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英雄主义的墓园
时间：2021-02-27 08:02: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尽管爱沙尼亚人从来没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民族，但他们的生命还是置身于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的坟墓之间，空气中弥漫着已然萎蔫、充满悲剧感的花环散发出的诱人香气，一条小径在一个个英雄民族之间蜿蜒穿行。 左边躺着俄罗斯人，即使在墓穴里，牺牲者胸口的伤疤都裂开着；右边躺着德国人，在他们炸伤的眼睛里流露出现实主义理想与使命感；在墓地的一角躺着芬兰人，在墓道之间，他们的手还握着挑战的匕首；再往里，安息着几位瑞典的人道主义者，一个越来越不折中、永远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王国；在几位波兰人塌陷的胸膛里，响着轻扬的波洛涅兹舞曲；还有几个犹太人，他们是无可争议的殉难者，因此也是英雄……”这是爱沙尼亚文史学家、小说家简·安杜斯克（Jaan Undusk）在他风格独特的“散文小说”——《嚼在牙齿下的砾石》（Nagu kivikild hamba all）的开篇写下的话，将爱沙尼亚人（爱沙尼亚文学）千年以来的悲哀的历史缩影在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氛围的墓园里。
的确，回顾爱沙尼亚——这个位于东北欧波罗的海岸的小民族历史，充满了“迫不得已”的英雄主义悲剧：爱沙尼亚人早在公元十三世纪初就被丹麦和日耳曼的基督教骑士团征服，先后沦入丹麦、瑞典、波兰之手，最终被俄国兼并。
一战后期，爱沙尼亚的德裔居民举行暴动，请求德军进入爱沙尼亚，苏俄被迫于1918年3月将爱沙尼亚连同拉托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九个月后德国宣布投降，爱沙尼亚于1918年11月28日第一次宣布独立。但是好景不长，二战爆发，1940年苏联出兵占领爱沙尼亚，将其纳为加盟共和国。1941年夏天，德军占领爱沙尼亚，由于爱沙尼亚人视德军为“解放者”，战后遭到苏联“严惩”。二战中，爱沙尼亚人口丧失了四分之一，只剩下不到一百万人。苏联不仅再次吞并了爱沙尼亚，而且逮捕了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爱沙尼亚政治家以及警察、军官、议会上百人，或遭处决，或被送进集中营。大批爱沙尼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8万人逃亡到西方……
历史即文化，在这场劫难中，幸存的爱沙尼亚知识分子所剩无几。在苏联统治期间，如果说爱沙尼亚文学一息尚存，也多是指漂泊西方的流亡文学。即便在境内出现了以简·克洛斯（Jaan Kross）为代表的本土作家，但他们的命运大多相同——被冠以“进行纳粹活动”、“判国投敌”等罪名关进监牢，流放到西伯利亚。更可悲的是，就连一心效忠苏联的著名诗人约翰奈斯·瓦列斯-巴巴鲁斯（Johannes Vares-Barbarus）和约翰奈斯·塞佩尔（Johannes Semper），虽曾官运亨通，分别担任了苏联-爱沙尼亚总理和文化部长，最后还是没能在斯大林“肃反”的枪口下侥幸逃生。其他的作家不是作品被禁，就是保持沉默，统治者试图在爱沙尼亚人的记忆里抹掉爱沙尼亚的历史。
选择逃亡的爱沙尼亚人一部分通过水路偷渡逃到芬兰、瑞典，另一部分通过陆路逃到德国，并先后在瑞典（两万人）、加拿大（一万人）、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组成了人数众多的爱沙尼亚流亡组织，流亡文学也应运而生，在瑞典成立了以20世纪最杰出的爱沙尼亚诗人马里哀·安德尔（Marie Under）、小说家卡尔·里斯蒂基维（Karl Ristikivi）、古斯塔夫·苏伊茨（Gustav Suits）等为核心的“爱沙尼亚流亡作家协会”、“爱沙尼亚流亡者笔会俱乐部”以及出版社……如果说，在苏联统治期间爱沙尼亚的境内文学是“无形文学”的话，那么境外出版的爱沙尼亚作家作品则是“有形文学”。诗人亨利克·维斯纳普（Herik Visnapuu）则将爱沙尼亚文学的种子形单影只地带到了美国。
介绍20世纪爱沙尼亚文学，最值得推介的当是大师级人物——简·克洛斯。简·克洛斯于1920年生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大学期间学习法律，二战期间先后蹲过德国人和苏联人的监狱，24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得以返乡。70-80年代，他创作了由四部书组成的文学巨著《三次瘟疫之间》（Kolme katku vahel），通过一位塔林神甫的一生刻画了爱沙尼亚人坎坷的历史和无奈的命运。1978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沙皇的疯子》（Keisri hull）问世，立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小说描写了一位爱沙尼亚出身的沙皇宫廷卫队副官，即便在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时，也敢于面对软禁、坐牢和被宣布疯癫的威胁揭露沙皇的谎言。1998年的小说《飞向纵深》，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爱沙尼亚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简·克洛斯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让爱沙尼亚人记住自己的历史，2003年，83岁的老人出版了回忆录《亲爱的旅伴》（Kallid kaasteelised）。毫无疑问，简·克洛斯是战后爱沙尼亚文学的最高峰，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91年8月20日，在苏联发生“8·19政变”后第二天，爱沙尼亚脱离苏联，宣布恢复独立，一个月后被联合国接纳为成员国。1994年俄罗斯军队从爱沙尼亚全部撤军，独立后的爱沙尼亚开始了政治、经济改革，文学也从苏联的管制下解放出来，一度繁荣。2004年3月，爱沙尼亚加入北约，5月加入欧盟，经济发展速度高居欧盟前列。但是开放的市场和物欲的冲击，为爱沙尼亚文学带来了自由后的危机：读者群萎缩，价值观改变，年轻作者对西方文化追逐，剧痛之后，试图逃出历史沉痛的阴影。
90年代后的爱沙尼亚文坛，一部分作家继续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另一部分则另辟蹊径，热衷于“现代”、“后现代”风格的实验文学。进入21世纪，新涌现的一群年轻作家又为爱沙尼亚文学注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怪诞元素，他们试图逃离简·克洛斯雄浑讴歌的“英雄主义墓园”，尝试让作品具有“世界音乐”般的世界性，强调阅读的快感，用机智的文字提供消遣性的阅读享受。铭记历史和逃离历史，使当代爱沙尼亚文学成为一个外人看不懂的矛盾两面体。在这里，我选译的是三位颇具代表性的当代爱沙尼亚作家的三篇小说，配合我对爱沙尼亚历史与文学的简单回顾，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尚且陌生的爱沙尼亚文学。
《洛可可女人》（Rokokoo daam）出自作家、记者、文学评论家马伊穆·贝尔格（Maimu Berg）之手，是一部笔触细腻、险象环生的悬念小说。作者1945年生于塔林，199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我爱俄罗斯》（Ma armastasin venelast）获得成功，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此外，他的代表作还有小说集《走了》（On linud，1991年）和《我，流行杂志撰稿人》（Mina moeajakirjanik，1996年）。
女诗人、小说家艾娃·帕克（Eeva Park）1950年出生于塔林，1994年获得图格拉斯（Tuglas）文学奖。她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记着大象的男人》（Mees,kes m letas elevante，1996年）和《快乐椅的门票》（Pse karussellile，2000年）。艾娃还是一位手艺不凡的工艺美术师，主要精于瓷器彩绘。小说《偶然》（Juhuslik）通过一位年轻女性的偶然搭车，生动刻画出现代人既渴望沟通、又彼此拒绝的孤独心理。
剧作家、小说家安德鲁斯·基维拉克（Andrus Kivirhk）是最有影响的“70后”，他的小说继承了爱沙尼亚民间文学的传统，充满了神秘、怪诞的童话元素。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一些因与野蛮的资本社会相抗衡而陷入滑稽可笑的超现实境地的市民英雄，刻画了独立后重返欧洲的爱沙尼亚人亦喜亦忧的矛盾心理。他的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蜂蜜面包》（Pagari piparkook，1999年）和长篇小说《魔鬼时光》（Rehepapp，2000年）。同时，安德鲁斯还是戏剧界的先锋，1997年他创作的超现实主义喜剧《散步在彩虹之上》（Jalutuskik vikerkaarel）已经成了爱沙尼亚当代戏剧的经典。《值夜班》（Aasta esimene ）选自他的小说集，借助于一个中学生和一个老教授在病人嘴里的荒诞发现，体现了脆弱个体对于人类历史的关切、震惊、无奈与叹息。在他的作品里，虽然经常能够看到历史和社会的投影，但已经找不到简·克洛斯小说中一意孤行的英雄主义精神。安德鲁斯·基维拉克代表的爱沙尼亚新潮小说究竟具有多大的生命力？这个问题自然要由时间答复，至少，它反映了当代爱沙尼亚人的另一个心理侧面。
“与其他民族相比，在重要的日子里，在关键的事件中，爱沙尼亚人中并不缺少传奇的人物，但是爱沙尼亚人本身并不是传奇。由于爱沙尼亚人从来没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民族，所以其他民族的人也不会看到爱沙尼亚人身上的两重性——渎神的外表和神圣的内心。他们就像美国的俄罗斯人或者德国的犹太人。既是牺牲品，又是献祭者。既是神甫，又是绵羊。”在《嚼在牙齿下的砾石》一文里，简·安杜斯克滋味复杂地如是说，“我们爱沙尼亚人本来也可以当一位‘小英雄’，为什么不呢，我们确实曾经当过……”
从不把自己想象成英雄的曾经英雄——爱沙尼亚人的历史如此，他们的文学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