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西周经济伦理初探
时间：2021-04-17 08:25: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西周和殷商一样是一个崇尚求利的时代，它非常重视手工业及商业发展；专业商人的形成和富贾的出现是西周商品经济发展的显着特点；“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是西周伦理道德的基础，西周的经济伦理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西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在当前，尤其是要汲取传统的优秀的经济伦理思想，以此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经济伦理问题。
关键词：商品经济；西周；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31．1 文献标识码：A
Commodity Economy and Economic Ethic in West Zhou
ZHU Dei-gui
(Postdoctoral Uni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West Zhou and Shang Dynasty were both the ages of upholding fortune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merchants was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 in the commodity economy of West Zhou. The justice of pursuing fortunes was its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thic morality in. The economic ethics in West Zhou advocated professional ethics, referring to merchants′ inspirit. Those were idiographic significance in the economic thoughts,which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cument institution to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society.
Key words:commodity economy;West Zhou; economic ethic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伦理的二重性既为经济的道德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也蕴含着利己主义的可能。因此，要探讨商品的“为他性”和“服务性”如何能成为道德的现实，笔者关键是将商品的“利己性”与“为他性”、“牟利性”与“服务性”这种二重属性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转化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权威性地分配社会经济中的权利与义务中去。笔者拟根据金文和传世文献专门就西周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经济伦理的现代启示作一粗略探讨。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西周和殷商一样是一个崇尚求利的时代，它非常重视手工业及商业发展。从现有材料来看西周从未有过“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重本抑商”政策乃是战国秦汉及以后的经济政策。在西周社会中，经商致富是一种时尚，是非常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面，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殷商时期人们“日中为巿，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传》）降至西周，其商品交换己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交换经济开始向商业经济转化，出现了专门的贸易商人，而且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据《鲁方彝》记载：“佳（惟）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齐生鲁肇贾。休多赢，佳（惟）文考乙。公允启余。鲁用乍（作）联。文考乙公室 彝，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李学勤先生对这个材料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此处“齐生鲁肇贾”乃商品交换之商贾。又《左传·昭公》记载：“ 叔孙归，曾夭御季孙以劳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谓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鲁以相忍为国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数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伤﹖贾而欲赢，而恶嚣乎﹖’阜谓叔孙曰：‘可以出矣。’叔孙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乃出见之。”《论语·子罕》云：“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以上材料足以佐证“贾”是求利的商人，金文表明西周有专门从事商贸之人[ 1]。
这种专业商人还受到西周统治者的鼓励，《逸周书·武称解》：“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逰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意思是说，各位经商之人可以放心前来，政府将供给粮食，禁止损害商旅利益的伪劣货币，使用质量高的货币；通货物有无而禁止投机贸易，以保证商贸交换的有序进行，切实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逸周书·和寤解》：“乃令县鄙商旅曰：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关，人易资，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政府规定：“能来三室者”，其中一家生活所需由国家提供俸禄。甚至实行“市有五均”之制度。可见，国家是非常支持工商业主的，其“振乏救穷”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正因为政府的鼓励和商人巧妙经营，富商大贾者不乏其人。《易·说封传》：“又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故家人亦曰。富家大吉。五居尊位。如富者。有财可与邻共之也。”《诗经·大雅》：“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这些商人致富，连以道德化身自居的君子也非常羡慕，故有《诗经·小雅》：“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如此众多的专业商人的形成和富贾的出现是西周商品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
那么西周的商业经济为何有如此之发展？笔者以为，货币经济的发达是西周商业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
西周用于交换的媒介主要有实体货币，如布、谷粟等。《诗经·国风·卫风》记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很显然，这里的“布”是一种西周时期的实物货币，属于“布帛之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有本质的区别。又如《诗经·小雅》：“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谷粟也是西周时期实体货币的一种，这里“握粟出卜”，意思是说，用谷粟来支付卜的劳役，粟是当作货币来使用的，它在这里发挥的是货币交换的功能。
西周的货币制度是商代货币制度的继续。它的货币以贝币为主，以“朋”为计算单位，这在周原金文多有记载，此处举要如次：《小臣单觯铭》记载：“周公易（锡）小臣单贝十朋”。《尊铭》又云：“易贝五朋”。《卫盉铭》说：“……王爯旅于丰。矩伯庶人取堇章（璋）于裘卫，才八，十朋，氒（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两、麀两、耠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卫盉铭》说，矩伯庶人在裘卫那里取了朝觐用的玉璋，价值贝八十朋，可以付给“十田”。矩伯又取了两张赤色的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围裙，共值二十朋，可以付给“三田”，说明当时的“贝”已经成为交换媒介。再如《禽铭》云：“王易金百寽。”这里“寽”，《说文》云：“五指捋也，从一声，读若律。”有学者说：“按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别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说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受一声也。金文均用力金量之单位，即是后起之锊字”。“寽”有时可能被用作交换媒介[ 2]。
贝币的使用方法，不是逐个以枚计数，而是将贝币穿孔，以索系之，五贝为一系，两系为一朋，即以朋为单位。王国维曰：“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瞤，于贝则谓之朋。”[ 3]由此可知朋即为贝，而贝与月关系极为密切。《淮南子·地形训》：“蛤秾珠龟，与月盛衰。”《大戴礼记·易本命》：“穟蛤龟珠，与月盛衰。”“秾”同“蟹”，“穟”同“蚌”，蛤蚌蟹龟珠，皆为贝壳类水生动物，而与月同盛衰，可知贝与月同性，在此意义上，贝意指月，又朋为贝，故朋即月。
西周主要是贝和铜并用时代，贝最初是承袭殷代的币制，以天然贝为主，后来以铜仿制，所以西周的贝币实际上是以铜铸贝为主，此外则使用以重量计算的铜块，其它铜铸币都是到东周时期才发展起来的[ 4]。
二、西周经济伦理的现代启示
商品经济是西周传统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是西周伦理道德的基础。对于西周经济伦理，现代商家既要继承，又要改造，对传统经济伦理道德资源进行发掘和扬弃，赋予传统伦理观念以新的内涵，使其与法治社会融合为一体，实现优秀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总体上说，现代商家需要继承西周经济伦理中的“求利正当性”的思想，同时又要具有伦理道德规范，形成社会公认的“求利”最大化的标准，以尊重公民权利的内涵，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从西周的“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来看，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是密不可分，这不仅表现为历史上不同的商品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们凝积于经济学的学理根基及其发展轨迹之中，换言之，两者在经济学的“母体”中就是相互关联的，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学理佐证。
西周的经济伦理注重工商业者的职业伦理，实质即所谓“商人精神”，这在西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意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有“三大教条”之说——“重本抑末”、“重义轻利”与“黜奢从俭”；而西周传统社会深受殷商求利文化影响，“求利正当性”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 5]。
在当前，尤其是要解决双重伦理标准所造成的问题。转型社会造成了传统经济伦理和现代伦理的脱节，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旧有的人伦约束被打破，新型的契约伦理尚未完善，导致经济伦理失范。任何一种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都不可能是纯粹主观的构建，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必然性的自觉的文化升华和价值把握。所谓商品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不是满足个人消费的生产，它首先是一种为他性生产、服务性的生产，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进而达到生产者个人获利的目的。可见，商品生产同时具有为他性和为己性、服务性和牟利性这双重属性。从伦理学来考察，我们把商品经济的这种双重属性称之为“伦理二重性”。一个有作为的现代商人，要想真正成为现代儒商，需要对传统经济伦理和现代法治有透彻地了解，能够把传统经济伦理的“求利”的正当性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有机融合为一体。
西周经济伦理以讲求实用、注重实践、崇尚求利和富国裕民为宗旨，在中国经济伦理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求利正当性”式的经济伦理尤其值得现代学者进行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鲁方彝与西周商贾［J］．史学月刊,1985(1).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 王国维.观堂集林［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4］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1.
［5］ 朱德贵. 试论商品经济与殷商经济伦理［J］．商业研究, 2007(2).
（责任编辑：张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