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经济史的趣味》
时间：2021-04-18 07:53: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84年8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征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在拜读他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英文版（斯坦福大学，1985年）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喜。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个系里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30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和硕士班。
1985年1月我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是（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他知道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部”撤回必修科目的主导权，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不准出国观光，学生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吸引学生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分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
教学上我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教材上的供需失调。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当时在台湾能找到的中文教材，和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接触的差不多。周宪文先生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了好几册西洋经济史文选，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方面这些题材与内容对我们太生疏，二来笔调沉闷，无法引起学生兴趣。如果直接用英文教科书，又有太多的人名与地名学生跟不上。
中国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主要的作者是历史学界出身，他们关心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分。西洋经济思想史就更严重了：都是英文教科书，是写给欧美学生读的，作者假设学生在高中时期已经熟知欧洲的社会经济背景，许多基本的事情就不交代了，这些对台湾学生来说根本就是天书。
几个学期下来，同学很快就归纳出实用的判断：这三门课将来考研究所时用不上，留学时没有人会关心这几科的成绩，工作时没有人会问你是否读过这几门课。我是靠这几门课过活的人，不能没有对策。我逐渐体会到两项要点：（1）如果用同一本教科书，从开学讲到期末，学生很快就厌倦了。（2）要把这几门课教好，除了教材有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表演能力。也就是在掌握教材的要旨后，举较好理解的例子作模拟，或当作切入问题的楔子，更重要的是，要穿插费心找来的故事和笑话。
教了7年之后，1992年去哈佛进修时，我收到前几届毕业生的教师节卡和圣诞卡，说他们偶尔会回想到我在课堂上提过的人和事。为什么能从被轻视的情境，转变到有些人对这几门课还有记忆？关键是找到引人兴趣的教材。那是个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广泛翻阅中国和西洋经济史期刊，看到简单有趣的文章就复印下来，同时也注意欧美同行的讲义内容。
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在美国大学教这门课，不需顾虑文字难度和文化背景，只要挑出好文章，每星期读三篇都没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必须在好文章内，再挑出文字简单、表格众多、图形丰富的有趣题材，每次上课（90分钟）不能超过15页。
这种做法累积了一些口碑，小教室有时还会爆满。每学期末学生会在网络上给各科教师打评鉴分数，也有具体的建议汇整给教师参考。评鉴的满分是4分，3分以上就不错了，3.5分以上教务长会写一封恭贺函，有一次我甚至还得到3.8分（上网填卷率88%）。2006年5月我代表科技管理学院到学校竞选杰出教学奖，结果得到一张慰勉函，可见有不少人比我更受学生欢迎。
我挑文章的原则是“三项ing”。（1）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2）Entertaining（有娱乐效果），（3）Provoking（有激发性与争辩性）。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故事流畅就可以入选了，同时符合这三项的文章较难得。换句话说，我偏好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强的文章。有些文章较技术性，故事性较低，不适合在此综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教经济史的《读者文摘》。
选进本书的文章还是有高下之分，我依三项原则来判断文章的价值：（1）能增加某个议题的新知识，这类文章篇数最多。（2）能提出某项新观念，分析旧题材而得出新意义，这种文章就少了。（3）能改变我们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这才是上品。我认为书中有三篇符合第（3）项的高标准。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每章挑一篇主要文章来解说，是初级的导引。每章最后都会列出论文的出处。
这本书有个大缺点：我把每项主题限制在3页A4纸打印稿，以简洁为主要要求，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把硬涩的专业论文改写成能吸引阅读的摘述。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法是：（1）先综述整个议题的来龙去脉，（2）把焦点聚在争论点上，（3）说明新证据为何能改变认知。但要做好这三点，等于是写一小篇综述文章，篇幅必然要增加三倍。我退而求其次，做到“趣味”就满意了。
这些文章大都是生活性的题材。大部分的经济史学者都在研究更严肃的重要议题，例如经济成长、生产力变动、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农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国际贸易，这些沉重的问题在此都不会出现，就让更高明的专家去解说吧。我在各章所提供的，也不是每个主题的最前沿知识，主要目的是引发兴趣，鼓励读者从“延伸阅读”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欧美的经济史研究是一项重要产业，从业人口众多，鼓励发展新颖手法，故事较有趣味。
1992～1993年，我常参加哈佛的经济史研讨会，当时哈佛经济系专研和兼研经济史的教授，我算了一下共有六位。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研究群，隔周有一场研讨会。邻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史教授，也常举办论文发表会。那一年我常参加这三处的研讨会，见到不少这个领域的高手。
199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W. Fogel和华盛顿大学的Douglass C. North，以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1994年47卷1期的《Economic History Review》（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刊物），在卷首“编辑的话”中有一段贺词：“经济史学会的会员和本刊的读者，很高兴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Robert W. Fogel和Douglass C. North。我们在此恭贺这两位得奖者，同时也很高兴，经济史这个学科能以这种方式被承认了。”
在诺贝尔奖光环的加持下，经济史不再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的学科了。（作者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