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呐喊有先声

一、后殖民语境与解殖民

1.1　后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于西方思想界、文艺界的一种文化批判思潮。后殖民并非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之后的殖民，与前殖民的军事殖民和经济殖民不同的是，它外化为文化殖民。但其本质却与前两者一致，都是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其流毒之广丝毫不亚于前两者。它直接威胁着弱势民族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即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文化归属的认同感和文化期待，是打上了民族印记的文化特质，是一种带有鲜明民族性标志的向心力。简言之，文化身份表明“我们是谁”。(Kramsch，1998：126)在后殖民语境下，西方强势文明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通过无孔不入的文化渗透向弱势文明倾销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以期颠覆后者的本土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狂潮的席卷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表述自身和民族历史时感到焦虑和无力，最后甚至不得不借助西方话语来进行自我阐释。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弱势民族的文化身份被扭曲、模糊的过程。而丧失了文化身份的民族最终会因集体失语被彻底边缘化。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往往会沦为帝国主义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翻译经过一系列话语——哲学、历史编纂学、教育、传教士的著述和游记，参与对殖民文化的定型过程，起到维护和巩固殖民统治的作用。翻译能塑造出异域他乡的形象。但在后殖民语境下，这种形象的塑造必须符合强势文明的“典律”，即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翻译不断将这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翻译在读者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异域国度的固定形象，并进一步“形成了一个种族或民族的模型(stereotype)，这一模型强化了霸权，也使得殖民统治合理化了。”(Said，E，1983)比如，在英译的印度典籍中，印度人被塑造成“懒散，堕落，神秘”，以印证英国对其殖民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翻译已不仅仅是语言或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文化侵略。

翻译可以沦为西方中心话语的发声器，也可以在文化交流中起到消解“中心”和“权威”的作用。Robinson就曾提出将翻译作为消解殖民的手段(Robinson，1997：31)。面对民族文化身份日益模糊的尴尬和集体失语的威胁，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将积极应用解殖民策略构建民族身份提升到了事关民族存亡的高度。“解殖民化”，这个术语在国内的后殖民研究文献中一般被译成“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指“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Robinson，1997：115)，在文化交流中体现为对平等对话的追求。

1.2　近代中国译界的殖民化威胁

近代，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国门之后，伴随着野蛮的军事侵略和疯狂的经济掠夺，一场非暴力形态的文化入侵也悄然上演，其先锋是西方的宗教思想。抱着“中华归主”的野心，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对中国本土文化形成了极强的辐射力。滚滚东渐的西学正好与中国当时精英阶层的需求不谋而合。他们在遍寻救国良方而不得的焦虑中，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曾一度被贬为“夷”的西学因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令人刮目相看。梁启超等人提出“文学救国”的主张似乎被西方列强和东邻日本迅速崛起的兴国史所印证。翻译西学被提升为救亡图存的经国大业。于是，西方作品长驱直入，顿成沛然莫御之势。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各色杂呈。文化精英力捧西学：“欧风美雨作吟料，更搜欧亚造新声。”梁启超毫不讳言他对西学的崇拜：“我所思兮在何处，卢(梭)孟(德斯鸠)高文本我师。”普通民众也积极迎纳新知。一时间，家家言西学，人人谈维新。

在西学被奉为显学的热潮中，鲁迅却以其惯有的冷峻和犀利对这场热潮进行了冷思考。他以其深刻的洞见透视了这场单向文化输入背后存在的殖民威胁，在文化交流中采取了迥异于时人的文化姿态。

二、《域外小说集》所体现出的解殖民意识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是他们第一部规范化、学术化的译作，也是中国译界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是鲁迅翻译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其文化观的重大转变。本文拟从后殖民视域重读该书，分析该书流露出的解殖民意识。

2.1　翻译选目：偏重弱国

在近代中国，强势文明的代表——欧美和日本的作品是翻译的首选。而周氏兄弟却逆流而行，偏重东欧等弱小民族。波兰，丹麦，波斯尼亚，新希腊及芬兰等东欧及北欧的弱小国家构成了《域外小说集》的输入主体。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都曾有过悠久灿烂的文明及辉煌的历史，但在近现代史上或衰败，或亡国，或亡种，或沦为强国的属地、殖民地。这种对弱国的偏好原因有二。其一是鲁迅对中国当时在国际政坛中的孤独感有着清醒的体认。晚清中国，内政腐朽不堪，外则虎狼环伺。连一度称臣的附庸国，都纷纷倒戈，他宛如世界之林中的一位孤老，形单影只。正是在这种孤独感的驱使下，鲁迅的目光绕过了虎视眈眈的英美列强，投向了同为列强压迫的东北欧小国。因为翻译能起到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霸权的作用：“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德国)，而不知世界还有波兰和捷克……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鲁迅)

其二是他对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有着准确定位。甲午战争让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身份地定位由“天朝上国”的自我许逆期转为与弱国小民的惺惺相惜。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寻找到一种共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痛楚”：“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鲁迅《域外小说集》)中弥漫着一种苦难的意识，从深处透露出底层的痛楚和苍凉。鲁迅将这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呻吟和呐喊引为同调。翻译他们的作品就是要给中国带来呻吟、战叫、铁与火，也就是在国人的情感中注入仇恨和反抗。这种偏重弱国的模式可以看成是一种寻求盟友共御列强的努力和对西方强势文明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模糊抵抗。

2.2　翻译策略：文化求真

后殖民翻译理论代表人物Venuti从后殖民视域出发，提倡“阻抗式”翻译策略以避免欧美文化过度膨胀破坏文化生态平衡。Venuti认为，归化的翻译不是忠实的翻译，因为它总是依据本土的语言、文化、文学的规范对译文进行调整，为接受一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恣意妄为地增删、改写。显然，归化的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的共谋。(Niranjana T.1990)为此他提出了“异化”法，

即“阻抗式”翻译策略。通过保留异质成分能够使译入语读者产生陌生感、疏离感。正是这种陌生感提醒了读者：一个有别于自身的他者存在着。这种策略与鲁迅追求的文化求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

当时译界通行的模式是“改译”。为了让译文读起来同中文一样，译者不惜对原文削鼻挖眼。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自恋的表现，目的就是在异国文化中寻求同一个自我。鲁迅的翻译就是要打破中国中心主义的自欺欺人，把一个更大的世界纳入国人的视阈，促成国人的觉醒。

所以在《域外小说集》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异域文明原质性的追求。“弗失文情”被他们奉为圭臬。从人名地名的翻译这一细节足见一斑。人名，地名的中国化是当时译界的风尚。周氏兄弟却主张音译：“人名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鲁迅，1973b：185)对于译文中的一些新名词，通行模式是以严复为代表的“换例译法”即用中国原有的词来替代，以减少译文的异质感。但周氏兄弟却坚持“留其同响”再不厌其烦地加上注释。于是文集中出现了大量“诘屈聱牙”的音译词如《安乐王子》中的“SansSouic”被音译成“商苏西”(此言无忧)；《天使》中的“耶妙尔”(天使之名)；《一文钱》中的“巴林”(华语土地主，蓄农奴者)：《灯台守》中“巴奈马”“克罗尔人”“十字勋章”“匈牙利”等。他们对原文的“诚”还体现在当时很少被人译的句子层面。在翻译时，他们不惜被人攻击为“冗长而且费解”也要坚持保留原有句式。

尤为可贵的是周氏兄弟以超人的胆识保留了异质文明中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悖之处。礼法森严的晚清社会素来“理”重于“情”。人们可以畅谈“英雄”，但只要提及“男女”就未免“犹抱琵琶半遮面”。林纾对其译文中的爱情加以了“政治化”包装，以撇清自己只重风月的嫌疑。理重于情的思维定式也影响到了读者对译文的接受。茶花女之所以能“断尽支那荡子肠”，除了她的爱情悲剧，更重要的还是她为了爱人的家族利益毅然自我牺牲的精神。而同样为爱人牺牲的迦因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因为林纾直译了她未婚先孕的情节，就遭到卫道士们的口诛笔伐。为此，在“情”“理”之间，译者们小心翼翼不敢稍越雷池。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悖之处多半会遭删节。而对于中国读者可能认同的部分就强化渲染。林纾用“孝道”来包装他的小说就是一例。

在这样保守的文化语境下，《域外小说集》所体现的某些情爱观就足以令中国读者瞠目结舌了。如《未生者之爱》中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秘密之爱》中少女怀春等。《月夜》的主题更是长久以来的禁忌——“灵欲冲突而人欲终为世主。”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将对人性的摧残推到了极致。当时国人极少有勇气正视个人的合理欲望。《月夜》却充分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自视为上帝代言人的长老苦苦规劝侄女抵制“欲”的诱惑皈依上帝。但在一个月夜面对侄女与她的爱人，他发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正是那对亲密的恋人，他突然顿悟这种自然的灵肉之爱才是天主创造万物的本意：“神造如是月夜，殆以掩饰男女之爱者也。”而自己一味否定“欲”是“逆神命”：“神即以良宵为爱作饰矣，则神之视爱不亦正耶?”(周作人，1929：12-25)在译文中，男欢女爱的场景非但没有一丝污秽反而神圣唯美得可与圣经中路德与波阿思的故事相媲美。最终“灵”的代表——长老震慑于庄严神圣的“欲”在“惊且愧”中逃遁了。

2.3　翻译诉求：重造国民性

鲁迅的译介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那就是改造国民性。反思国民性、改造国民性的诉求直接催生了《域外小说集》。“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鲁迅，1920：162)。半殖民地状态下人民的麻木，惰性，不思进取都为鲁迅所切齿。《域外小说集》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弱国小民”形形色色的劣根性：《一文钱》中的愚民，骨子里的奴性让他们对地主的压迫安之若素：“而彼愚民，非特不除去之(地主)，反衣之食之，使骑于颈。”(周作人，1929：55)《塞外》中的顺民，压抑自己的欲求，将一切现世的苦难归为神定，麻木不仁，但求苟活：“神令众生皆知哀乐，而汝无所求。……汝乃一石，土耳!”(ibid：149)对于他人乃至自身的痛苦他们一概漠视：“风雪之夜，门户不紧，众皆呼冷独无人关门……随入睡，众亦如之，惟户终未闭。”(ibid)从众人的麻木中，我们似乎看得到一点鲁迅笔下“看客”的影子。《孱儿》中的弱民，“体极孱弱，诞生之后，众以玻璃瓶藏之，俾蚊虻不能相苦。”(ibid：175)可笑他却无知无识，见风定树静居然还以为是因己之力，喜不自胜，赞树曰：“树真聪慧，汝听我言。”(ibid)这坐井观天的孱儿不正是我国耳塞目闭却夜郎自大的国民写照吗?而《石子之经历》中那颗随遇而安，却又总能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小石头简直就是阿Q的缩影。当它被车轮触及，它想：“吾何为久于群众杂处，吾甚愿得分居也。”被童子捡起则“吾欲旅行，今信得旅行矣!”被顽童投入人家“吾欲飞，今飞矣。”坠榻上“吾方飞翔，今且卧。”最后被掷回群石中，它又夸口：“吾方访一巨室，唯吾不喜贵介，心向平民，故今返矣。”(ibid：189)

这种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可以看作对西方殖民话语的积极对峙。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将“东方”当成一个落后而愚昧的“他者”大加鞭笞；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神秘的东方情调迷恋不已。对于符合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形象”，总不乏溢美之词。罗素在西湖边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安贫乐道。鲁迅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赞美后面的殖民意味。指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鲁迅，)改造国民性，重新构建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交流中取得真正的平等。这些翻译背后的政治诉求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积极的解殖民化对峙。

三、结语

虽然全面厘清后殖民文化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但以西方话语为中心来考察，观照东方的后殖民主义思维模式却由来己久。中国自近代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以来遭受这种“西方话语霸权”的荼毒甚深。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鲁迅先生以其敏锐的文化感知力，怀着对整个民族文化民运走向的焦虑，和其宽阔的文化视野对于后殖民主义有着先行于理论的感知。在审视世界文化格局时也体现了他独到的前瞻性。由此才有了《域外小说集》这样一部逆流之作。它标志着鲁迅先生从对翻译具体技巧的关注转向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怀。该书最后一篇碰巧名为《先驱》，这也许是译者们对自己文学信念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吧，如果没有先驱则“荒林

久久不开，而文化曙光，亦无由入矣。”(周作人，1929：334)。这百年前的一声呐喊时他们对殖民化威胁的积极对峙。他们这种构建，强化了我们民族文化身份以期获得平等的努力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交流，探询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对话”的适宜的文化策略方面都大有裨益。

[项目基金：2009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研究：兼论翻译中的解殖民策略。项目编号：09C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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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敏(1978－　)，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