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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散文与“新五性”及其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

    时间:2021-02-21 07:57: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纪实文学的理论比散文更落后、更亟须加强。实际上,它的主要品类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外,还包括纪实散文等;“新五性”是包括纪实散文在内的纪实文学的基本特性与评价标准。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系列体现了鲜明的“新五性”特色,为纪实文学尤其是纪实散文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典型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纪实散文;纪实文学;新五性;文史笔记;理论建构

    在有关拙文①尤其是在新著《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中,笔者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纪实文学”创作热中,存在着文体杂糅、概念混乱等现象,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实际上,“纪实文学”不是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并列的“属”概念,而是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在内的“种”概念;“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不仅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与价值标准,甚至“也基本适用于传记文学”。如果说,以上观点尤其是有关“新五性”的论述,主要还是立足于报告文学的话,那么,通过阅读有关散文尤其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后,笔者的认识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与深化。因此,本文试以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为考察重点,结合余秋雨、章诒和等人的创作,探讨纪实散文与“新五性”等有关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问题。

    首先,关于“纪实散文”的文体及其属性问题。散文究竟属于“虚构”还是“纪实”?综观中国散文发展及其传统理论可知,在这一点上,其文体内涵与外延都是模糊、矛盾与游移不定的:当它与“韵文”相对时,它“大”到既包括诸子百家与文史典籍等“纪实”部分,又包括小说、戏剧等“虚构”作品;当它与诗歌、小说等相对时,又“小”到既不包括报告、传记,也不涵盖书信、日记,而特指“独抒性灵”的“小品”、“美文”;它一方面强调主体情感之“真”,一方面又允许“浪漫”、“想象”与“虚构”,等等。因此在理论

    上,“我们可以说什么不是散文,但我们很难说什么是散文”②,给散文下定义,确实“很难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实在太复杂,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③;如此,作为权宜之计,许多还未定型的新生文体只能暂时存放于“散文”这一具有极大伸缩性的“筐”(体裁形式)中。虽然传统的“四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仍把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置于“散文”之内,但毕竟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论教材已将报告文学“独立”,且也涉及传记文学。但问题也在这里:“四分法”还未完全破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还处于“基本”与“争取”状态,而现实创作的迅猛发展则已向这种“传统”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因如此,人们才又草编“纪实文学”这一新“筐”以作权宜之计。然而,由于人们的草率与忙乱,该“筐”不但未解决原有问题,而且更带来文体与概念的混乱,有感于此,笔者才提出“史传报告文学”的概念,认为“纪实文学”主要属于发展、变化了的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④但即使如此,还有一些作品不能归于其中,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提出“纪实散文”的概念,即再编另一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并列的新“筐”。

    为何要确立“纪实散文”这一文体门类,如前所述,除散文概念与边界的模糊性、伸缩性外,主要是因为现实“存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也就是说,在当今文学普遍向“文史哲”扩张的“大文学”时代,不仅报告文学已发展为“大报告文学”,而且散文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相对的狭义散文(主要是纪实散文)也越来越向“大散文”发展。其具体表现,一是规模宏大,动辄以“系列”推出。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等“文化”系列,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与《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等“红墙”系列⑤,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伶人往事》等“往事”系列,岳南的《南渡北归》等“学人”系列⑥与《考古中国》等“考古”系列⑦,以及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等“知青”系列⑧和陈敦德的“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⑨,等等。二是篇幅长大,即有的单篇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如陈庆愉的《多少往事烟雨中》、裘山山的《亲历五月》与咏慷的《红色季风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传奇经历》等,字数为20-30万字,王族、卢一萍的《神山圣域》与王树增的《1901》等,则达40-50万字之多。三是内容厚重,境界宏阔,也表现出融文史哲于一体的学理特色。而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人杰》正是如此:不仅也是“文史笔记”系列,篇幅达60万字,而且内容广博,视野宏大,“纪实”与学术特色鲜明可以说,它们既是专注衡阳地域的乡土纪实文学,又是拓展湖湘文化研究的通俗学术著作。就此而言,甘建华的“文史”系列不但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尤其是为纪实散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本,而且也和其他许多具有重要审美新质的创作一道,标志着当今散文的确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尤其是与方兴未艾的“纪实文学”热相呼应,也表现出鲜明的“纪实”倾向或已形成“纪实散文”的独立门类。

    其次,关于纪实文学与“新五性”问题。笔者曾经认为,“新五性”也“基本适用于传记文学”,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罢了。但由于当时笔者对纪实散文是否应单独成类并是否也适用于“新五性”还心存疑虑,故还未论及纪实散文与“新五性”的问题。现通过考察余秋雨、章诒和等人的散文尤其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后,笔者即可下此断语:“新五性”是包括纪实散文在内的整个纪实文学的基本特征与价值标准或者说,是纪实文学理论建构的主干基础之一;如果更进一步,即可认为,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审美新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传统理论认为,“自我性”、“内向性”、“表现性”是散文的三大审美特征B10;“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的艺术境界”、“各种层次的内心图景”、“丰富复杂的思考内涵”与“语言的散文美”,是评价散文的“四种尺度”,也大致接近“散文创作的本质”。B11实际上,这主要是就传统的狭义散文而言的,因为它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与“境界”、“内心”、“语言美”等。而从余秋雨、章诒和尤其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等纪实散文来看,除“真情实感”与“思考内涵”得以强化和扩展外,它的确在题材内容与构思立意等审美追求方面,还发生了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内”到“外”,以及由重自我表现到重客体再现,由重语言、文采到重文史、学术等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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