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儒家经典英译考
时间：2021-05-05 07:54: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辜鸿铭的儒家经典英译，译文地道流畅，在西方影响巨大，为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动机、风格和意义。
关键词：辜鸿铭；儒家经典；英译；风格；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2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于清朝末年，博通英、德、法、拉丁文等多种语言。林语堂曾经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他以英文写成 《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著作于海外刊行，一时洛阳纸贵，学界瞩目。《中国人的精神》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英国报纸称赞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媲美”。他曾与托尔斯泰鱼雁往还，罗曼罗兰对他推崇备至，同时代的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不远千里来华求其一晤。美国汉学家艾凯说：“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这位满腹经纶而行为怪诞的东方圣哲终其一生宣扬鼓吹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论语》、《中庸》 和《大学》等儒家经典著作潜心翻译成英文，于海外刊载印行，是辜氏在文化史上卓越的贡献之一。
一、其翻译的初衷
“四书”作为儒家文献典籍，几千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巨大。1898年，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指出：“自从理雅各博士（James Legge）开始发表关于《中国经典》翻译的最初部分，迄今已4O年了。现在，任何人，哪怕是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的人，只要反复耐心地翻阅理雅各博士的译文，都将禁不住感到他多么令人不满意。”由于痛感前人译作的不足，他决定亲自操觚，让古老的东方智慧发扬光大而不是谬种流传。在《论语》前言中他说：“希望那些受过教育和有思想的英国人读完这本小书之后，能够重新思考他们先前对中国人的看法，并因此能修正他们对中国人的偏见，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
辜鸿铭生活的时代，是列强环伺、帝制衰微的清朝末期。当时的中国社会积弱积贫，暮气深重，礼崩乐坏，百病丛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长驱直入，惊破了几千年的天朝迷梦。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频繁地接触到各种外来思潮，传统儒家社会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正如吴宓所评价的那样，辜鸿铭虽然生于南洋，游于欧洲，声名卓著于海外，骨子里却是“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由是其不遗余力张扬中华文明，言必贵中国而薄西洋，“睥睨中外，诚近于狂”， 苦心孤诣，试图以几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与当时的西化思潮相抗衡。
1928年辜鸿铭去世不久后有人评价“其尊崇儒家，提倡中国礼教之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以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吾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辜鸿铭认为：“欧美的现代文明虽然确实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庞大建筑物，但它就像巴比伦塔一样面临着即将倾覆崩溃的命运。” 而中国文明包含着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他说：“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书籍和文学，所有欧美人民都将大有裨益。”“我想表明研究中国文明如何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如何将欧洲文明从崩溃中拯救出来。”
有美国学者犀利地指出：“辜氏并非一个反对西方文明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相反，他既是东方也是西方的现代化批评者。”与理雅各的《中庸》译名“The Doctrine of the Mean”不同，辜鸿铭将《中庸》译为“The Universal Order，or Conduct of Life”，体现了他所领悟的中西文化共性，揭示了儒学道德思想的普世性。辜鸿铭“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他凭着一位文化学者的自觉，立足于东西方文明，对二者进行比较和接驳，试图为20世纪的世界探求一个光明的出路。
二、其翻译的艺术
辜鸿铭是最早系统地向西方译介儒学经典的华人，他的学养、才情和热忱使其成为胜任这项浩繁的工作的不二人选，而他的译作也已经成为文化史上代相迭出的经典之一。他的翻译风格一如他的为人，才华恣肆，个性鲜明。和一般皓首穷经、字斟句酌的译者不同，他的工作，“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林语堂）。
以下试分析其翻译的主要特点：
（一）变换文化符号
在《论语》译序中，辜鸿铭写自己“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的思想的方式来翻译。”辜鸿铭的儒家经典翻译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原文中中国特有的文化内容转换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和理解的本民族文化符号。 如把“天命”译为“the laws of God（上帝的律条）”，把“圣人’译为“holy men（圣人）”。God和holy men都是基督教用语，易于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再如把“管仲”译成“Bismarque in China（中国的俾斯麦）”；“尧”译为“The Abraham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亚伯拉罕）”。把他们和西方著名的历史人物作类比，消除了陌生文化造成的隔阂，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原作，有效地传达了文义。这一创造性的翻译方法在辜氏的所有译作中贯穿始终。
（二）添加参考诠释
在《论语》译序中，辜鸿铭称其翻译的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他的儒家经典翻译在很多段落的旁边他大量引用歌德、伏尔泰等西方文化名人的类似言论。这种做法可以引起西方有一定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兴趣和共鸣。而旁征博引也为译作增加了一个有趣的新的维度，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于原文的理解。
此外，这种做法也侧面印证了辜鸿铭的对于儒学与西方哲学殊途同归的认识：“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对辜鸿铭而言，古今中外，圣贤哲人，其心迹是相通的，在文化交流中只要策略合适，相异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利转化为身份认同。
（三）保持原文形式
在《中庸》译序中，辜鸿铭指出 ：“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 幸亏他才力雄健，长袖善舞，才能够把《论语》、《中庸》中的诗歌片段同样以诗歌的形式翻译出来。其译文不仅符合英文的习惯表达，同时还精心保持着原文的形式美感。 如《论语·八佾篇》：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辜鸿铭译为：“Her coquettish smiles，How dimpling they are； Her beautiful eyes， How becoming they are； o fairest is she.W ho is simple and plain.”译文被精心处理为回环排比、读起来同样有音韵美感的诗歌的形式。比起枯涩的译文，辜氏的译作可称形神兼备。
考究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初衷，是试图向世界鼓吹介绍东方的智慧，故其着意于传神达意，而并不拘泥于雕虫琢句，谨毛失貌。同样是语言大师的林语堂认为：辜鸿铭的三部儒家经典的翻译“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
三、其翻译的意义
辜鸿铭是“造就精通译语译文，兼容华文，而造其堂奥”的译才典范，他与严复、林纾并称清末民初“译坛三杰”。虽然著述颇丰，他却极少向国人译介西方的文学名著，曾被人称为“专办出口货的”，他的汉译仅有英国诗人威廉·库帕的一首叙事诗（ 痴汉骑马歌）。这或许从侧面反映了他做文化翻译的初衷，正如他在《论语》译序中指出的那样：“希望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读—下我们的译本，借此检讨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改正这些先入之见，修正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态度，进而改善两国关系”。 在《中庸》译序中，他说：希望能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他的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原不是为了雕虫炫技，求取盛名，而是在满目萧疏的末世，为他手追心摹、心向神往的中华文明正名。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而这位爱国者有着多维的特征，他是“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有趣的人物之一。”（温源宁《不够知己》）他一生外表迂腐、保守，言辞犀利、行事乖张。他似乎随时都在抨击西方的价值观念，并不遗余力地证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辜鸿铭选取“四书”作为向西方弘扬中华文化的范本，正是因为这批典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思想文化。为了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辜鸿铭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这些千古名篇的翻译中。出于这样的目的，他在译介时，并未拘泥雕琢和推敲字句，而是着意传达圣贤的思想，呈现完整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辜鸿铭的翻译文字自然顺畅，创造性地借助西方的文化概念诠释了复杂抽象的东方儒学思想。这些英译影响巨大，在西方学界颇为引人瞩目，它们向西方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不朽魅力，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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