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时空的审美变奏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散文名家的石英是一位令我十分景仰的作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与繁荣孜孜不倦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出一本又一本优秀的散文集，并从中表现出较强的进取精神与探索意识，还在于他与同龄的作家相比更具有着一颗难得的平静淡泊和从容自如的心，这样的心态在面对当前十分浮躁的中国文坛时的确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景致。具有着这种心态的他，便能够使自己静下心来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即使周围的人事变得极为复杂和令人费解，即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异得如何难以理喻，他依然以一种超然的生命姿态默然而前行。正因为如此，他比之于同龄的作家就具有了更多作为标志作家身份成就的文学作品，近期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生命之旅》便是这种成就的确证，尽管它只是一本游记性的散文。

自古以来的中国游记散文就以它能够在一种不断进击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自身不同于写人记事类散文的灵动与鲜活的美而被世人知晓和称颂，也为后来的诸多散文家极力推崇并赋予了主动积极的创造性介入。但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散文，如郦道元的山水系列、柳宗元的永州系列、徐弘祖的西南系列等，这些著述更偏重于客观的记录和叙写，把具有强烈主体精神的创作置于次要的地位，作为写作主体与写作的对象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或心理的距离，写作主体的情感和思想便无法灌注或投射到写作对象里，使它们完全成为作者的情化的景物，或是使客体具有生命的鲜活与灵动的意义。这样的游记散文就势必会形成这样一种创作范式，即注重在生理层面或物性层面上对景物的原始状态作具体精细的摹写、描绘，以记录真实的事实和表现真实的物象为主要目的。固然，作为偏重于客观记录的传统游记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对真实的渴求心理，也可以由于它在文辞上的精练工巧和所记录的物象的新异瑰奇给人们带来知识性的增益与艺术性的快感，但它却忽略了作家主体的气性纵控、情感内力、心灵辐聚、文化品质等对景物所产生的主导和移植作用，自然无法产生出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奇异美感。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这样的游记散文还与现代人的精神希冀和美欲渴求相距甚远，同现代人在生活节奏快速变异态势下追寻瞬间的心灵一动的快感和借以缓解各种压力的意愿也相违逆，在当前的文学接受市场上它丧失应有的阅读效果和不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感受就成为一种必然。那么，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游记散文就应当是在客观记录的基础上充分注入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思想，使主客观达到有机地融合，是散文作家的个体气性、精神指向、心灵姿仪、文化魅力同客观物象更深层面的融为一体。作为散文名家的石英自然深谙现代游记散文创作的这种圭臬，他长期坚持把自己拥有着的对散文创作的丰富经验进行有机的整合，并有意识地融入到自己的现代游记散文创作中，将自己新颖的切人视角和富于个性品质、人格气象同现代游记散文的精神和谐地融为一体，不仅使中国游记散文在长时段中体现为客观上记录的那种物态动感美得以现代性的延伸，而且极其注重在内容上的富于时代气息、社会意义和旅游文化品格、人文精神意蕴层面上的拓展和深化，使之成为独具个性气质、人格魅力与游记品位、现实意义的“运动美学”的展示舞台。

在《生命之旅》这本散文集中，作家共收入他在近两年创作的一百余篇游记散文，依据旅游对象在时空特性、地域色质、心境意绪、发展程度等的差异性又将它们分为《山海奇踪》、《西部写意》、《港澳之间》和《周边风情》四辑。这些散文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城镇到西部边陲的荒漠戈壁，从北国风光的雄阔气象到南国水乡的温婉细腻，从个性独特的风景名胜到名不见经传的旅游景点，再到扶桑岛国、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既几乎囊括了中华大地四面八方的山水景致，又涉猎了部分不为我们知晓的域外风情。从每一篇散文所涉及的具体风物景点、历史遗址、名山胜水、民族风情而言，或许显得有些狭小、单薄，如《山海奇踪》偏重于叙写我国东中部发达地区的山水风情和人文景观，《西部写意》注重于突出我国较为落后的西部界域内的自然风光和相对滞后的文化内蕴，《港澳之间》与《周边风情》多是作家随意铺写同我国经济尤为发达的特殊区域以及异邦他国的民族风情和山水情缘。这还不足以显示一个著名散文家深广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多彩纷呈的情感内质，也许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它们加以深广度上的表现，如若将它们纳入到一个有机的整体来作全面考察就能显示出风景群体的庞大气势和深厚内蕴，给读者以一种中国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全景式的印象和感受。但这还只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作家对游记散文的创作不仅有着一种特别的偏爱和执著的眷恋，而且自始至终充满着强烈的主观精神和赋予了个性的文化意味的审视，即他在亲临每一处风物光景时，总是对它们进行着融入了一个学人、军人和北方男人的人文精神与情性魅力、思悟内质的强烈的主体观照，对风景群体所构建的庞大而深厚的旅游文化精神内涵进行着深刻的思索和意蕴的理性开掘。在这样的观照、思索和开掘之中，他的游记散文便有着汇融了心性、智性、惰性和人文精神与个体审美内质的特性，这就既同中国古代那些名家们的较为单一的游记散文截然分开，又与时下那些只是走马观花似的仅仅在纯粹的物态层面和简单的心理层面对旅游景观进行描绘的游记散文迥然有别，具有更强烈的审美感受和冲击力。

用真性的生命力来思悟，用充满情智的话语来表达，用对思想性意义的开掘和以心灵的独特发现来拓展现代游记散文的艺术表现和审美空间，一直是石英在散文创作历程中的理想和追求，也是这本游记散文集最为重要的特点。《生命之旅》是这本散文集的首篇，或者说它是作家为此书所作的总序。这篇散文是以作家自己在某一个静夜抑或说在一个更为阔大的时空里所进行的具有意识流意味的生命思索，尽管这种思索的对象如碎片般存在于作家的脑海里，在常人看来也显得有些纷繁复杂和多象并陈，但在这种思索之中作家得以站在某个具有文化意味的视点对生命的动态以及他们无限深广的生活进行着一系列的感受和领悟，从中窥视到作为现实层面的各种生命都存在着“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二元性意义。诚然，作为任何一个肉身的生命本体，他既可能在黑沉沉的暗夜里被整体地淹没甚至消逝，也可能把它视为是在个体生命心中升起一种更为至真至纯的神圣感的重要方式，这就要看这个生命本体对暗夜去怎样理解和具有什么样的穿越力，在理解和穿越的过程中作为人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与人格魅力。显然，作家是把暗夜作为纯净自己思想和灵魂的方式的。他固执地认为：作为生命之旅“本应合于正道……正义之气岂能为暗设的绊马索所阻?”自然而然，作为“夜行的生命，闪光的更加璀璨”。在《巨树巨著共长生》一文中，作家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去表现游记散文的艺术审美空间的。刘勰无疑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文心雕龙》和他的声名一直为后来的文艺理论家们

所敬仰，但作家并不着意叙写他以静如处子的心境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去构建文艺理论的思想巨著，而是落笔于他所居住的定林寺院内那株号称“天下第一树”的银杏，从它的“遐寿罕见”和所具有的“非同凡常的灵性”来叙说其对刘勰的启悟，认为“刘勰与树朝夕与共，耳濡目染，心领神会，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感应是必然的”。由树及人，情思联动，双向歌咏，“刘勰就是那棵古银杏树，古银杏树就是刘勰，尽管树龄较人龄老得多，但彼此的生命已经融而为一”，“巨树与巨著，共同点是不朽的生命力。物种精神和人文精神，相映相偕与浮来山麓，蔚成中华一大奇观”。在这些篇什里，作家往往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对生命进行审视，但他并不因为生命本身存在的某种局限，诸如人存在时空的有限性、人的个体情绪的不确定性等而忽略它们的更为深广的意义，通过对这种意义的多向揭示来为读者拓展出一个富于多样化的更加阔大的艺术表现和审美空间，作家用真性的生命力来对一切进行美学观照不仅得到确证，其思悟、情智和心灵的独特发现可见一斑。像这样的散文，我们在他的文集中垂手可得。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那些锐意进取的散文家在沿着中国散文经典的道路继续前行，以富于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和灵敏极力拓展其艺术表现的审美空间，创造出一系列具有强烈时代感、思辩性、哲理性、文化感和现代人文精神美的散文；另一方面则是在各种现代传媒风起云涌之际，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浪潮般涌人散文的创作队伍，他们写作了大量表现生活琐碎、情绪低落、欲望无度、思想纷乱的散文，这类在数量上急剧猛增的散文，不仅充斥着今天看似热闹非凡实则荒芜杂乱的散文界，而且正在解构着散文的经典意义。面对当前散文界的这种现状，作为散文名家的石英不仅没有使自己陷落其中，而且以一颗极为平静的心灵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散文创作方向，即赋予写作和表现对象以强烈的多姿的富于层次性的主体情感，这不仅成为他散文中的重要品质，也是构成他的散文风格的重要手段。在这本散文集里也不例外。凡是对作家本人有较多和较深接触，并对他的散文具有一定阅读历史和阅读经验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清晰认知：他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尤其钟情于那些具有深厚民族历史文化意蕴的名胜古迹和充满着独特韵味、奇异风情的大自然，或者说他对这类名胜古迹和大自然有着独特的生命感受和内心体验，但他又完全不同于王充闾、余秋雨等散文家的感受和体验，而是擅长于抒发自己强烈的内心情愫，注重在情感的统摄下进行审美的观照，在视角上别出心裁，在表达上别出新意，《古文化城漫笔》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篇什之一。这篇散文主要是叙写作家在湖北襄樊城里所见到的三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迹——襄阳夫人城、米公祠和仲宣楼。对于襄阳夫人城，作家描写了襄阳夫人在东晋太元年间率领一群柔弱的妇人积极地无所畏惧地投身于抗击侵略者的前线和她们“蔑敌如鼠、义无返顾”的巾帼气概，认为“这一部分女性自古至今永远是人们(当然包括男人们)崇高的精神象征”，也是“男女平等的记功牌”。在写米公祠时，作家则抓住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生性狷直”的性格特征，以非常精练的笔力将他“思有别裁”的才情纵横描绘得栩栩如生。而作家在对仲宣楼刻画时，就完全是在情思的涌动中把青年王粲那意气风发、文思泉涌的原型活脱脱地提升为一个血肉更加丰满的艺术形象。尽管作家在写作时，我们虽无法看见如翻江倒海般的炽烈情感，反倒显出几许理性的意味和点到为止的情绪克制，但透过其使用的话语表层仍能捕捉到隐匿于他内心的强烈情愫，正是在这种情愫的激扬中我们得以触及到他散文的情性品质。像这样的品质，我们在他的《赤壁随想》、《孔林漫步》、《再登荆州城》、《乌镇留影》、《在虎门，林则徐雕像前》、《今悟晋祠》、《寂寞汾阳宫》、《兴城与袁崇焕》等文中，也能清晰领略到。

作为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由于种种历史、现实或人为的原因，它相对于东中部而言，无疑是显得比较落后，无论是在区域的经济建设、人们生活富裕的程度还是在两个文明建设的范畴。但正是在这个区域里，却有着另一种历史文化的意蕴和大自然的美丽，作为作家的石英自然不能对它在感情和心灵上予以忽视，不能不对它充满着别样的审美观照。《沙原天地间》是作家写自己在内蒙、宁夏、甘肃、新疆旅行中的一种观感。他的心情或许是受到那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的寂寥与苍茫的情境的影响，变得有些孤闷和压抑，在他的视域和感知里，“星月像被剥夺了爱情的败落者，怀着凄然的心绪敛起本就脆弱的光色，隐躲到一个肉眼找不到的角落”；大漠上的风“恣意搜寻套取沙原上的一切生命”，“偌大的地面就是一张赭黄的大网”。显而易见，作家的视角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内心的感受也自然与他在发达地区游历时迥然不同，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境使自己思想的太阳沉落于寂静的荒漠中，而是极力在寻找生命的迹象，所以，当驼队和小草映入他的眼帘时，他即刻感到生命的顽强和坚韧，并认为只有用这样的词汇才能够对这个独特区域里的生命予以有力的注释。在这样的审美观照中，荒漠戈壁上的生命就有了高大雄伟的形象感和灵魂的美丽。《新疆之大》是作家的另一篇“西行漫记”，也是他在大西北的旅程中所发掘出的别有趣味的蕴意。诚然，在整个中华的版图内，新疆无疑是最大的，作家所寻找到的却并非是它在地理概念上的大，或者说物态层面的大，而是那里的人的“坦荡的心胸”和“浪漫主义气质”。的确，一个生存在四处散布着戈壁荒漠，耕地极其有限、水资源十分匮乏的民族，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有着浪漫情致的歌舞相随，有着美丽的童话如阳光一样照耀着生命的行程，有着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在自己生命的肌理中镌刻着，这样的民族难道说还不能在精神和灵魂上显示它足够的“大”的意义吗。在《新蜀道难》一文中，作家根据自己在川北之旅的亲身经历来凸显对蜀道的艰难和险象的实感。或许在作家以往的旅程中，大多是平坦的现代通途，至少鲜有险象环生的旅行经历，但这次的川北之行，古老的蜀道却给他带来不少的险象陡生的情景与事件：行进着的狭窄的公路两边是笔直的悬崖或数十米的深渊；汽车在中途失控猛然滑向路边，数米之外就是深渊；途中偶见一辆中巴翻落进路旁的深壑；夜晚行进在一路的崎岖坎坷中……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旅程的艰难与危险，“赏其奇，观其险，减其难，增其安，是为大益大善”的感触便油然而生。虽然作家没有任何文字来点破古蜀道上的经济落后、交通滞后的现实，但他的沉重思想如一股潜流般的涌动。在这些文章里，作家对西部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的生命感受显然同在中东部的感受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样的感受可以说是对他生命的一次次磨砺和洗礼，在这样的磨砺和洗礼中，他的作为作家的生命体验、审美感受与发现才更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而他创作的散文才会更加充满生命的质感和审美的力度。

今天的时代毕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当下的游记散文也

在时代的呼唤中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赋予时代的新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游记散文就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必然的追求和探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石英先生写作这本游记散文集的意图，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性。信息量的大量承载和有效地对信息进行艺术处理便无疑是这种探索性的标志之一。同过去游记散文的那种单纯在地域特色、地质特征上的表象，或是在风物、景观上体现出单一趣味的信息承载相比，石英却注重在物性与神性的双向上竭力开掘出新的信息，他一方面是对现存的自然景观、民间风物、历史遗址作并非纯客观的描述，又重视在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对它们进行修茸、重建后所呈现的新貌的叙写，即使在描绘西部落后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时，他也能敏锐地感觉到人们生存现实的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跳动的脉搏；另一方面则是他把这些信息进行充分内化后所获得的心理、情感、理智、思想及在文化与审美上深度认同的信息给读者进行传导，虽然这样的传导使他的游记散文创作较之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朦胧意绪化、情感空灵性、意蕴多元性等美感化的弱化趋向，但却更突出了在审美观念上的明晰性和在审美意绪上的实在性，他的游记散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同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节奏相吻合，也更显示出沉实的骨力和时代的风格。用充满激情的话语和深沉的思想、感悟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山河崭新面貌广度的人文主义关怀意向，是这本游记散文集又一探索性的标志。同石英先生相比，在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某些游记散文作家，只是专注于对某些传扬已久、声名远播的自然景观、历史遗址、民间风物作竭尽能事地绘声绘色描写，而忽略了那些知名度不够又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焕然一新、别有意味的景观，这就使得他们的游记散文的视界局限于某种范围，失却了表现对象的广泛性和审美层次的多元化。石英则不同，他既注重对这前一类景观的艺术表现，但更多的是把立足点放在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自然风光、社会风情、历史文化以及它们在今天的社会与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不亚于名胜古迹的叙写上，尤其是描述它们在社会发展进步、经济日益繁荣的背景下展现出的超越了任何时代的新气韵新气象，和它们因此彰显出的同人民生活水平、时代进步、民族文化精神相协调的动感美。这就不仅使得他的游记散文富于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美的特性，而且揭示了它们之所以美的根源所在，也标志着他的游记散文创作由此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评论家谢有顺在《散文的命运》一文中说：“散文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自由的显现方式。然而，它在世纪末的中国大行其道、风靡一时后，已经被人悄悄地改写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工业：或实践轻松美学，或展示阔大命题，或捍卫私秘话语，或贩卖异邦知识，或在历史追思中煽情，惟独缺乏对有尊严的心灵品质的吁求，以及对有风度的自由心性的训练。它回应了九十年代日渐琐碎、庸常、屈辱的现实。散文精神的匮乏是如此的尖锐，它使得散文数量的高度膨胀成了一种耻辱，因为这种数量表明的不过是现代人在使用语言能力上的退化，而在散文本应有所作为的领域——提供准确的时代证词，开创一种新发现方式，或者在心灵奇迹的制造上，却是一事无成。……只有一种解释：当代的散文作家在自我认知的挺进上，在个人心灵质量的建筑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相比之下，当代散文里的活动存在着太多可疑的心灵，也将散文话语演变为一种更为柔软、轻佻、趣味化语言实验，以填补九十年代世俗化、粗鄙化潮流所造成的文化空档。”谢有顺先生的评语无疑是非常独到而深刻的，也揭示了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时态中的弊端和症结所在。不过，我个人以为石英的散文创作不在他所说的范围之内。以我对石英先生的散文创作长达近十年的阅读历史和阅读经验，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作家，更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心和时代良知的作家，他决不会像某些作家那样只是把文学作为一种敲开另一些大门的砖块，一旦他们认知到另一些职业比文学更具有实际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时，文学就成为他们蔑视甚至嘲弄的对象。而石英则一直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清洁自我灵魂的一种最好方式，这从他这本游记散文创作之中便可见一斑。情感——悟会——思想——审美传达，就是他创作散文的清晰脉络。石英先生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已近半个世纪，可以说创作的经验非常丰富，自然他就不同于一般的作家总是先对写作的对象进行物态层面的描绘与叙写，然后再抒情写意，以至形成某种写作模式。他则首先是在情感的范畴里来恒定写作对象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由此寻找切入的视角并进行多元的悟会和思想，在各种写作对象之间感悟到它们彼此的内在联系，再从不同的向度上揭示它们审美的意蕴和价值，这似乎成了他创作散文的一种定式。其实不然，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往往会对思维的进程、情感的节奏、思想的层次、审美的速率按照不同的对象进行微调，甚至是做出很大的调整，因此，他的散文就常常表现出鲜明的内在性动感，并且这种动感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显示出各自的富于别趣的内涵，从而使自己的散文呈现动感分明的审美变奏。我以为这是石英先生的散文之所以引起我们重视的关键所在。与此相伴而行的，就是他在散文创作中的健康情感的品质和高迈的精神。从他创作这本散文集的整体看，石英几乎都是在赞美祖国大自然的山河壮丽、风光旖旎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现代文明的功绩，而在面对某些不尽如人意的落后现实时他常常是一笔带过，或者写得较为含蓄、婉转。这在那些具有客观和辩证思想、敢于正视现实的人们看来，他似乎在有意回避那些贫困落后、愚昧无知的现实。这样理解实在是一种曲解，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在情感、思想、文化上的深度认同来进行有选择的审美传达，并非是在有意回避。这样的情感、思想、审美，我以为它们恰恰是现代文化人，尤其是作为当代作家们的精神与审美的双向前行和情感康健、思想高迈、灵魂崇高的有力表现，自然它们也成为了对我们今天社会美、人性美、时代美的本质反映。只是它们常常被我们的某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忽视罢了。

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在今天的时代里仍显示出自身特殊的与时俱进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作家对现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精神的整体变革，也在于作家们的积极实践和不息创造。因此，作为散文大家族之一的游记散文已经不再是作家个体的旅游心得的浅层、简单的写意和较为纯粹的审美表现，或者是成为某些人吟风弄月的精神游戏和艺术把玩，而是一种当代文化心理趋同的昭示，是游记散文作家寻求内在宇宙与外在宇宙沟通的重要文化形式。这就要求每一个游记散文作家不仅既要重视客观的记录和主观创作，在创作中必须将两者予以有机的结合，而且还必须在内容的深刻、形式的新颖和审美的表现的独特上具有超越一般常规的创造性。从这种意义和价值层面上讲，石英先生的《生命之旅》无疑为今天的游记散文创作进行了一次十分有益的成功的尝试与探索，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

责任编辑　尔　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