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
时间：2021-01-31 07:54: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一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在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中，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普雷维什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发现了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依附论学派在对普雷维什的批判中也继承了中心一边缘结构这一批判性视角，并对中心国的技术垄断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然而，标榜为“新依附论”的多斯桑托斯似乎抛弃了中心一边缘这一批判性概念，转而使用“统治国”与“依附国”的表达式。对于分析依附现象来说，“统治国”与“依附国”的概念在解释功能方面的确显得更加直观，但是，其价值判断的色彩掩盖了解释框架的客观性。对中心一边缘概念的抛弃也致使多斯桑托斯在寻求打破依附的方案时表现出了空想的色彩，他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中心一边缘结构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线性思维，是无助于打破中心一边缘结构的。
关键词：新依附；技术一工业；中心一边缘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5-0047-11
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产生了一个被称作为“依附论”的学派，它给我们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批判性视角，因其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依附论”其实并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的“学派”。尽管他们可能共享着某些思想观念，但在依附论学者内部存在诸多分支，他们在使用的概念、方法和所持的观点以及提出的行动方案等方面都大相径庭，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我们知道，依附论是在批判普雷维什（Puleiweishen）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等20世纪早期拉美学者的思想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相比只相差大致十年左右，但对拉丁美洲而言，50、60年代的繁荣表象与70年代的严重衰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促使一些拉美学者深刻反思既有的理论与政策，并指出曾经的表面繁荣并没有把拉美从依附状态中拯救出来，反而正是这些繁荣的假象，让拉美陷入了新的更深层次的依附当中。所以，强调依附的“新”特点成为一些依附论学者展开理论思考与阐述的重点。依附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新依附论”（New Dependency）也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产生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就是“新依附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由于依附论与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依附论学者在对拉美经委会的理论进行批判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些早期学者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中心一边缘视角的借鉴与沿用。不过，多斯桑托斯似乎是依附论学派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借鉴普雷维什的“中心一边缘”解释框架方面表现出了某种犹豫不定的状态。有的时候，他承认普雷维什的理论贡献，尤其是肯定了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一边缘”语词和批判视角；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明确否定普雷维什，并将其视为传统的发展主义一派而加以批判，而且在这种批判过程中似乎放弃和拒绝了中心一边缘的批判性视角，表现出对“依附”概念的热衷。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多斯桑托斯在理解和分析既有国际关系时表现出了某种局限性，例如，没能够从中心一边缘的视角去对依附、民主等问题进行分析，也致使他在思考行动方案时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乌托邦色彩，特别是在他的诸如对世界性管理机构、地区一体化、世界一体化的建议中，包含着明显的幻想色彩。
一、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一位“世界级知识分子”，但同时又是一位实践者，一位斗士。他一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60年代，二十几岁的多斯桑托斯就积极创建了《资本论》读书班，并开始参加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例如，创建和领导“波洛普”革命组织，创办《大学生论坛》杂志并参与学生运动）。三十岁时，巴西军事政变迫使他流亡智利，八年后再次流亡墨西哥，这些经历让他切身体验了拉美的现实，也有机会与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交流与合作研究。80年代回国后，他又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研究机构进行了长期合作。1996年，多斯桑托斯六十岁的时候，与之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巴西学院则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了《全球化的挑战》一书，以庆贺多斯桑托斯的六十华诞，许多学者或政治家为此书专门撰文供稿，由此足见多斯桑托斯的影响力。
多斯桑托斯的著述大多是以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发表的，而1970年发表于《美洲经济评论》的“依附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一文，则是他以英文发表的少数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也是国际学术界（以英文为主流语言）引用多斯桑托斯最多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多斯桑托斯做出了不同依附阶段的划分，也正是基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多斯桑托斯被评论者们列为“新依附论”的代表人物之列。的确如此，在对依附论学者内部进行流派划分的时候，许多学者也都是将多斯桑托斯单独列出的，强调其新依附论的理论贡献。这说明，在依附论学派之中，多斯桑托斯是有着一些独立的理论特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着自成一派的理论观点。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历史形态做了三个阶段的划分：首先是“殖民地依附”（colonial dependency），典型地表现出贸易出口上的垄断。“通过贸易垄断，同时伴随着对殖民地土地、矿产和人力的殖民化垄断，与殖民地国家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主导着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次是19世纪末得以巩固的“金融——工业依附”（financial-industrial dependency）。在这一阶段中，依附受制于“中心国的大资本及其海外扩张，他们通过投资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中心国的消费”，边缘国的外向型经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得以产生的。二战后所形成的则是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技术——工业依附”（technological-industrial dependency）。这种新的依附“主要根植于跨国公司，他们开始向那些瞄准了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工业进行投资”。多斯桑托斯在其后的关于依附论的理论探讨中，大都是基于这一基本框架而进行思想阐述的，包括在1978年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他也修改并收录了“依附的结构”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