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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地区安全

    时间:2021-01-31 07:54: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随着区域化的不断发展,对于地区安全的关注也日益集中。近年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研究、地区安全问题的既定看法遭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与改造。文章以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为例,分析女性主义如何从关注女性人类安全出发,提倡联系、合作、责任与共赢,通过在地区安全研究上添加女性社会性别经验,不断加强认同建构和公民参与,以全面保障人的安全,从而实现国际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女性主义;地区安全;东南亚;东盟

    [作者简介]陈嫫婧,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9-0083-06

    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先后从权力、国家利益、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相互依赖等方面对安全问题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但是,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领域的分析有失偏颇,许多既定的看法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反而致使国际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向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渗透,相关学者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视角,对权力、和平、安全等诸多国际关系传统领域提出了新的看法——安全问题研究则是其中富有洞见的方面。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对安全问题的研究是富有层次性、渐进性的;不仅扩大了安全指涉领域,也强调了安全指涉对象的多元化,对重新审视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当前,区域安全合作研究方兴未艾,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必要以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视角,进一步分析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与未来,力求为地区安全合作开拓新的研究局面。本文将着重以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为例,分析女性主义地区安全研究的革新与发展。

    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传统安全观的改造

    长期以来,安全领域和权力、政治一样,被视为高级政治和公共领域,女性的作用被严重边缘化。有学者甚而指出,“国家由男人建立并统治,世界秩序由霸权国家主导,这既是政治发展显见的事实,也是主流范式进行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发现女性”与“添加女性”成为女性主义进入安全领域的首要举措:如发现国际政治安全实践已然存在的女性角色(女性领导人,外交官夫人,军事基地性服务者等),研究妇女参政议政的比例(在决策机构的女性比例要求上,女性主义学者还就此提出了30%-50%的“临界量”),以及努力将关系女性切身利益的问题提上国际社会主要议事日程(如妇女与环境、妇女与人权、妇女与人口等问题)。女性主义学者与女权运动组织一道,在争取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安全保障的同时,对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安全给予了全面的关注。

    但是,女性主义在社会运动、女性单一群体层面的安全研究只是第一步,其对传统安全观的改造更在于如何从整体上添加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运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身份和国际体系结构进行改造。事实上,女性主义对安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15年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大会上的发言。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国际关系领域中只有彻底消泯了控制、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男性社会性别经验,真正的安全才能实现。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向来并非性别中立,正是以男性特质的对抗与暴力性贬抑了国际关系应有的女性特质,即合作、包容与和解,从而造成既定的在安全困境中相互戒备对立的局面。通过打破僵硬的、具有明显等级制含义的社会性别界限,女性主义揭示了建立在“自我/他者”、“国家/个人”、“高级政治/低级政治”、“西方、非西方”等之间“中心/边缘”关系基础上的主流国际学说缺陷,使进入该领域的所有男性和女性都能够多角度地审视错综复杂的国际现象。

    主流国际关系学说注重地区的边界,尤其是现实主义语境当中,安全被视为来自外部的威胁,只有尽一切可能威慑、控制对方,才能维护自我安全。女性主义对这种充满警惕、戒备与防范的逻辑进行了改造。基于从联系、集体中获取安全感的女性社会性别经验,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提出“关系国际”的颠覆性观点,力求打破国家间相互猜疑、抗拒合作的壁垒,凸显个人、国家、民族等所有行为体之间的固有联系,从源头上消除生硬的界限观与充满敌意的“他者”意识,强调包容与理解、合作与互助的根本性与必要性。正如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所指出,女性主义对于“联系”的观照正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因为强调了相互的联系和包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反映人类的移情心理(empathy),一种相互关照的伦理,一种相互联系的自我”……以及“人际关系间的这种认同意识”。女性主义安全观重视从“发现联系”的过程中建构认同的可能性,有助于建立安全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主流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也潜藏着个人的不安全。通过以种族、阶级、性别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国家边界内的安全充满着不稳定性和控制性,个人的安全被淹没在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中,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女性主义指出国家虽然最重要,但并非是唯一的安全指涉对象;军事安全仅是安全指涉领域之一;国际关系行为体是多元的;国际安全的层次也是多样化的。因此,各类社会活动组织乃至被边缘化的群体和个人,也是应当予以重视的安全指涉对象,女性主义框架下的安全议程,比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考虑更为宽泛,意欲消泯军事、经济、政治、环境等等各领域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减少安全考虑的片面性和单一性——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安全应以人为中心。基于此,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到女性主义人类安全(Women’shuman security),女性主义学者不断深化和拓宽传统的安全观念,不断挖掘“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的应有内涵,推动学术界安全研究从追求领土安全逐渐转向保障人的安全,从以军备扩张应付安全困境逐渐转向以和平合作建构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点来说,相较于流连于国家层次、军事领域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直指人性关怀、个人安全的复合层次安全范式更具有本质性。

    传统安全观的另一缺陷在于过分注重安全的客观判断,忽视了主观意识的差异性与建构可能,因而就容易沦为危言耸听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巴瑞·布赞(Barry Buzan)曾指出,传统主义的安全研究“是关于说明何为真正威胁、怎样最好地去处理它们,并且——作为一个第二秩序问题——行为主体由于智力或官僚作风的失败会怎样制定或错误制定安全政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主义安全研究通常是客观主义的”。“他者所得即为己方所失”的看法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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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固,当人们把安全视为相应另一方的不安全,当对于安全困境的恐惧日升,当相互依赖成为了维系安全的最后一棵稻草时,人类真正的安全就无法形成。女性主义安全观有助于避免安全困境的原因在于,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消除异己思维的理论,其语境下的“安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客观状态,即是否存在现实的威胁,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将采取客观的评判去衡量,但绝不陷入妄测猜疑;另一方面,安全亦是一种主观意识,对于何种属于安全,是否安全,不同的行为主体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因此女性主义主张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个体对安全的认识,在相互包容的基础达成有效的安全合作。女性主义希望能够破除国际关系语境既定的对立和等级观念,以“赋权”(Empowermcnt)的途径为每一方行为主体提供自主行动、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环境,寻求一种正和、共赢的安全合作模式。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传统安全观进行的改造,并不是要取代传统安全观的地位。事实上,女性主义安全观所进行的革新与发展,对学术界安全研究深有裨益。吉尔·斯玎斯(Jill Steans)认为,女性主义“对女性的关注不仅在于增加新的议题和各种不同的观点以改变人们对安全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将安全重新概念化”,“包括对军事、父权制、不发展、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思考。它涉及对贫穷、债务和人口增长关系的思考,涉及对资源及其分配的思考”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如此有力揭示传统理论中业已存在的性别统治。如今,在标榜控制、暴力、零和等男性经验的国际安全研究当中注入女性社会性别经验后,一种“在联系中促进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合作、在合作中促进共同发展”的建构途径逐渐彰显,有助于推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得到真正的保障。

    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地区安全研究

    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也伴随着区域化的不断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竞争势微,各地区国家需要寻求处理地区事务的更佳方式。而作为国际关系领域最有活力的思潮之一的女性主义,可以为地区安全提供有益的参考。地区,即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组成的一种空间上有凝聚力的地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可持续安全保障需要国际合作,聚焦到地区层面,女性主义也着重建立地区内各国间、地区各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为地区安全提供社会动力。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地区安全首先要破除业已存在的等级与对立。由于历史因素,无论是欧洲、东亚、非洲抑或是南美等世界各地区,都在不同层度上存在着主导力量的遗产或是意识形态的隔离。以东南亚这一典型地区为例,殖民历史留下严重的影响,殖民国家的意愿充满着男性社会性别经验的主导意识,东南亚各国的行动被冠以了女性社会性别经验的服从色彩,这些历史遗迹影响了该地区日后的安全合作与发展,使其往往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这正是父权制、男性经验涉足地区安全后的不良后果。而以中东地区为例,不同民族间、不同宗教间屡起冲突,想象中的共同体困难重重。在女性主义看来,建立地区认同的困难首要在于国家之间的异己意识过于明显,传统的安全零和思维导致了相互的戒备与隔离。如果持续地关注于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异质性就会超越同质性主导地区安全趋势,引发相互的不信任。因此,根据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视角,需要在地区安全合作当中添加女性社会性别经验,即去除等级、注重联系、强调合作。地区内国家应当赋权于自我,寻求独立自主发展地区安全的环境,与此同时,应当走出传统的异己思维,以地区共同体为框架,达致移情合作的共赢局面。

    女性主义对地区安全更具有革命性的贡献应在于将社会动力注入地区安全合作当中。当前,各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呼声日升,但是指涉对象往往着重于国家及其政府。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在肯定国家这一行为体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必须通过社会组织、区域安全制度、各种渠道的对话、公民社会建设的协同合作来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在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议题上,朱艮·哈克(Jtlrgen Haacke)提出的第三轨道(TrackⅢ),就是提议在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对话合作以外,为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参与的渠道,这与女性主义“将每一个个体的需求融人集体的发展当中”的呼吁不谋而合,不仅再次强调了地区利益的重要性,也为切实提升公民参与、拓宽对话渠道提供了参考。女性主义素来反对将道德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社会动力的建构可以更好地运用人性中的道德感与责任心,以期通过多层次的积极参与而赢得地区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地区安全应当包括多层次的指涉领域,是涵盖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框架。女性主义对全球、地区安全的研究首先发端于对女性安全的考虑,要求消除全球各安全领域对女性身体和结构的暴力行径,而这一考虑已经成功地深入到所有个体安全的综合考虑。单纯拘泥于军事安全、片面追求权力的国家行为,损害了公民享有全面安全权利,违背了国家行为在于保障安全的终极目标。和一般批判理论将所有事物一概安全化(Secufitization)而造成草木皆兵的境地不同,女性主义强调安全指涉广泛性的目标在于从安全的联系上减少人们对于安全判断的片面性和单一性,从而从整体上全面把握安全研究,以此来促进国家间安全合作。无论是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的“全球安全”图景,抑或是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倡议”J(P58),女性主义学者一直提倡全面广泛地考虑安全联系。这不仅是基于全球化时代安全形势的客观性,也是基于通过安全跨领域合作,促进国家间从相互依存角度培养安全合作意愿的考虑。如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这类已经超越地缘距离限制的安全领域,更有益于促进地区国家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地区安全合作效应外溢。

    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区域安全共同体。由于安全共同体的建立需要一定的地区认同基础。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区域认同正是一把双刃剑,在加强地区同质性的同时,也更增加对其它国家产生异己思维的可能性。举东盟为例,随着该区域组织的不断成熟,对主权意识的依赖使得东盟与非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往往拘泥于主导权的争论;而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进程的久无起色,也首先在于地区大国之间、与区域外大国之间无法就主导权达成共识。这在社会性别视角看来,其实是男性经验的另一种衍变。女性主义框架下的地区安全,尤为重视安全观念的建构路径,避免主权膨胀的思维使地区安全共同体从妥协的一个极端走向控制他国的另一个极端。赋权概念是对合作权力的倡导,在女性主义语境中,地区安全合作的外溢也应遵循平等、合作、共赢的原则,在联系的基础上建构更为广泛的区域认同乃至全球认同,才是最终解决国际

    安全事务问题的不二法门。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是一门凸显联系的理论,强调既要消除区域内的异己思维,也要避免对区域外产生敌者意识的可能性。女性主义这种开放的地区安全观对缓解地区安全困境、促进区域安全合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东南亚地区正是一个安全困境突出、安全合作前景紧迫的地区,如能以女性主义地区安全观对之加以研究,应能获得有益的思考。

    三、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运用女性主义研究地区安全

    东南亚地区扼太平洋与印度洋接合处,历来为大国利益所交汇,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其地区发展状况与国际关系息息相关。在这一地区,深刻的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民族异质性,组合成一种“马赛克式”的人文景观。与此相应,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加之区域内高度多元的法律体系、各国对主权的高度敏感性,使得东南亚地区在区域合作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整合障碍。当然,与异质性相伴而来的是更为丰厚的互补效应,东南亚各国如能顺利推进区域各项合作,其整合效益也是极高的。对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能够为东南亚地区新时期的安全合作提供富有启迪的参考意见。首先,女性主义反对以“他者”意识建构的等级关系,致力于破除以对立性与绝对性为特征的界限思维,这与东南亚地区寻求建立平等、和谐的安全共同体的诉求不谋而合;其次,女性主义反对以推崇男性特质、贬抑女性特质来为非正义行径辩护的举动,这为曾深受殖民之害、在殖民国家眼光中被蓄意“女性化”、如今寻求摒除殖民历史留下的恶劣影响的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提供了走出历史遗迹的路径;再次,女性主义致力于消除被文化建构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代之以人性多元化、尊重各国与民族独特性的包容思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活动的多边性与复杂性,从根本上动摇异己思想的线性思维,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有益途径。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突出人的安全,强调道德、责任与联系,蕴含多层次安全内涵的独特学域,女性主义将有助于推动东南亚地区各领域的安全合作,解决该地区在区域合作改革路口面临的棘手问题。

    由于东南亚国家在诸多领域均存在着高度的异质性,因此,东南亚地区在形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无疑应当遵循渐进原则,继续奉行务实主义。在女性主义语境当中,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进程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正是在进程的运行当中,人们有望成功地建构集体认同,以期达到预设目的。在此,笔者通过整合女性主义安全观相关主张,试提出富有女性主义特色的东南亚安全合作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在第1阶段,如图,国家A、B、c等东南亚国家依旧存在明显的他者意识,在与区域外国家如国家D、E等的安全合作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异己或同盟等极端思维。在这种界限思维指导下的国家间安全合作是片面的。而且,东南亚地区长期潜伏各种安全隐忧——如东盟内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某些东盟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签订的背离区域意识的双边协议、东南亚内部较为深刻的社会、文化、经济差异等,这些安全隐忧成为各国猜疑、冲突的隐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提倡正视不同群体的固有差异,主张理解、包容与联系,而不是回避、对立或对抗。就东南亚地区目前的安全合作看来,各国已然在不同程度意识到第1阶段安全合作形式的负面影响,这是东南亚地区正在努力并已取得部分实效的进程片段。

    在第Ⅱ阶段,如图A、B、C等东南亚国家开始意识到自身利益与地区利益的攸关之处,一方面是出于联合力量抵抗共同的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实践取得的认同建构成果。但是在这一阶段,东南亚国家仍未形成有效运作的区域内安全合作模式,与区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也仍停留在旧有层次。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还在建设当中。而进行到第Ⅲ阶段,以A、B、c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东南亚地区开始形成“软区域主义”形态,致力于倡导区域内各国、以及本区域与区域外国家平等、透明的安全合作。在这一进程片段,东南亚地区意识到以国家作为唯一参与行为体的局限性,开始努力开发第一轨道、第二轨道的双轨安全合作对话。

    结合以上第Ⅰ、Ⅱ、Ⅲ三类进程片段,我们可以总结而得,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进程中,这三类进程片段既是循序演变也是并行存在的。在当前的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第1阶段所代表的国家中心意识依旧存在,所谓“男权”与“霸权”色彩依旧阻碍着这一地区的发展;而第Ⅱ阶段所代表地区联合与安全内涵的扩展,在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呼唤着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合作,这就如同第Ⅲ阶段所代表的以双轨道对话、开放性、平等性为代表的新时期安全合作实践。但是,在这些并行存在,循序发展的安全合作进程当中,进入21世纪的东南亚地区仍未能解决愈加繁复的安全合作瓶颈,困则思变,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需要更深层次的外延式扩展与内涵式拓展。

    第Ⅳ阶段融合了女性主义对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前景的独特构建。具体而言,女性主义强调在联系的前提下审视国际关系,力求建构超越国家界限的整体认同与对话合作;同时,女性主义致力于消除国际关系当中的霸权色彩与男性中心思维,力求还原一个平等的、包容的、真实的国际关系形态;而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唯一一个将人的安全冠以应有重要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直接深人国家间综合安全的个体本质,为东南亚地区迈向安全共同体的宏大实践注入了更为广泛细致的安全理念;这种关注所有安全指涉对象的主张,不仅再次强调了地区利益的重要性,也为切实提升公民参与、拓宽对话渠道提供了参考。如图所示,在第Ⅳ阶段,女性主义语境内的东南亚安全合作继续扩展综合安全的多元层次,关注包括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安全等各个指涉领域,增强道德关怀与责任呼吁,力求达致可持续安全的共同效益;同时,开放的地区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流动的主体性加强,移情合作成为习惯。这不仅表现在区域内国家超越界限的深入合作,也表现在与区域外国家平等而非排他的合作,扩大了外部施动者的良性影响;而在继续发展已有的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对话的基础上,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东南亚安全合作前景应当包括第三轨道的纵深发展,使公民参与成为可能。在这种多层次、宽领域的纵深成长框架当中,女性主义的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框架进入更具实质意义的开放空间。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语境内的东南亚安全合作进程,不仅是手段,更是目标,力求在演变中达成新的认知。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Iya)曾指出,“在所有被归为‘多边主义’的西方理论中,所有的国际制度并未有‘包容性’这个特点”。可以想见,女性主义这种开放的地区安全观将有助于为东南亚乃至全球各个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诚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还在成长之中,更毋论其对地区安全研究的不成熟探索。但是,随着女性主义地区安全研究的发展,必定可以为国际安全议题提供更为客观与全面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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