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视角下对鲁迅翻译策略转变的解读
时间：2021-02-27 07:53: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鲁迅先生，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鲁迅先生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他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但是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入手，对鲁迅先生翻译策略转变的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鲁迅 译者主体性 翻译策略 转变
鲁迅先生除了以小说被广大国人熟知以外，一生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书籍来进行民族救亡活动，希望可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意识。鲁迅先生的翻译策略也经过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翻译思想的变化主要受到了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入手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转变做出研究，希望可以更好地研究其翻译思想体系。
一、译者主体性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
根据后现代哲学家的观点，真正的主体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主体性一直处于一种被统治和禁锢的状态之中。对于主体性，阿尔都塞是这样进行解释的：“……主体性的意思就是屈从。主体性就是具备观察和思考能力的主题客观存在的意思，只会出现在被支配和屈从的政治环境中。主体的观察和思考是国家这样的政治工具让主体有这样的观察和思考。”还原一个主体性本来的面目是后现代语境下进行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主要涉及的主体有三个：作品作者，译者和读者。其中，作者是创作的主体，读者是作品的审美主体，译者则是身兼创作和审美的主体于一身，所以，西方文学翻译家都普遍认为“文学翻译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融合了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的复杂关系的再创作的主体性活动。
勒弗维尔把翻译看成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就是同构某种特定的方式对原作品进行重新解释和操纵。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定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译者的思想意识，其中原作的文学地位，译者的自我文化形象，译者对文本类型、意识形态和写作风格，预期译本读者和读者的文化接受习惯，审美心理等文化因素都会对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第二个是目标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诗学温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这就是文学的创作手段，写作主题，文学作品题材和作品的原型特征以及文学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地位。于此同时，勒弗维尔还谈到了对于翻译的赞助因素，也就是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文学写作，阅读的类似权利的人和物。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上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译者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对于文本等级的生成和颠覆上，译者可以选取一些边缘性的文学，从而可以促成文学多元化和非等级化的方向发展。
二、鲁迅先生“归化到异化”翻译策略的转变
在前期的翻译活动中，鲁迅先生一直是采用“归化”道德翻译策略，从最初的编译，改译到意译和文言译，最后，鲁迅先生最终走上了以“优化”汉语为目的的“异化”翻译选择道路上。1902年，鲁迅先生奔赴日本留学，开始了文学翻译的活动。因为受到晚清严复、林纾等人翻译方法的影响，所以鲁迅先生在文学翻译上倾向于大刀阔斧式地对原文进行意译的翻译。随着翻译作品的不断增多，鲁迅先生发现林纾对于有些名著的翻译存在“错译乱译”的问题，并且周氏兄弟对于当时文学作品翻译源的引进只局限于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产生了不满，所以在 1909年周氏兄弟一块合作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为这本书所做的序言中，鲁迅先生就直接提出了“直译”的观点：“《域外小说集》这本书籍，用词都很平常无华，没有近代其他翻译者的文学翻译作品。”在《域外小说集》这为本书中使用的主题语体都是先秦古文，一直到1919年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中，鲁迅先生才开始完全使用白话文的语体。鲁迅先生在后期的文学作品翻译中对于直译达到了一种“硬译”的程度：“翻译完毕一看，词语晦涩难懂，甚至让人不明白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将复杂的句子拆开来翻译，那么语句所应营造的气势就没有那么强烈精悍了。因此，对于我来说，除了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道路了……”鲁迅先生在文学作品直译上不仅强调翻译的内容要“信”，同时还强调要实现语言文字上的忠实。
对于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3年到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出版是鲁迅先生的归化翻译时期，主要采取意译和编译方法，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使用的古文，旧白话文和文白两种语言糅杂的主题语言语体；第二阶段是从1909年到1919年中国五四文化时期的以异化为翻译策略的阶段，主要是采用逐词逐句的直译方法，翻译的文学作品使用的深奥的先秦古语体；第三阶段是以异化策略成熟的翻译阶段，直译翻译方法逐渐上升为字词的层面，使用的文学语体主要为白话语，在这一翻译阶段，鲁迅先生的文学翻译理论逐渐明朗，对于翻译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
三、译者主体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翻译策略转变的解读
（一）鲁迅先生意识形态的转变
勒弗维尔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人的，也可以是他人强加上去的。鲁迅先生翻译策略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和其意识形态的转变有着重要的联系。
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因为祖父科举的缘故，本来小康的家境开始走向了衰落，还在幼年的鲁迅看清了世态炎凉。在甲午战争以后更是看清了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更加激发了他救亡图存的热情。因此，鲁迅先生很快就翻译了《斯巴达之魂》，这本译本的主要目的则是发出救亡图存的号召，所以鲁迅先生早期的文学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立国”。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经常会思考“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人性？中国的国民性究竟缺少了什么？病根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看到一群麻木不仁的国民看自己同胞被砍头的场景后终于明白了，因此鲁迅先生感觉“学医只能救国民的身体，但是愚弱的国民即便是有健康的体魄，那么也只是一群毫无意义的看众啊……”因此，鲁迅先生开始弃医从文，希望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与此同时，鲁迅先生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文学翻译的宗旨开始由“立国”转变为“立人”。
鲁迅先生在回国以后，亲自目睹了一系列的残酷镇压革命的暴行后曾经一度陷入到了迷茫中，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他来到了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鲁迅先生在1919年翻译出版了一本日本小说《一个青年的梦》，在译本的序言中，鲁迅先生明确地写出了自己进行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国民的革命斗志。至此，鲁迅先生的翻译目标开始走向了“救国救民”的民族复兴的道路。
（二）晚清诗学翻译文体对于鲁迅的影响
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主流的诗学文体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当胡适先生谈到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的时候这样说道：“这个背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古文在那个年代中进行最后拼力挣扎的时期，同时也是桐城派古文的文学复兴时期。”另外一派就是以梁启超和陈冷血为代表的革新派。梁启超开创了文白糅杂，雅俗共赏，中外兼备的糅杂语体，被广大的新型市民阶级所接受。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初采用的主要是当时流行的诗学文体翻译方法，但是鲁迅先生创造性地把两种语体进行了融和，使用了一种“双轨制”的文学翻译文体。对于上层的读书人和士大夫，鲁迅先生沿袭了先前的主流诗学文体，对于市井阶层，鲁迅先生则是采用了一种文白糅杂的翻译方法。所以鲁迅先生前期的文学翻译活动还是没有摆脱主流诗学文体的影响。
（三）赞助因素下鲁迅主体翻译思想的转变
在晚清，文学翻译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活动，译者为了保证翻译作品的销量，开始一味地迎合读者，对原著进行改编甚至是再创作，否则翻译作品就会受到谩骂和冷落，所以当时进行意译是出于一种客观的社会需要，当时直译正是被批判的对象，鲁迅先生的译本《域外小说集》在市场上的失败和受到谩骂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鲁迅先生就是希望借这本译本来扭转文学翻译不良的风气。
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文学翻译才开始出现了转向，特别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影响最为显著，在中国翻译的文学历史过渡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翻译爆发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文学翻译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再次创作和审美的主体，翻译的过程就只一个受各种因素相互制约和影响的重写过程。鲁迅先生文学翻译策略的转变与其思想意识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及当时社会主流诗学文体的影响和赞助因素都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在译者主体性的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的翻译策略转变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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