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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历程

    时间:2021-02-18 07:58: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我国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经历了由排斥到合作共事再到接受领导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转变过程。究其原因,就是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并通过与其他党派的比较鉴别而认定,只有共产党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能够承认并改正错误,大公无私,主张民主,制定的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并能够在实践中起到点点滴滴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有共产党能够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的利益,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民主党派;共产党;接受领导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9)04-0033-03

    我国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转变过程。根据对历史资料的学习和梳理,我认为我国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排斥共产党的阶段(从1928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党派并不多。中华革命党(第三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政治团体。在反对和排斥共产党方面中华革命党的态度最具有代表性。

    1928年3月,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成立。在中华革命党阶段(1928年3月称为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又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排斥态度十分明朗。

    1928年6月,由谭平山提出的《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明显地反映出第三党的排共态度。第一,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暴动政策,把它看成是“妄动与乱动”,否定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第二,不加区别地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把国民党、新旧军阀和共产党看成是“联合战线”,加以反对;第三,明确否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广大的劳动阶级的中华革命党,才能够领导达与成功”。

    此时,共产国际对中华革命党采取排斥的态度,认为邓演达、谭平山组织的新党是“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党”,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斗争的态度。受共产国际态度的影响,中共六大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有些共产党员也开始写文章,批评第三党没有阶级立场。互相的排斥与指责,严重影响到双方的合作。

    到了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第三党依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攻击的态度,第三党说:“中国共产党所以有若干的声势,并不是因为它的政策和行动适合于中国广大平民革命的要求,能代表平民的利益,实在是因为军阀混战,人民未曾起来,它就乘机作落井下石的行动。”批评中国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胁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因此,第三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脱离了中国革命的阵线,他的客观任务是阻碍中国人民解放”。所以,要“消灭妨害民族解放妨害人民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工具”,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既不属于蒋介石或改组的国民党,也不能属于共产党,而是属于第三党。

    “九一八事变”之前,以第三党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第三党本来就是一些不满意“到处暴动组织苏维埃政府的共产党”,又不满意“杀尽共产党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的人建立起来的,与共产党有一定的距离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侵略中国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既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在进步势力范围内,各党各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等问题的认识有一定差异。第三党和中共争论的焦点,无非是谁能够真正代表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谁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问题。而共产国际对第三党所采取的排斥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中共内部左倾关门主义情绪的增长。正因为互相的排斥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在互相排斥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很远。于是就出现了第三党在发表对中共不满情绪和言论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肯定。如《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认为:“共产党,在理论上是无产阶级政党,近年在广大的革命群众中发生积极的作用。在革命的历史上也有很大的贡献”,表示对于中共也愿意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一状况表明,当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时,第三党就有足够理由和中共进行合作。“九一八”以后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中共与第三党的共同点越来越多,第三党也就逐步放弃了排共政策,进而转向与中共的合作。

    第二阶段:与中共合作共事的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8年接受中共“五一”号召)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直到1948年接受中共“五一”号召,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民主党派在反蒋抗日、救亡御辱、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宪政、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等等方面和中共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曾经排斥过中共的第三党,在1935年11月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适时宣布放弃国民党的历史和系统,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在《f临时行动纲领》里指出:在新形势下该党的政策和策略是联俄联共,全国一致抗日。改变了对中共的一些错误认识与态度。在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后,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中立,总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工农贫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

    围绕反蒋抗日、救亡御辱、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宪政、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等主题,民主党派和中共在政治原则基本达成一致的前提下,与中共的合作方式与途径很多:如访谈、聚会、座谈、祝寿、订立君子协定、民主党派去解放区考察、以宣言和声明等方式互相声援、在各种重要会议上(比如:旧政协内外与中共的亲密合作、拒绝参加伪“国大”等)互相配合以及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援等。

    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民主党派和中共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当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打击民主党派的情况下,民主党派一方面转移到香港或者转入地下斗争,一方面走上了与中共公开合作的道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获得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电毛主席》,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分别通电响应。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途径”。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直到1948年接受中共“五一”号召,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够和中共紧密合

    作,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反蒋抗日、救亡御辱、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宪政、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等等方面民主党派和中共的认识是一致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把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其目的就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和中共仍然只是合作共事并不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我国民主党派才算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第三阶段: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段(1948年接受中共“五一”号召后至今)

    宣布接受中共“五一”号召后,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就积极参加和推动新政协运动,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在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后,我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如果说能够合作共事的原因是民主党派认为和中共的政治主张趋于一致的话,那么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原因要复杂和深刻得多。除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近以外,更重要的则是对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领导能力等总体方面的正确判断。因为,党派之间单纯的合作关系可以是在某个阶段就某件事情在一定的范围内建立。即使相互没有充分的信任,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结为联盟。而接受另外一个党的领导,并且要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仅需要对本党的自信,更需要对领导党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等方面的认同。我国民主党派能够走过从排斥到合作最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究其原因,就是各民主党派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并通过与其他党派的比较鉴别而认定,只有共产党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能够承认并改正错误,大公无私,主张民主,制定的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并能够在实践中起到点点滴滴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有共产党能够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的利益,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民主党派提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民主党派对共产党领导认识的不断深化,视野更加宽广,理解更加全面,“跟党走”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主题,并开始强调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民主党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民主党派在贯彻中共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的主动性,表明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今天,研究我国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经历由排斥到合作再到接受领导的比较复杂的转变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在他们内心深处产生的由不了解到被吸引再到心悦诚服接受领导的变化,其意义不在于简单地重复说明我国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于这些“往事”所“资于”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参政的民主党派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和参政议政的能力,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最终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编辑:壬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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