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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西域历史上宦官之活动及其积极意义

    时间:2020-08-14 07:55: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

    宦官作为一个特殊又庞大的群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对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身处深宫的宦官是否曾出使涉足西域,对当时中原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边疆稳定做出贡献,本文将通过文献记载,并结合其在西域活动的时代背景与意义略作论述。

    关键词

    宦官 西域 特点 积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90.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4-09

    宦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专供皇帝、君王及其宗室奴役的群体。西周已有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1]84。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他们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群体,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尤其是东汉、唐、北宋、明等几大王朝,宦官的势力达到了“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2]4777的地步。唐有宦官李辅国任宰相,手握兵权,为所欲为;文宗时“甘露之变”。北宋童贯长期掌握兵权,权倾内外。明朝有魏忠贤自称“九千岁”;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导致“土木堡之变”。当然,宦官中亦有忠贞勇武、有所作为之人,唐朝义仆高力士一生对唐玄宗忠心耿耿、北宋李宪征西夏、明朝郑和下西洋等。

    在两千多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原王朝同西域的联系非常频繁。而宦官,作为封建帝王的奴仆。西域与宦官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两者之间是否曾发生过联系,宦官是否曾代表中央王朝在西域活动,并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呢?通过史料记载,宦官在西域活动主要在三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唐、北宋与明朝。本文将通过对各类文献与出土文书的汇总略作讨论。

    一、唐朝宦官在西域的活动

    1.时代背景。在宦官作为使者被派往各地监察前,出使、传达旨意、监察是由御史充任。“大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3]670武周时大量酷吏都被任命为御史,他们名声狼藉,导致其政治声望迅速下降,充使地方或监军变成“贬谪”。外派他们已无法令边将信服。朝廷逐渐把御史中丞、监察御史等职作为加官,授予信赖的地方长官与边将。高仙芝领兵进关平定安史之乱时,“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2]3203。御史监军之制已难以为继,为宦官外出监察奠定重要契机。

    据文献记载,唐朝宦官作为使者在外监察,主要集中在唐开元二十年后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当时宦官干涉朝政,宦官首领开始出任军事性使职,宦官被大量外派监察各部藩镇。唐史学家杜佑曾在《通典》中说道“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3]805

    2.人物与活动。开元、天宝年间,突厥、党项、契丹、吐蕃等民族逐渐强盛,与唐军事冲突连年不断。杜甫诗《车兵行》“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即当时边塞战事真实写照。边镇节度集当地军、民、政、财权于一身,皇帝既要边将作战胜利,又要防止藩镇拥兵自重,并随时了解边疆动态,需派可靠之人监察。对于皇帝来说,最信赖之人莫过于服侍左右的宦官。并且深宫之中,不乏有知晓军事并忠于皇帝的宦官。这些人出使边疆、传宣旨意、刺探军情,更能契合皇帝心意。如权阉杨思勖曾多次领兵出征,平定叛乱,成为当时名将。

    《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云:“突骑施凶逆,犯我边陲,自夏以來,围逼疏勒……今故令内谒者监王尚客往,一一口具。”[4]2898此处记载宦官王尚客作为朝廷的耳目、代表天子监察边将。

    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下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破吐蕃,内给事赵惠琮监督其军队。

    天宝六年(747),小勃律投靠吐蕃,高仙芝从安西都护府出兵深入万里讨伐小勃律。监军中使边令诚随军出征,并大获全胜,边令诚一纸文书奏其功劳,高仙芝乃得到提拔重用。可见宦官监军权力之大。

    由于边境战事不断,军马需求大,宦官还被外派西域采购军马。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曾有记载。《唐代墓志汇编》中《刘元尚墓志》有云:“君讳元尚……解褐拜掖庭监作、大食市马使。特拜内侍,答公之德也。后为骨利干市马,崎岖百国,来往三春……遂加公谒者监。北庭使刘涣躬行勃逆,委公斩之。”[5]1708

    碑刻可知宦官刘元尚被任命为大食市马使,远赴阿拉伯市马,后被任命为骨利干市马使,此次出使长达“三春”,历经艰辛,逢北庭都护刘焕叛乱,刘元尚以监察官身份将其诛灭,可见中使出使权力之大。

    综上所知,唐朝中后期宦官得势,影响力大,他们出使西域已是惯例。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一批开元、天宝时期的驿馆文书。整理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关于宦官充使西域的记载。宦官充使西域,动辄数十日,数月甚至数年,必须依靠沿途驿馆传递信息、休息补给。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尽管文书只有宦官到达与离开时间、休息与供给、行程与去向的简单记录,却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研究唐朝宦官出西域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北宋宦官在西域的活动

    1.时代背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王朝,因其特殊的历史及地理原因,北有契丹,西有西夏,吐蕃。边境战争很是频繁。北宋历代皇帝都限制宦官体系,对宦官既抑制又任用。有记载可知曾在西北镇守出任军事长官的宦官有北宋初年的窦神宝、宋神宗时期李宪和宋徽宗时期的童贯。

    2.人物与活动。窦神宝,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宦官将军。他年轻时曾多次随军出征,979年随宋太宗攻打北汉作战勇猛,升任并州监军,后开始了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征战生涯。995年,党项贵族李继迁带兵进攻灵武,窦神宝指挥守军与党项军队在两百余天的地震中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贼围之岁余,地震二百余日,城中粮糗皆竭,潜遣人市籴河外,宵运以入。间出兵击贼,贼引去”[6]9374他成功挫败党项军队进攻,一战成名。998—1003年,他被任命为高阳关钤辖,徙贝、冀巡检。正逢原州野狸族迁徙到顺成谷,与熟魏族发生纠纷,“诏神宝和洽之,至则定其经界,遣悉还旧地。”[6]9374他成功地调解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纠纷。

    他一生护国门,为北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窦神宝身为宦官,身残志坚,最终官至皇城使,是极少数能终其一生为国奋斗的宦官将军。

    宦官李宪,早在熙宁六年(1073)初就以监军身份监王韶收复河湟地区,后讨伐羌人,降服木征部,并受命督师熙河,监理熙河路财政,节省大量征讨西夏军费。神宗时,他备受重用。元丰四年(1081),出任熙河经略使,五路征讨西夏,李宪获功绩最大。收复兰州,筑新城,建帅府。《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曾记载“元丰四年,宋神宗派熙河经制使宦官李宪率军收复兰州,以宪部将李浩知兰州事……筑金城关。”[7]其后大败西夏名将仁多零丁,并满丁川大破嵬名统军,一时震慑西夏各部。

    童贯,出于宦官李宪门下,历史上对其贬义偏多,但其在军事上对北宋王朝确有贡献。他曾十次出使陕右,崇宁三年(1104),做监军随王厚出征。“至湟川,适禁中火,帝下手札,驿止贯毋西兵。贯发视,遽纳靴中。厚问故,贯曰:‘上趣成功耳。’”[8]298后获得对西夏战争的胜利,足见其智谋与胆识。随后,童贯被进封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武康军节度使。后出兵溪哥臧征,收复积石军、洮州,又被加官为检校司空。大观二年(1108),童贯被加封为武信军节度使。宣和七年(1125),因为收复全燕之境,被授予王爵,封为广阳郡王。

    他们身为宦官,固有其人性弱点,但他们为国镇守西北抗击西夏,在西北保留一片安宁之地,理应值得后人赞扬。

    三、明朝宦官之西域活动

    1.时代背景。明朝是宦官出使的鼎盛时期。纵观明朝历史,洪武年间宦官出使只是零星的出现,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引起关注是在朱棣时期。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宦官为其立下汗马功劳,建文四年(1402),朱棣在夺取瓜州之时,就“命内官狗儿领都指挥华聚为前哨”[9]。他认为宦官是最忠实的奴仆,值得信任与重用,因此称帝后命宦官“听选教官入內教习之”[10]581。宦官已开始初通文墨,随后在各方面对宦官委以重任。大规模派遣宦官出使就是他在外交上重用宦官的表现。他“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迅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11]8112。朱棣派遣宦官出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开创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宦官外交”时代。

    2.人物与活动。明洪武朝十一年(1378),西部边境局势不稳,朱元璋派西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讨伐“西番诸夷”,并派宦官吴诚与尚履两次监察与汇报。明朝通过战争使西北臣服后,在这些地区设置“关西七卫”。对当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保证西域客商往来和使臣商队的安全,并使茶马互市再次恢复。

    明朝茶马贸易几乎始终伴随着宦官出使西域。“帝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而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11]1827这样既充实明朝战马的需求,保证骑兵战斗力,又引进了西域特产,也使西域各族获得中原的茶、绢、丝绸、手工业品,丰富了西域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中官往来西域与内地之间,两地间民间贸易也活跃起来,各族间生产生活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发展成为不可或缺的伙伴,西部边境发展趋于安全稳定。

    永乐元年(1403)四月,明成祖派司礼太监侯显出西域,迎请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随后他受到朱棣皇帝重用,跟随郑和下西洋。“自是,中官衔命异域者,先后接踵矣”[10]454。从此,“中官出使,岁以为常”[10]472,侯显出使西域,从永乐元年到十八年就多达五次之多。宣德三年(1427),侯显再次奉明宣宗之命,赴藏出访,加强了辽阔的卫藏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联系,在巩固祖国统一上做出巨大的贡献。

    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又任命宦官马靖到甘肃巡视,“内臣监军出镇,卒以为常”,“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11]8621

    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命宦官李达与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等随同帖木儿王国使臣出使西域,“出嘉裕关,历哈密、吐鲁番、火州、哈烈、撒马尔罕等凡十七国”,向沿途所经各城邦首领,分别赠礼,建立外交。次年,李达、陈诚等返回明朝。宦官李达与陈诚等人出使西域归来后,陈诚作《西域番国志》与《西域行程记》,记录其经历的人物、山川、风俗之异。两书虽为陈诚所著,但李达在其身边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关西域的文字记录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西友好热情与使者不畏艰难险阻的冒险精神,使西域生产生活、风俗人情为更多的人们所知晓,为后人留下了两部珍贵的中西交通史料。

    永乐十四年(1416)六月,陈诚与宦官鲁安再次随哈烈来的使臣出使,一路途径西域。永乐十八年(1402),哈烈偕同于阗、八答黑商入贡,明成祖第三次派遣陈诚与宦官出使西域。

    明朝频繁的宦官出使西域,使日益没落的陆上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其次,促进了西域交通的发展,增强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了商旅往来互通有无;再次,明朝友好出使及友好政策激发了西域各国与地区的热情,就在明成祖遣宦官出访西域的同时,西域各国与地区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们派出多个使团出使明朝。

    四、宦官在西域活动的积极意义

    宦官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宦官由于生理缺陷,政治地位低下,不会威胁君权,还能分散朝臣的权力,这是皇帝维护皇权权威与边疆稳定的一条可行之策,皇帝乐意任用宦官作为中央皇权的代表在西域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

    虽然宦官中一些人心理扭曲、贪财擅权、尔虞我诈、取悦君王,在某些朝代扰乱朝政,让人痛恨,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西域活动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研究历史要用唯物主义辩证史观来分析,宦官们出身卑微,他们身残志坚,渴望受重用,为君主分忧,在对外交流、监察、军事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一些开明君主能够积极有效地管理宦官,重用一些正直、勇敢的宦官参与国家事务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宦官在西域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了解,有利于中央朝廷对西域做出正确的决策,增强中央对西域地方的有效控制力,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保证中原政权的长治久安,对西域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翟文明.三教九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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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夏燮.明通鉴[M].湖南:岳麓书社,2000.

    [1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简介:曹宇,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疆与中亚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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