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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密使李次白

    时间:2020-04-04 07:57: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如今,海峡两岸关系大大缓和,对话、协商的平台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其中有“两岸密使”的特殊贡献。李次白虽未能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但他的投石问路之功不应被抹杀,他的悲剧也不该被历史遗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逐渐退守台湾一隅。直到1987年9月16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决定取消民众到大陆探亲禁令,敌对坚冰才开始化解。40年间,民众虽不能自由往来,高层密使却始终穿梭不断。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等密使,为两岸和谈穿针引线,作出了颇大贡献。但是,李次白担任密使后开展工作时间短暂,鲜为人知,已几乎被人遗忘。2010年,笔者在《毛泽东蒋介石一生的较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版)一书中,曾简略提到李次白大陆之行。近几年,又逐渐搜集到一些资料,丰富了对李次白的了解。

    台岛飘摇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歼。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以渡江战役为起点,向残存于大陆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在凯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人民政权建立。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唯一称道的胜仗,是金门战斗。在此战斗中,人民解放军9086人牺牲或被俘。国民党军损失也不小,仅阵亡即达4500人以上。(肖锋等著《回顾金门登陆战》,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金门之战,于国民党军不过是一次侥幸,否则就无法解释它在几年内战中的失败。至1950年上半年,国民党在军事上彻底失去优势,在政治上丧失民心,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曾经支持打内战的美国政府认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不过是时间问题,因而对国民党的失败撒手不管。蒋虽一再鼓吹坚守台湾,心里却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等人经过分析,甚至判断解放军进攻台湾的时间可能在1950年6月至8月间。因为此时可以避开台风季节,为实施登岛作战的最佳时机。

    的确,从1949年夏天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开始进行认真而紧张的对台作战准备。1949年7月中旬,担任淞沪警备任务的第九兵团首先被抽调出来准备对台作战。是年秋,三野制订了攻台计划。该计划规定,攻台作战共使用八个军,其中以第九兵团四个军为第一梯队,以另四个军为第二梯队。同年末,为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三野决定增加参战兵力,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的部队外,主力12个军约50万人,全部参加攻台作战准备。

    金门之战是惨痛的,但并没有影响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士气。1949年11月5日,新华社广播重申了“向全国进军”与“渡海作战”的决心。毛泽东关于解放全中国的设想,仍是1950年。因此,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提出1950年的战斗任务之一是“解放台湾”,“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残余,完成中国统一的大业”。

    此时,美国政府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失望态度,也使蒋介石十分沮丧。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1950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解放海南岛。5月19日,第七兵团解放舟山群岛。当天,美国政府决定从台湾撤出侨民、撤出驻台领事馆,彻底退出中国事务。蒋介石怀着“倦勤”的心情致电杜鲁门,表示决心离开权力宝座,享受清闲。杜鲁门立即忙着为蒋介石安排去处,甚至秘密询问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是否愿意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人员前去“避难”。(沈骏主编《国共关系四十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危难受命

    穷途末路之际,蒋介石想再做一次和平试探,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当然,他也有顾虑:败军之将,有何资格言和?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这一任务交给长子蒋经国。蒋经国经过反复物色,最终选定由李次白担当派往大陆的密使。

    李次白,四川人,出生于1900年前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军事素质好,很受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器重。李次白与戴笠为同期同学,毕业后与戴笠在一起工作。1938年3月“军统”成立,戴笠任局长。李次白成为戴笠的部下,多次执行重要任务,深得信任。论黄埔军校出身和实际工作能力,李次白也有飞黄腾达的前程。但是,哥嫂都是留学法国的中共党员,七妹嫁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自然招致不少麻烦,甚至有人怀疑李次白也是中共党员。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李次白失去靠山,仕途走到尽头。他不得不脱离军界,自谋生路。台湾在日本统治下50年,战争破坏较小,经济比大陆发达,便成了他们全家的暂栖之地。开始,李次白在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局长李卓之手下任职,后来因兴趣不同而辞职。接着,他在其兄资助下,在台北市开设了“天府酒家”。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天府酒家”被烧毁,李次白来到高雄,与当地要塞司令部朋友合资开设了“凯歌归饭店”。这里地处台湾省南部,驻扎部队多。李次白混迹军界20年,部队熟人较多,在这里开饭店自有便利之处。

    李次白之妻许念婉,乳名婉兰,祖父乃清末翰林,当过甘肃省巡抚。她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24岁就当上了县长。李次白和许念婉育有5个孩子。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经济崩溃,波及台湾,饭店生意变得冷清。李次白一家7口,生活不富裕。但比起战火中担惊受怕,全家人能聚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1950年初,国民政府、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凯歌归饭店”生意逐渐好起来。李次白憧憬着,趁年轻多挣些钱,为孩子置办点家业,再为自己老两口攒点养老钱。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打乱平静生活,却是李次白一家未曾想到的。

    1950年5月初,“凯歌归饭店”门口驶来一辆军用小车,下来三位不速之客。李次白赶忙迎了上去。其中两位他认识,都是黄埔六期同学。如今,他们跟着“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简称“政战部”)主任蒋经国中将,官运亨通,分别担任国民党陆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战车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寒暄后李次白得知,为首的那位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也是黄埔六期同学。

    刚一落座,胡伟克就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为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

    接着,两位老同学向李次白亮出底牌——请他到大陆走一趟,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保住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席之地。他们鼓动说:“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事情来得太突然,李次白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再次要与政治搅和在一起,真是完全出乎意料。此外,李次白也想不到自己有能力到大陆走一趟,便不由自主地说道:“我……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胡伟克马上给他打气:“李兄,你虽脱了军装,也还是黄埔子弟。我们从台北市专程来找你,当然是希望你能为党国效劳。”为了拉拢李次白,胡伟克许诺他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官。李次白心动,答应冒险到大陆去活动。想到胞妹还在大陆,他自己也想借此机会去看看。

    1950年5月底,蒋经国在台北市青田街1号胡伟克公馆召见李次白。简单寒暄后,蒋经国便说:“李先生,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全歼抢滩登陆的共军,显示了国军潜在的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

    李次白虽退出军界、远离政治,但对局势还是十分清楚。国民党败落至此,已没有资格与中共讨价还价了。因此,他显得信心不足地说:“此次若去的话,能不能达到目的,说句实话,我心中没有谱,我当然是尽力去争取就是啦。”

    蒋经国以太子之尊,以前很难容忍下属这种消极态度。但是,眼下局势危急,他顾不上与李次白计较。再说,李次白已经脱离军队,不是他的下属了。求他充当说客,不能不客气点。在蒋经国看来,李次白此时能冒险接受任务,已经非常不易。不过,蒋经国对此事也没十分把握,更不愿让别人知道他办事不靠谱,被人看笑话。因此,他与李次白的谈话,总是绕来绕去,甚至说:“李兄,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由你与胡联系。”

    李次白听了这些话,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搞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在大陆吉凶难料,回到台湾也可能被扣上“通敌”的罪名。他心中顾虑重重,却没有表露出来。他以多年在军统的经历,深谙国民党尔虞我诈的做派,同僚和上下级之间难得交心。交谈至此,他知道自己这次所承担的任务十分棘手,以后的麻烦少不了。(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中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许念婉陪同丈夫从高雄市前往台北市见蒋经国,却未参加会谈,不知他们密谈的内容。胡伟克全程参加会见之后,亲自告诉许念婉:李次白接受任务,要出一趟差。为了便于保密,李次白今后写给他的信,先寄给她。她收到信后,再转交胡伟克。

    前往大陆

    1950年6月1日,是李次白启程的日子。直到行前收拾行李时,李次白才告诉妻子许念婉:蒋经国主任派他去香港与中共洽和,十几天就回来。但是,为了保密,也为了减轻夫人的担忧,李次白并未讲到达香港之后还要去大陆。许念婉也不能详细询问,因为凡公事保密已是他们之间多年以来的规矩。

    接受任务以后,李次白心情极为复杂。对台湾的安危,他不能不关注。这里有他的全家,还有他为之奋斗20多年的“党国”。而对大陆,他也割舍不下感情,那里有他出生的故乡,还有他的胞妹。令李次白牵挂的,还有陈修和、陈孟熙、陈毅、陈季让四兄弟。他们几个都是黄埔袍泽,陈孟熙还是他的七妹婿。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陈氏四兄弟中,陈修和(1897~1998)年长,为堂兄。陈孟熙(1899~1986)、陈毅(1901~1972)、陈季让(1905~1988)是同胞兄弟,分别排行老大、老二、老三。陈毅知名度之高自不待言。而关于其他三人,一般人知之甚少。其实,陈修和、陈孟熙作为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也都有历史记载。

    陈修和,1927年底任蒋介石侍从室副官。1936年任国民党军兵工署少将专员。1946年10月到沈阳,任国民党军第九十兵工厂厂长,中将军衔。沈阳解放前夕,领头护厂,等待人民解放军接收。沈阳解放后,继续担任兵工厂厂长,发挥兵工专长。1949年10月21日,被任命为政务院所属中央技术管理局副局长。此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参事,历次政治运动中没受冲击,度过了101岁。

    陈孟熙,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六四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川西师管区副司令,少将军衔。1949年12月,在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率部起义。随后,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陈孟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受冲击。

    陈季让,1930年考入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事教导队。毕业后在四川省内任职,曾任国民党军上校副师长。1946年,在成都退役。1949年12月16日,任四川省乐至县解放委员会主任。1950年4月,任乐至县副县长。1959年,调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由于统战身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受冲击。

    1950年6月6日,是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预定在北京开幕的日子。6月14日,是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预定在北京开幕的日子。陈毅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这两个重要会议都要参加。陈毅出发前夕,李次白来到了上海。陈毅接到同住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的电话:“我的妻兄李次白近日从台湾绕道香港过来了,想去你那儿拜访。”

    听说李次白来到上海,陈毅马上同意陈孟熙领到家里做客。此前,陈毅知道李次白已经离开国民党军队、脱离政治,成了一个生意人。他们已经20多年未见面了,陈毅对李次白的到来十分高兴,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招待。

    见面之后,自是一番寒暄。都是一口川腔,说不完的乡愁。经历战火洗礼,大家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感慨良多。按照常理,举行家庭会见,不涉及政治,应该是亲情和友情使然。但是,陈毅没有想到李次白这次登门是衔命而来。交谈一阵后,陈孟熙说:“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陈毅一怔:“什么任务?”李次白马上坦言道:“台湾方面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两党制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李次白明确讲,他受台湾国民党当局委托,希望通过陈毅把上述内容转达给中共中央。因为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陈毅是中共老资格要员,又在华东担任着党政军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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