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看浮云杂水声
时间：2021-04-18 07:58: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终于有机会拜访罗宗强先生。
我疏于人情来往，平生不习惯主动去拜访人，尤其是未曾谋面的人。但是对于有几十年淡淡书信交往的罗宗强先生，我却一直为未能拜访而遗憾。多年前我曾来过一次天津，记得是早晨从北京来，傍晚又赶回北京去看人艺新排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匆匆来去，没有时间作任何探访，留下了一个遗憾。这次到天津特地安排了住一个晚上，出发前我就想好一定要见一见罗老先生。
南开大学西南村的宿舍区路灯昏暗，安静冷清。老先生的家住六楼，电梯直达住房门口。
罗宗强先生今年已经八十二岁，广东人，却基本没有了粤方言口音。同我一样，他有过在赣南一所高等院校任教的经历。尽管前后不同时，他去的时候叫师专，我去的那年已经升格为师院了。但是时光的间隔并不妨碍我的认同，不改变我们因那一所学校而形成的纽带，不影响我对他有格外的亲切感。何况他有那样浓厚的亲和力，让人一见如故。
老先生住房条件还算不错，宽敞、整洁，家具是传统式样。墙上有一些字画。其中一幅紫藤立轴，竟然是他15岁时的作品。那是一位中学同学多年的收藏，后来还赠给了他。
他的太太也出来陪我们，老人家也已经年届八十，慈眉善目，满脸都是笑。老两口除脚步稍有蹒跚之外，气色、精神都不错，而且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记忆力也很好。前些年，老两口共同作画，还将花鸟作品印成了册子，也寄给了我一本。
罗宗强先生对我主编的文化批评刊物《粤海风》一直很关注，并有《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在《粤海风》刊发。但是让我记忆尤深的，是他有一次回我的约稿时写的信：
南铁先生：
蒙不弃约稿，甚感甚感。
弟对于目前学术之堕落，愤恨悲怆，实有难以言说者。贿赂公行（评博士点、一级学科、中心等等），剽窃成风，浮躁喧哗，深陷泥潭而未见稍为收敛之意。外行之指挥棒，将导引学术走向万劫不复之境地。
当此之时，刊发再多之言论，均为多余，评这评那指挥棒在，学术即无清静之地。
为此，有负先生之嘱。余欲无言，闭门读书以冷眼静观中国之学术走向何方。匆匆，颂
编安！
弟 宗强 上
三月三十日
信写于2003年，用毛笔所写。年已古稀的老先生在信中非常老派地谦称自己为“弟”，委实让我惶恐不安。信中对知识分子以及学校、学术的腐败痛心疾首，“万劫不复”一词惊心动魄。他的这种担忧和愤慨也是我的深切感受，因而很希望他能在我的杂志上公开发出抨击之声。但是他却不想说什么，因为知道言之无用，懒于像堂吉诃德那样去与风车大战。他的愤懑无言，或许属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态吧？由此我对老先生的感佩由学术而进入品格。
听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做教授的朋友李新宇说，老先生填履历表说到自己曾经担任中文系主任的经历，一定要在主任衔头前面加上“民选”二字。“民选”两个字的潜台词很是丰富。他当主任是1991年至1995年的事，他之所以强调“民选”，不知道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形势是否有关。这种昭示，或许是表明某种立场，或许是珍惜知识分子极为看重的自己的羽毛？
如今流光飞逝，一切成为过去，老先生正与病魔纠结。近日做一较为复杂的肾脏结石手术，还只完成了手术的第一阶段，次日要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以确定下一步治疗的方案，所以嘱我须今晚去。我告诉他因工作安排的缘故，到他那里的时间可能会晚一些，他说没有关系。
自然要问及他的治疗。我问，学校是否会派车去医院？他说没有这种惯例。而且不需要，打的很方便。
从家里到学校的正门，当年每天要送女儿去那上幼儿园，那时的他只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需要45分钟。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校园里，他已经消磨了四十多年光阴。
我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左右，老先生不谈学术，只谈人生。关于学术生涯，他说，自从201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明代文学思想史》之后，他就没再这样做学问了。《明代文学思想史》是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丛书中的一种，分为上下两册，共62万字，花12年工夫写成。老先生曾题签送给我一套。 他在该书后记里说：“已到风烛残年，像这样的研究，以后是不会做了。”这也印证了他此前说过的：有生之年若能完成该书的撰写，就感到满足。
他的不再做，定然与日常不得不分精力应付身体状况有大关系。但是谁又能说与社会、与时代没有关系呢？他叹息自己没有机会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打基础，待到知天命之年才来边打基础边研究。在几本专著的后记里，他都发出悲声：一生荒废，不堪回首！
每个人的荒废，叠加起来就是社会的荒废，演绎了时代的悲剧。
对于一个年轻时代即有志于学，曾经在学术道路上长途跋涉并积聚了丰富经验的人来说，告别学问是一种悲哀。学术之钟就此停摆，人生角色就此转换，这种人生重心的挪移让人唏嘘不已。
2009年夏天，先生寄赠《晚学集》给我，那是他70岁之后文章的结集。他在后记里说到书名的来由：“有孤灯书卷，未敢懈怠，虽在残年，仍将勤谨学习之意。”但是“晚学”二字，是否也寄寓了他对人生道路的慨叹？他在文末写道：“想做点事，才开始，时光就流逝了。”这是一种难以倾诉、更无法挽回的人生伤悲。赣南山陬耗费的那些岁月，是被社会轻易褫夺的，但是谁也不可能予以偿还。
我有意引他谈赣南师专。他是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去赣州的，时间是1964年。当时他读的文学批评史专业已经取消，这门课也不复存在。同学们作鸟兽散，他则因为赣南离他的老家广东揭阳相对较近而被分配到赣州，算是照顾。有近十年时间，他跋涉在赣南的山水之间搞“中小学教改”，常常在只有五六个学生的村小听老师教拼音。他一直想不通的是，这与自己所学专业有什么干系。
他跟我说到在赣州的两件往事。一是在自己作为“臭老九”的被批判岁月，某日，他蹲在路边向摆地摊的小贩买梨，梨已经称好，他正站起来掏钱，恰恰几个红卫兵路过。小将们喝道：罗宗强你还有资格吃梨？！其中一人当即飞起一脚，将梨踢得老远。
另一件事是说，他被安排下放，去偏远的山区县寻乌的吉潭公社当农民，连户口都从赣州市迁出去了。那天早晨他准备坐车出发，行李也已经交运，但是突然发现尿血，赶紧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必须立即治疗，不能去寻乌。等三个月治疗完毕，“下放”的事情因为形势变化取消了。宛如塞翁失马，寻乌已不必再去。
关于第一件事情，他没有加以评说，只是淡淡地回顾。与他在被批斗时挨枪托的打击相比，这当然算不了什么。但事情本身有足够强的说服力，足可以描绘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至于第二件事情，他认为命运不可知，却很重要。不过他谈命运只是感叹而已，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愤懑不平。
他告诉我，当时赣南师专的一位美术教师朱坦，如今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画册，其中有许多赣州的素描。他从书房把画册拿了出来，站在那里翻页寻找了好一阵子。看来他对赣州依然有感情，毕竟在那里待了十来年。尽管在那里留有许多令他感伤的记忆，他却对那块土地没有一句恶语。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里，他不无顾念地写道：“那山林，那空山秋夜，那深山里的贫穷淳朴的人民，我却至今未能忘怀。生生不息的生命，无处不在，而这正是精神赖以支撑的甘泉。”
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他的太太因胸椎结核，开胸三次移植骨头，每次均需卧床半年。有一次，他从赣州回天津照料妻子，自己却也病倒了。他在天津的两个旧同窗见他劳碌辛苦，实在活得艰难，便为其奔走，帮他联络调回南开大学。南开答应了，中文系却没有接收，尽管他是那里毕业的硕士。他只好拂去身上的赣南红土，去南开大学的学报报到，后来才回到中文系任教。那是1975年，罗宗强已经四十出头了。
以罗宗强的才情和勤勉，要是十年前起步，或许可以更早就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或许可以取得更加骄人的成就。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挣扎、浮沉在世俗生活的波澜之中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据罗宗强说，他离开南开大学奔赴赣南时，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何林鼓励他：“不要紧，你要是愿意做学问，到哪里都可以做；你要是不愿意做学问，条件再好你也不会做。”道理虽然是这么说，也符合儒家信奉的哲理，但是李何林说这话的时候想必自己也不一定真的相信。此前的1960年，河北省文联编的《批判李何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论文集》就已经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虽然李何林是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于同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资深学人，却也逃脱不了时代强加的遭遇，也不可能“到哪里都可以做”学问。事实是，从1951年到1959年十年间，李何林能够出版4部著作，而接下来的60年代他却没有一本著作问世，70年代中期开始有他的著作出版，却也只能是“内部发行”。他对学生说的“不要紧”，恐怕是理想和现实挤压下的言不由衷。
幸好不管怎样说，罗宗强总算可以离开赣南山陬回到天津，而且回到著名的高等学府，回到他熟稔的文化氛围，为他今后的学术起步和发展留下了空间。
刚回到南开的那一段时间，可能算得上是罗宗强人生最为艰苦的岁月。妻子生病卧床，他不得不独力支撑家务，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赶回家，做饭、带孩子、服侍太太吃饭。星期日在家要洗一大堆衣物。那时经济条件不好，要保证太太每天吃一只鸡蛋，就保证不了孩子吃。但也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的学术开始起步。
说到那段岁月，罗宗强先生说：尽管又要照顾妻子、孩子，还要尽快踏上学术研究之路，但当时并不觉得苦。我想，这或许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和心灵交响。时代的大浪汹涌，多少人沉入水底，或者被推移到荒凉的岸边，遗弃在野草和芦苇深处。如果罗宗强自我怜惜，在艰难中封闭自己通向学术殿堂的心灵通道，也就不可能在此后的人生航道上激起生命的浪花。
1980年，回到南开的第五年。当新的阳光普照中国大地，罗宗强出版了《李杜论略》。从此，他在学术道路上的脚步一发而不可收。但是此刻的他已经年近半百了。人生正如他的晚年诗句所形容：“待到升平人已老，空留锦囊贮哀辞。”
此后罗宗强的情况，大致都能够从媒体上得知了。他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史，并开创了文学思想史的课程教育；著有《李杜论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获得的学术奖项众多，其中《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除几十种专著之外，更有许多论文发表。有意思的是，专攻古代的老先生竟然还有《论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在《南开学报》发表，可见他的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并不囿于千百年前的风景。
随着学术地位的确立，称赞甚至崇拜早已经司空见惯。但是罗宗强此前的生活道路却鲜见于记载。人们都看到了他手中的鲜艳的花，却不一定知道这捧鲜花经历过的风雨，难以想见它们在蕴育过程中随时可能遭遇的凋零、枯萎。这种情状其实很正常，本就是社会和人生的必然。
在《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后记里，罗宗强先生说：“可自慰的是，我此生努力了，勤勤谨谨，不敢丝毫懈怠。青灯摊书，没有假日也没有娱乐。只是由于处世能力的极度缺乏，谋生无术，积毁销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几个知心朋友，学术路上相伴；有几个出色的、而且关心我的学生，不至于感到人生太寂寞。人生不易，但也终于在坎坷、失落、感伤中边走边读，读书，读人生。”
这里所表达的，已经不是学术陈述，而是深沉的人生感慨，令人读去感伤不已，不由掩卷长太息。
罗宗强还在那篇后记里，提及自己一篇悼亡友旧文中说过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便是如此匆匆走过，没有一丝痕迹。”他似乎不把自己的学术跋涉和研究成果当作“痕迹”来看。确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满是社会胡乱刻画的道道，自己能够给社会留下的痕迹却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以世俗的眼光看，老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可以告慰于人生，告慰于社会，告慰于时代。但他心中的目标显然更为高远，翻山越岭而来的他终于歇息在连续攀登的途中。他已然进入生命的另一重境界，不再从属于某种理念，不再需要努力去得到认可。他是自己的，包括身体、思想、情感。能够顺利回归这种境界当是人生的大幸福。
用老先生的话说，做学问是“凝神寂寞对青灯”的差事，自然需要严肃、严谨。他的灵动的柔情却常常展示在那些学术专著的简短后记里。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后记里，他写道：“岁月匆匆，转眼已是暮年时光。人到老年，总喜欢回忆往事。一天劳累之后，坐在窗前，外面是寒夜的萧瑟的白杨，不知为什么，故乡的那一系静静的榕江就又来到眼前。往事如梦又如烟，留下的只有这无尽的温馨与眷念。” 这些文字漫溢着松弛与静怡，也流泻着惆怅和感伤。这是罗宗强灵魂深处的脉动，与他的学术文章一起构成了一个学者的立体形象。
就在我去拜访罗宗强先生的两天前，同是南开大学教授的来新夏先生去世。提起此事，在座的人自然不免叹息人生。我还记得来新夏先生曾给《粤海风》寄来一篇悼念亡妻的稿子，感情诚挚深沉，可惜因为与杂志风格有所不合，犹豫再三，终没有刊用，成为一件憾事。如今悼亡之人也已经去了，徒留我们这些后来人坐在这里感慨人生的无常。罗宗强先生说，前些天见到来新夏还是好好的呢。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比罗宗强年长10岁，享年92岁。我为来新夏先生的仙逝哀悼，同时也不由衷心祝福罗宗强先生益寿延年。
春夜沉沉。虽然老俩口没有倦意，但是想到先生八十高龄，想到他明日一早要去医院，面对病痛的一场折磨，我不敢久坐，只能怀着深深的祝福离开。尽管我很希望能在这里多坐一阵子。
下得楼来，春风拂面，却见夜色更浓，宿舍区在昏暗中一片静谧，似乎可以感觉到人生的轨迹，就在这昏暗和春意的融合中默默延伸。
不由想到罗宗强先生的一联诗句：“流光已逝情怀在，静看浮云杂水声。”浮云过眼，流水不回，只有一片安静逗留在心里。
（作者单位：粤海风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