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心智”的踪迹

探求“心智”的踪迹①

摘要：在西方哲学史上，“心智”的探求是最古老也最持久的问题之一。抽象的思想总需要语言外壳的包装。本文是从语言研究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西方近现代以来坚持理性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对于语言本质及语言研究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理性主义； 语言学； 笛卡尔； 心智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5-0132-05

一、 语言研究的两种观点

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西方语言学史家罗宾斯（Robins）曾说，历代的语言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的工作就是描写或规范语言，换句话说就是写出可靠的语言书来。从罗马时代的语法学家到现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目的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写出语法规则本身并不是个目的，他们认为研究语言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语法规则的确立而达到深刻的哲学认识的目的，这种更高的认识或者是对人的思维规律的认识，或者是对普遍逻辑的证明，或者是对人的心智结构的揭示。从古希腊的一些语言学家和中世纪的经院学派语法学家，到近代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则都属于后者。［1］

不过，20世纪初，注重语言规则描写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和泛滥淹没了后者的理性主义传统，使得对人类语言本质的探索在很长一个时期日渐式微、几乎无以延续。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才逐步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天下一统。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语言学界所接触的主要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思想，以至于许多人都认为语言学只是历史的和描写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在中国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所知不多甚至心存抵触。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在我国恐怕任何一个学过点语言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索绪尔的名字，也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几个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名词、术语等等。另外，理性主义语言学派的一些概念如“灵魂”、“心智”、“理性”甚至“上帝”也常让深受唯物主义浸淫的中国人犯嘀咕，人们会不由自主地问：研究这样玄虚的东西难道不是唯心主义的吗？这里，我们暂时不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先梳理一下西方近现代以来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们对于语言本质及语言研究的思考和探索。②

二、 现代理性主义的先驱：从笛卡尔说起

“心智”的探求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对于人的心智所具有的神奇的认知能力，柏拉图提出了他的困惑：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是如此的有限，而他何以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的确，任何人的实际经验都是非常零碎而又有局限的，但是他总能够获得并形成对其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相当完整而深入的理性认识。对此，后世的哲学家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回答，这些解释可以归为两种主要的传统：一条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路子，认为这是由于自然界的事物本身有着严密的秩序（或逻辑），因此人在认识了局部和零碎的细节以后可以顺着这个秩序看到全部。而另一个便是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柏拉图认为知识原本就隐藏在人的头脑里，人们是在生活过程中通过回忆而获得知识。

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宗教神学的阴影下，理性主义的哲学研究同样陷入了经院哲学的桎梏，任何人的聪明才智以及真理的获得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不过，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数学、天文学等）的突破性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反对经院哲学、探索认识人和世界的过程中，西方近代哲学逐渐形成了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笛卡尔为首的现代理性主义。

提到笛卡尔这个名字，人们一般就会想到那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的确，这是笛卡尔建立自己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他指出，我可以怀疑这，可以怀疑那，但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只要我一怀疑我在怀疑，就恰好证实了我在怀疑。我怀疑，即我思想。既然我在思想，那么这个在思想的“我”就不能没有，这样就强调了认识必有主体。在笛卡尔看来，“我”这个思维者是作为一种实体而存在的，他称其为“灵魂”或“心灵”。笛卡尔所说的思想不是独立的，而是“我”的属性，它不仅包括理解，也包括意愿、想像，甚至包括感觉，它是心外的客体投射于“我”这个思维者而产生的精神现象。由此笛卡尔认为，认识并不起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自理性本身；感觉是不可靠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思想的清楚明白，这须用理性来加以判别。谈到感官对我们的欺骗，笛卡尔举例说：一座方塔，远看却是圆的；一根手杖插在水里，看来却像是折断的；而且人还常常做梦，但梦中的情景却非真实。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谨防感官的欺骗，依靠理性获得清楚明白的认识，才能是普遍的、必然的、真的。笛卡尔就是用这种普遍怀疑的认识方法，向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发起挑战。他否定了迷信盲从，否定了毫无根据的猜测甚至幻觉，而追求经过理性思考与检验的真的实在。正如笛卡尔所比喻的“为了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2］笛卡尔将柏拉图的“回忆说”改造成“天赋观念论”，认为人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灵魂”所固有的。他认为普遍与特殊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特殊加上特殊还是特殊，不会成为普遍，必须用一种本身就是普遍的东西贯穿进去，才能去伪存真，把特殊的东西统率为一体，成为普遍。但是这个贯穿其中、统率各个特殊的“普遍”在什么地方、又是从哪儿来的，那个时代的笛卡尔却是找不到的，因此他只得说它们是天赋的、理性所固有的。这一点成为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核心，它是当时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必然归宿。笛卡尔还把这一思想贯彻到自己的物理学研究实践中，他发现科学认识不止是感性材料的机械堆积，必须有一个扎扎实实而又看不到的核心作为统帅，把形形色色的材料贯穿起来，才能统一为有机的整体。没有了这个核心，材料再多也只是一盘散沙。

对语言问题，笛卡尔也做了一些思考和阐释。例如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他说到：“没有一个人，即使白痴也不例外，会机能衰退和愚蠢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不能把不同的语词组合起来构成语句，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没有一种动物，不论是多么高超，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幸运，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器官才导致这种局面，因为很明显，喜鹊和鹦鹉能象我们一样说出一个个的词来，但是它们不能象我们这样说话，也就是不能证明它们说的就是它们想的。相反，生下来就是又聋又哑的人，没有别人用来说话的器官，这种处境跟兽类一样，甚至更糟，可是他们经常会自己创造某些符号来使旁人理解他们”。［2］因此笛卡尔得出结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而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更被他看作是人类具有一切机械装置和动物所没有的“心灵”的主要证据。笛卡尔认为，语言可以在任何新的环境中用来表达思想或作出恰当的反映，并且不受外界刺激或生理状态跟话语的固定联系所制约，就使用范围而言是无限的，而不只是仅仅用来进行报导、提出请求或下达命令的通讯装置。

笛卡尔对语言现象的论述是很有限的，他主要是将其视为例证来说明自己称作“心灵”的认识实体的存在。但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笛卡尔是第一个建立了完整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因而一直被许多人奉为近代欧洲哲学的始祖，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的哲学不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和结论，而且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后的三百多年间，“勒内·笛卡尔”这个名字就一直在西方哲学的殿堂里飘荡，并在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回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1966年乔姆斯基发表了《笛卡尔语言学》，不仅以“笛卡尔”作为自己理论学说的旗帜，而且公开宣称：转换生成语法只是从十七世纪起到十九世纪初期他所谓的“笛卡尔语言学”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3］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笛卡尔之后理性主义在语言学研究和发展中的影响。

三、 从17世纪到19世纪语言研究中理性主义的声音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落在笛卡尔的故乡，17世纪中后期在法国思想界相当活跃的保尔-罗瓦雅尔学派（Port Royal）就是以笛卡尔的学说作为哲学基础的。他们主张：人类理智高于一切，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通的，表达思想的语言也应该有相同之处，因为人类语言是建筑在全人类共有的思想结构的基础上的。思维的主要形式是判断，而语言表现形式则是命题，一个复杂概念“至少在我们的头脑中包含几个判断，而有几个判断我们就可以构成几个命题”。“从这些潜在的基本命题形成实际句子，我们要运用某些规则（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即语法转换规则）。”为了说明这一抽象的过程，他们造了这样一个例句：The invisible God has created the visible world.（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看的见的世界）。这句话可以分解成三个命题：God is invisible， God has created the world， the world is visible.（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是看得见的）。后来，语言学家包泽（Beauzée）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提出，语法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普遍原则，它来自人类思维的本质；另一种是特殊原则，它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习惯，由此产生出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前者旨在探讨语言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它先于任何具体语言的研究。［4］

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G. W. Leibniz）认为人的知识既不是由人的感官所得到的，也不是生来就一清二楚的，而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在我们的心中”。借用语言现象，莱布尼兹做了一个有名的比喻，他说语言犹如大理石中的纹路，这些纹路原来虽然不大清楚，但是适宜于把它雕刻成什么样的东西，却早已由“天赋”的纹路决定了。后来，许多学者引用这一比喻来说明语言的本质。此外，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莱布尼兹认为二者是并行的，也就是说语言与逻辑是并立的，逻辑的概念对应于语言的词，而逻辑的判断对应于语言的句子，从语言的构造可以看到思维的构造，而从思维的范畴出发可以建立语言的语法范畴。［5］沿着这条理性主义的路子推衍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下面的观点：全世界应该有一个普遍的语法，这个语法应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超语言的。而后来创立和推广世界语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理性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英国的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就曾在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下，设想过一套普遍适用的语言原则，希望世界各民族都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他称之为“哲学语言”。不过，最终威尔金斯天真的“哲学语言”设想没能实现，但“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经过他的推介则是广为人知。谈到这里，大家一般都会想起波兰人柴门霍夫创立的世界语，可实际上试图创造一种最经济、最理想的语言以清楚、简洁地表达人类思想的努力却久远得多，人类曾试图建造通天塔的梦想与传说在语言学界是常常被提及的，不管言说者是出于何种目的。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把语言称为“心灵的作品”，他提出唯一正确的语言定义是：“一种生成的、使得用可以分析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成为可能的、永远不断反复进行的精神劳动”。在洪堡特看来，语言并不是使用的时候从记忆中提取就行的现成物，而是“根据某种起组织作用的生成原则，在具体情况下产生适用的语词”。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洪堡特还对语言形式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尽管具体语言过程的范围和方法是不定的，但隐藏在背后的固定的生成法则是不变的、统一的，这就是语言形式。它不包含孤立的具体成分，而是一个系统结构（或机制），语言形式能够通过思维过程产生无限的情景语句，亦即有限的手段可以无限的使用。其实洪堡特的思想已经隐含了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判断：正因为在人脑里天生有着创造语言的能力，讲话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提出作为生成原则的“语言形式”是洪堡特对语言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它对后来的普遍生成语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乔姆斯基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模式等思想有很多是从洪堡特语言学中衍生、发展而来，甚至作为其理论标志的术语“生成”这一概念也是从洪堡特那儿直接继承来的。因此，乔姆斯基十分推崇洪堡特，他认为，笛卡尔所强调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特质在洪堡特语言学理论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达。［6］［7］［8］

在整个18世纪，还有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对语言的起源和普遍语法的存在进行过探讨。如法国的康迪雅克（E.B. de Candillac）、卢梭（J. Rousseau）以及英国的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人。［7］康迪雅克和卢梭在语言起源上的看法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语言起源于指示性、模仿性的手势和自然的呼叫声。而德国哲学家海德（G. Herder）在《论语言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的看法更为周严，他认为，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二者有近似的起源和发展，都共同经历了逐渐成熟的阶段。正因为语言和思维的互相依存，我们才可以通过自己民族的语言，去理解和研究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和文学作品。英国语言学家哈利斯和伯尼特的研究更侧重于普遍语法的有关问题，在语言起源上他们都支持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所不同的是哈利斯坚持语法的普遍性，强调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概括共同思想的能力，而伯尼特更看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他也不否认语言是上帝的恩赐。总的看来，到了18世纪后期，许多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个别语言的孤立观察，开始把多种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寻找支配世界语言的共同原则，而这个转向则为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空前发展作好了准备。

进入19世纪之后，西方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带来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人类对于语言的观察和研究，除了受到传统的哲学的影响，还必须面对自然科学大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在理论上，尽管仍然有一些学者探讨语言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的问题，但大多数人的视点发生了变化而转向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通过比较各种语言不同时期在语音、词形、曲折变化、语法结构上的相同点，发现了大量的现象以证明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提出了语言是从同一始源语（parent language）演变而来的观点，并初步建立了涵盖世界众多语言的“谱系”。在几乎整个19世纪，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占据了统治地位，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对语言的理性主义的思考因为难于在形式上进行验证，其可靠性总会被人怀疑，在历史比较的世纪洪流夹裹之下，理性主义的声音几乎沉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乔姆斯基说他所谓的“笛卡尔语言学”是从17世纪起到19世纪初期。不过，语言研究与发展从来不是互相隔绝的，有谁能保证历史语言学对始源语的假设完全没有受到理性主义所宣称的超民族的普遍语法的影响？而坚信“语言是人脑的一种天生能力”的。洪堡特则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根据词的结构提出了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三种语言类型的区分。

四、 20世纪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研究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哲学家们要比语言学家热心得多，尤其是纯粹的研究语言的学者则更为谨慎。从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到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许多人有意地回避意义而专门描述语言的形式结构，例如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将语义的研究划入到哲学的领域。但是，即使结构主义最兴盛的时期，深埋的理性仍要促使人们去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如果考虑一下萨丕尔、沃尔夫和博厄斯（Franz Boas）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当时结构主义流行的社会背景，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又主要是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对北美印第安人语言进行描写等因素，这个假说备受人们关注并不奇怪。这个假说源于他们注意到讲北美印第安语的人对世界的事物有着与欧美人很不同的看法，于是他们就假设，这种观察与思考方式的不同是与语言结构的不同相关联的，即不同的语言结构会促成不同的观察以至不同的世界观。后来，对这一假说有两种解释：一是弱式解释，认为语言对人的思维、世界观起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以至限制，但思维还有其独立性和普遍性。另一种则是强式解释，即语言完全地制约和塑造了人的思维。在许多翻译或介绍性著作中，一般采用了后一种解释，如国内比较常见的《西方语言学流派》，就将这个假说概括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7］不过，萨丕尔和沃尔夫可能更倾向于弱式解释，他们后来在论文、著作中用来诠释的语词是“促使”，而不是“决定”。［1］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在哲学、心理学以至语言学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弱式解释一直是拥有不少支持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