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为跨越发展理论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并从这一前提出发提出了跨越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

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确立跨越发展观的首要前提。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考察，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既是量的逐渐积累过程，又是文明形态的依次演进过程。“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成是对前辈的继承和在此基础上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人类文明有其特殊构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性，使人类文明的发展显示出阶段性来，是一个既连续，又非连续的世代依次更替过程。而就阶段性来说，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根据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来区分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段，划分为古代、中世纪、新时代、未来社会即民主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根据异化劳动把人类文明划分为没有私有财产时期、存在私有财产时期、消灭私有财产时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从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第一次把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段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理论的创立不仅为揭示先发国家的渐序发展提供了历史观依据，也为揭示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历史观依据。因为，如果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有量的渐进积累过程，没有质态的依次更替过程，就不存在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问题。只有当后发国家的文明发展与先发国家的文明发展出现了质态的差异，才有实施跨越发展的必要。正是这种质态的差异形成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而导致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

“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理论是跨越发展观确立的又一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从分析社会分工入手，通过对生产与交往互动作用的历史考察，深刻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的普遍交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同其他民族的交往；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共产主义就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理论又为揭示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历史观基础。因为，即使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质态差异，但后发国家还处于封闭状态，没有与先发国家进行普遍交往，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单另进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既然人类文明的发展存在着质态的依次转型，并随之形成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便为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后发国家就没有理由不采取跨越发展战略。

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不仅一般地论述了跨越发展的历史观前提，且从这一历史观前提出发深刻阐述了跨越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以具体事例说明了跨越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文明形态演进的规律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而言，二者是相同的，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然而，由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既要遵循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历史演进一般规律，又要遵循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特殊规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这是因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也就是说，先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是一个渐序的历史过程，而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则是一个跨越的历史过程。这种跨越发展之所以必要而且有可能，就在于伴随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并由此而形成的世界普遍交往，使后发国家和先发国家出现了从属发展关系，正是这种不同文明形态在错层交往中所形成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促成了后发国家的跨越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专门以北美和古代的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及其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冰岛为例，说明了跨越发展的可能性。

二、西欧社会发展视野中的跨越发展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发展时期，也是跨越发展观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先发国家的研究，在揭示了作为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规律，丰富了跨越发展理论。

第一，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和历史趋势的全面考察和科学分析，深刻揭示了先发国家的渐序发展规律，进一步说明了他们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和“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中所得出的后发国家跨越发展的正确性。对于渐序发展，马克思曾这样分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同样对于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也必然是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这种原始积累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冲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像英国这样的西欧国家只能走渐序式的发展道路，就在于它的先发性。就当时而言，“资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因而，资本主义因素只能孕育于其社会内部，只能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不断发展，最终“造成了自身的否定”，被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代替。而当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确立并需要转型的情况下，对于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后发国家来说，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足以使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内部产生类似的矛盾，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发展已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可以借鉴和嫁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所以，它们要选择的道路就不是渐序式发展，而是跨越式发展了。

第二，通过对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的比较研究，深刻地揭示出了跨越发展的历史条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形态理论”研究基础上，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从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形态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来区分文明发展的历史时代，他指出： “大体说来，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并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研究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来揭示跨越发展的话，那么在五十年代研究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则主要是从剖析高级形态，即资本主义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揭示跨越发展的。正是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发现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页。。俄国农村公社正是由于长期保留着这种亚细亚形式，才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时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第三，通过对工业先发国家与工业后发国家矛盾运动的考察和分析，阐明了跨越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论述：“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对于这段论述的理解在学术界有很大的歧异，国内外一些学者，曾以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为依据而认为马克思是主张“单线论”的，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和歪曲。在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并不是后发国家要效仿先发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阐明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带动作用和借鉴意义。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所要关注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发展程度的高低”，而是“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在于它给后发国家所提供的“未来的景象”。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激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已经展示出来，后发国家所要关注正是这种历史趋势。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对后发国家所能提供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不要再效仿已经走向消退的资本主义老路，而应该根据它的发展趋势为自己重新开辟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利用它业已创造的文明成果，加速自己的历史进程，提升自己的文明形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发展时明确指出：“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为此，马克思强调，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这一点对后发国家来说就更为重要。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马克思的后一句话，在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并不是先发国家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一致性，而恰恰是二者的不一致性、差异性。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并不是后发国家未来发展的“样板”，而只是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先发国家所走的道路不能完全套用到后发国家上来，而必须选择与先发国家所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在这里马克思所蕴涵的正是跨越发展的意思。

在马克思看来跨越发展之所以可能，还在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具有混合发展的特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过程中，高级文明形态总是孕育于低级文明形态，当低级文明形态还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高级文明形态是从属于低级文明形态的，而当文明形态已经实现转型，高级文明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低级文明形态便从属于高级文明形态了。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资本主义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其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是从属于先前的社会性质的，而当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先前社会的一切因素便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认为“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后发国家跨越发展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情况下，新的文明形态在发达国家产生了，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落后国家的文明形态不仅必然地要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且发达国家的新的文明一旦被嫁接到落后国家来，它就会成为落后国家文明发展的先导因素，与该国家原有文明形态中孕育起来的新的文明一道，极大地推动着低级文明形态向高级文明形态的转型。

第四，通过对西欧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的考察和分析，深刻揭示出了殖民地国家跨越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这种跨越发展的特殊性。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列强对落后国家的侵犯包括对落后国家传统制度的冲击并不是要帮助落后国家的发展，而完全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世界列强就不得不把自己先发的高级文明形态嫁接到殖民地国家，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所指出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771页。。当然，这些对于殖民地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过程。“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也就是说殖民地国家的跨越发展只有从被动变为主动、从不自觉变为自觉，才能真正成为可能。这种转变不仅取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形态的转型，还取决于它的社会形态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国家不仅能够摆脱殖民统治，而且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将先发国家的高级文明形态嫁接到本国来，从而实现跨越发展。对此马克思充满信心，在谈到印度的这种发展情景时，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三 、东方社会发展视野中的跨越发展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观是伴随着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而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是伴随着对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推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中而发展的话，那么进入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则是伴随着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在完善跨越发展观的同时，使唯物史观也得以完善。

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为回答东方社会发展问题，对人类学和历史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两大巨著，为最终确立其跨越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马克思关于跨越发展理论的集中论述，主要体现在1877年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的《给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复信的三篇初稿和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恩格斯晚年也着力于对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为跨越发展理论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源于1875年对民粹派代表人物之一特卡乔夫观点的批判。论述主要集中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82年与马克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及给伯恩斯坦、丹尼尔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几封信中。在这些论著和书信中，他以俄国为例深刻论述了东方落后国家走跨越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条件和方式等问题。

第一，跨越发展的历史观定位。马克思在论述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时，之所以首先要对这一发展道路做出历史观的定位，是因为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之后，遭到了自由派和民粹派的歪曲和攻击。自由派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简单地套用到俄国，并以它来论证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而民粹派则把马克思看成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急速过渡到资本主义更为急迫的事了。正是针对这样的攻击和歪曲，马克思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阐明《资本论》所揭示的“渐序发展”只是西欧各国的发展道路，而非一切国家的共同道路。马克思在阐明《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之后，便明确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1881年在《给伊·查苏利奇的信》中便进一步指出，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在马克思看来先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与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演进，都从属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但在特定条件下二者又有区别。跨越发展是后发国家文明形态演进的一种特定方式，这就是马克思对跨越发展的历史观定位。

第二，跨越发展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跨越发展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从几处经典的论述中可以领悟到其思想的真谛。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针对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研究的问题表示赞同时指出：“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指出俄国“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6页。。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0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认为不能把跨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舍弃原有形态而直接进入更高形态的跳跃发展。这里的“不经受”、“不通过”并不是跳跃的意思，而是指不必要“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不是舍弃原有形态，而是以原有形态作为新的“起点”，采取以高级形态带动低级形态，以低级形态促进高级形态，使两种形态相互融会，协同并进，从而加速历史进程，提升文明形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跨越发展实际上指的是跨形态的发展，是跨越两种形态的发展，是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里所进行的发展。

第三，跨越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已从历史观上初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从东方社会发展的视角，进一步阐明了跨越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像俄国这样的东方社会跨越发展之所以必要，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形态已经陷入危机，正处于“瓦解过程”，世界文明形态的转型已经到来。为此，“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对于俄国来说，不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第四，跨越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像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走跨越发展的道路，首先是它保留着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时代，特别是与它“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1页。。作为跨越起点的生产方式与作为跨越目标的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通过普遍交往，吸收先发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马克思在反驳否定跨越的可能性观点时明确指出：“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表要否认上述现代农村公社进化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末，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套交换机制（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6页。恩格斯在谈到俄国跨越发展的可能性时也这样认为：“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2页。。

第五，跨越发展的内容。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只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并不涉及生产力的跨越，甚至由此而引申出社会制度是可以跨越的，而生产力是不可跨越的理论。其实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思想的误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文明形态是多层面的，既可以表现为社会制度层面，也可以表现为生产力层面，社会形态可以跨越，生产力形态也可以跨越，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讲的是制度的跨越，“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讲的便是生产力的跨越，就是要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嫁接到公社中来，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可以说生产力跨越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制度跨越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制度跨越首先是基于后发国家生产力跨越的需要。在这个时候世界生产力形态已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先发国家已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后发国家急需通过不同文明形态的错层交往来提升自己的文明形态。然而处在较高文明形态的先发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已经显示出其社会形态转型的客观必然性，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沿用渐序发展方式，再去建立人家需要舍弃的社会制度来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而首先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跨越，通过社会制度的跨越来为生产力的跨越开辟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社会制度的跨越问题上。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理论的历史考察和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发展理论并不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更不是与唯物史观相悖的另一种发展理念，而是从属于唯物史观，是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唯物史观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跨越发展理论的最终成果是唯物史观真正成为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对当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当代西方和拉美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理论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在实践中都遭到失败，就在于这些理论违背后发国家的发展规律。西方现代化理论旨在推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渐序发展观，依附论实质上是一种走向封闭的独立发展观，世界体系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循环性的“依附”发展观。它们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一种历史倒退，当代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观来回答。

在当代对于后发国家来讲，现代性仍然是不可逾越的未竟事业，而后现代性又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使命，这是人类文明形态转型带来的两难选择。然而，在世界历史特别是在新全球化的条件下，这是挑战又是机遇，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积极的错层交往，与先发国家站在同样的历史平台上，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融为一体，实现跨越发展。对此，必须不失时机地实行跨越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构想归结起来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发挥制度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越与制度跨越的双向互动；以人为本，实现主客体的双重跨越；统筹兼顾，实现从局部跨越到整体跨越，真正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实际的新型现代化之路。

（责任编辑：熊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