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研究

摘要: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是一个社会领导团体用来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生活的思想内核。因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可以起到强化统治阶级执政合法性和巩固领导权、维系社会成员自觉有序的参与社会分工等作用,成为各国领导阶层炙手可热、不容小觑的政治任务。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源于西方国家先进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方面也归功于西方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重的优良传统。国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科学严谨的法治、规范严格的教育、对文化与信息传媒的灵活有效掌控和审慎而精明的政党执政。

关键词:国外; 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1-0137-04

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由于其具有合法性、强制性和控制性,成为某一个社会背景下某一团体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价值取向。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一般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变迁,经济基础的变化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因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也成为一个社会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延续和提升其统治地位、维系社会成员自觉有序的参与社会分工的重要保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民族文化内涵、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不仅与我国区别明显,就是他们内部各自都是千差万别,这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用来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手段,这一目标是共同的。我国目前处在重大的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思潮也异常活跃,因而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是构建民族共同精神、整合多元化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而且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应该不避讳向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验。因为,外来价值观具有其特有的积极成分,如其强化核心价值观的方式。美国拥有世界上实力最为雄厚的大众传播体系和多样的传播手段,将价值观建设融入大众传播机制的办法坚持和强化了其核心价值观,成为锻造和维系“美国精神”的有力纽带,用大众乐于接受的传播手法编织了一条有张有弛的“价值防线”,牢牢占据主导核心价值观的阵地。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必须学习和借鉴的有益成分。

一、科学严谨的法治保障

众所周知,法治构建人类生活家园的基石。法治,从外部看,具有规范人类行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公正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功能。而从法理上来看,法治又是具有深刻价值判断的。法律本身不只是一个规则体系,在规则体系的背后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追求,法律对价值所作的选择、排列和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价值的混乱,降低由于价值多元化而造成的社会分裂或缺乏凝聚力,从而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尽量统一到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观,或至少使众多亚文化的价值观不至于瓦解主流的正统价值观。法治对社会的整合功能恰恰是通过对多元价值的整合并确立统一价值而实现的。而作为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是要通过科学严谨的法治来实现了。

毋庸讳言,西方具有久远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而美国作为欧陆文明的后裔,西方现代化的领袖,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和精神,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美国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其法治的有效运作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休戚相关,进而对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也不可替代。

1.法律至上观念贯穿司法过程

纵观美国的法律传统,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与至上性,强调政府当受法律的约束,崇尚法治高于政治等观念非常强烈。因此,美国各级政府都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培养“法治官员”。从这样一种全国上下均崇尚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现象着手,美国崇尚“以法治国”的核心价值观便易于理解。从司法操作层面上,最典型的方法就是用法律解释来最大限度地协调制度合理性与社会具体行动目标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让法律制度尽可能地接纳各种合理的具体行为、目标、要求和期望。上文提到的法治用以整合社会的手段,是确立统一的价值规范。而美国在司法这个动态层面上灌注法律的至高权威性,对美国人民的法制观念的塑造是普遍而深刻的。美国人普遍相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宪法和法律约束权力滥用,是法治精神的内核。

2.宪法对自由、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的保障

崇尚自由与人权是美国标志性的价值观,这已成为世界性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是美国人的金科玉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社会价值自然是多元包容的,但是最高的价值目标却仍然集中在自由人权上。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即宪法前10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一条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而关于平等,《独立宣言》中有最明确的表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平等观念的诞生和成熟得益于美国政治家对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的承袭和发展,提出了“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观点,并在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政府机构必须能使各部门之间有适当的控制和平衡,使国家权力为公众福利和正义目的有效行使,并实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对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人权外交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美国民众崇尚自由、珍视人权、追求平等的民族性格完全依赖于这种“宪法精神”的普遍宣扬,更重要的是宪法的制定、修订和贯彻以及政府自觉执行等方面的倾向和保障。

二、规范严格的教育引导

教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引导因素,应该是易于理解的。因为教育的功能就是通过传播信息、传递思想、更新文化,实现对个人的某种超越,进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并引领社会全面进步。而且教育也是人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重要的社会化手段,也能为人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的运行规则提供科学而严密的参照。因此,各国政府对教育肩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教化的能力也普遍看好。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独特内容,并非中国独有。而作为世界教育体系之一的西欧,也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西欧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主要有“六重”:重视隐性教育,重视神性,重视个性发展,重视功利,重法外控,重视政府指导调控和地方分权管理。借鉴吸收西欧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益的成份为我所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比如,英国的教育世界闻名,尤其是其一贯奉行的精英教育传统,至今是世界教育事业的样板。布莱尔任英国首相时说过,“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英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珍视自由、宽容、开放、公正、公平、团结、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重视家庭和所有社会群体等英国核心价值观”。多年来,英国政府、学校和社区民间组织在树立和落实“英国核心价值观”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对教育系统的主导和管理也极为严格和统一,这在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欧是不多见的。英国教育部于2007年1月25日提出了全国中小学教授英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计划,规定 11-16岁的中小学生学习有关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以及英国不同群体对英国社会的贡献等内容。这场由政府牵头的全民集中教育运动,旨在将“英伦核心价值观”统一灌输给英国境内的不同种族、民族的青少年学生。英国凭借其精英教育的优势,将其主流意识形态以一种华丽、精致而不偏离传统的方式传承了下来,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根深蒂固,广泛认同,这不能不归功于教育传统的优势。

而东方依靠教育事业崛起的当属日本。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国民很少具有国家观念;明治时代,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国家主义道德教育就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学校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民族主义的独立自尊说”,宣扬“象爱自己的家一样,为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把这称为“报国的大义”。在各种教育手段的影响下,纪律、服从、守时和忠君观念取代幕府时期狭隘的地方观念,形成了全国国民统一的民族特征。到1930年,日本的教科书宣扬:体现爱国主义的最便捷途径,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律己,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其国家主义教育走向了极端。抛开日本的民族精神自身问题不谈,但就日本倾教育之力,将投资青少年作为未来社会崛起的资本,就值得我们学习。日本非常重视以多种平台,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引导价值养成,日本利用社会上的青少年教育设施及体育设施,组织在校青少年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集体住宿教育活动等。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通过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等载体,培养青少年团队意识、深化文化素养学习。日本世界著称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礼仪,一方面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其国民教育力挽狂澜、励精图治的结果。

三、对文化与舆论传媒的灵活有效掌控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一般被描述为特殊与一般、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具体地说,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核心,对整个文化的发展起支配作用。而文化也以不同发展形态反映意识形态的精髓。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主体角度来讲,一个人在通过文化教育日益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其前提是他所处的环境是在一个由既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文化氛围中的。因此,他作为文化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任何国家确立并建设其主流意识形态,都与本国的文化土壤、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价值目标、理念、规范等。同样,在现代社会,舆论与传媒也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媒体与舆论被称为“第四权力”,引导、教育和铸造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同时,媒体与舆论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因而在许多国家,媒体的独立身份更有利于媒体形成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同时国家权力也采取巧妙的方式影响着主流媒体,使其为国家大政方针服务,比如美国的CNN。

1.以影视为主的强势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灵活输出

美国流行文化的强势文化特征最为典型。之所以称之为强势,就在于它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受众和消费群体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纵观美国流行文化,牛仔裤,百事可乐,肯德基,都将其背后的价值系统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得全世界受众在对这些流行文化元素进行无意识消费过程中不知不觉对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接受和内化。而在这些流行文化元素中,以好莱坞电影文化为最广泛且最具经济效益。好莱坞大片所宣扬的种种文化价值观,是深深根植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现代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度崇尚人的价值,全面肯定人的各种欲望需求,高扬个人奋斗、个人解放、个人主义精神;主张自由、民主、和平,崇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宣扬危机意识,主张以武力换和平。这些文化价值取向无疑是美国大片在全球电影市场攻城掠地的内核。好莱坞大片融入了好莱坞文化人乃至美国人的精神视野,蕴涵着他们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美国的强势文化虽然未必是先进文化或者优秀文化,但是它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文化包装下的“美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尚能达到“文化殖民”的效果,何况在国内。

2.纯熟的大众传媒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载体

高度发达、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美国的大众传媒,无论是技术,还是营销方式和策略,都世界领先。它不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成为体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道具。美国大众传媒不仅具有信息提供、娱乐休闲、生活方式推销的作用,而且政府还借助强大的宣传力量,以爆炸的方式倾销其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政治意识和政治认知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教化民众、灌输给第三世界。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外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影等大众媒体所推行的意识形态渗透。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美国又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世界网络信息中心,以无法量化的速度和数量向世界输送着打上美国意识形态烙印的数据信息。

四、审慎而精明的政党执政

现代政治几乎都是政党政治。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至今,政党已经逐步取代宗教成为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是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即执政的思想基础。政党往往通过自己严谨完善的纲领、政党领导人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党政府重要的决策和理念引导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一种普遍认同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政党的政治活动一方面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一种完善的制度保证,而意识形态建设的推进也有助于政党走近执政合法化。

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新加坡。因为东方社会历来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因此也缺乏政党得以健康发展、有序施政的社会政治条件,因而在这方面都不具备先天优势。因此,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崛起,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就异常值得关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国家法团主义(National Corporatism),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予以宣传。国家法团主义提倡以人民行动党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倡导多元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传输,并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号召社会组织在合作的基础上放弃部分利益;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国家法团主义,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执政党或政府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干涉,成为各种势力和组织的仲裁者和平衡者;国家法团主义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允许接受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挑战。这很明显体现了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确定而调整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兴工业国典范,其经济政策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提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于民主与自由”的大政方针。人民行动党凭借此政策顺利击败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党,将经济建设为先的信号传递给民众,指导了新加坡自主权独立之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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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