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演化中的人性问题研究
时间：2021-02-08 08:03: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人性问题一直是管理学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之一，而很多人对人性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现代管理学对人性的认知分成了数个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人性理论，由此，可以从中发现很多与人性问题的理解。本文先论述了人性与管理的动态平衡，随后阐述了管理学演化中的人性问题。
关键词：人性问题；古典管理；“自我实现人”；“复杂人”
一、引言
管理学的演化共有三个阶段，包括古典管理、新古典管理、当代管理，而所有的演化过程都是以人性假设为前提，且随着人性假设的出现，管理学包含的管理理论也更加丰富，对人性假设展开分析。同时，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也将根据人性假设的发展而发展。
二、人性与管理的动态平衡
（一）人性发展是管理的动因
首先，管理是人的实际需求。人在日常生活会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在管理的基础上产生。管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可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演变，帮助人们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即管理是从人的日常生活衍生出来，同时也是推动人性向前发展的手段之一。
其次，人对管理有重要影响。人性是管理活动的基础，其会在管理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实现自我创造与发展，即人是管理活动变化的主体，管理是一个大的系统，由多个因素构成，但每个因素都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故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由此形成的管理学也同样较为复杂。同时，管理学包含的理论是管理进行的依据，而人是检验管理是否有效的标尺[1]。管理的核心是管理人，且人们会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用人性的发展验证管理的最终效益。另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人与自身的人性，都可以影响管理活动，进而丰富管理学的内容，管理的组成因素中，人、财、物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其中人与物是相互制约的关系，管理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由人决定物，最后物又会反作用于人。
最后，人性可以制约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也是管理的客体，从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人性，同时也可以看到社会的本质，管理活动中，人性是从个人的主体意识中体现出来，包括法律、道德、认知等方面的认知，与不同的客体互为影响，制约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可以塑造人性
人性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即人会通过活动与自身的管理，不断约束自己，弥补自身的不足，使自身的人性更加完善。通常来说，组织是管理的主要形式之一，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原则与要求进行活动，以让活动形式与人性相符，并从中体现出管理的限制作用
人性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都会得到不同的效果，且在管理制度的影响下，可进行自我催化，慢慢塑造出鲜明的个性。即人性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后，可以根据管理制度的反映得到行为做出后的结果，最终以得到的结果为前提，改变一部分人性，把好的人性放大。
（三）动态平衡
从内容的角度分析，人性可以促进管理的变革，而管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性未来的发展趋势。管理是根据人性的要求，体现出人的意识，一个阶段的管理方式是根据人性的特点决定，并给人性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有内容上的统一。
从形式的角度分析，人性与管理的发展具有同一性与多样性。管理是以社会发展为载体，受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影响，其只有根据当下所在的阶段，进行综合考量，才可以保证管理方式的科学性，而人性又较为复杂，心理因素是影响的主要因素，能够体现所在时代的特点，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且从人性中，可以发现不同管理方式的差异[2]。
从过程的角度分析，它是一个循环变化的过程，从基本协调变为基本不协调，最后再变为基本协调。当管理与人性一致时，两者为基本协调，而如果不一致，两者的平衡随之被打破，经过自然或人为调节后，最终实现协调。
三、管理学演化中人性问题的分析
基于上述人性与管理动态平衡的分析，可更深层次的探讨管理学长时间的演化中，人性问题的发展。
（一）古典管理
古典管理学中提出的人性假设是“理性经济人”。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古典管理学是以此为前提总结的理论，认为当人做出一个行为后，其做出行为的动机是自利的，这类行为与动机通过交换行为的体现，能够给做出行为的人带来更多的福利，慢慢推动社会进步。该理论中包括三部分，分别是科学管理理论、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古典组织理论。其中，科学管理理论是由泰罗提出，其被人性本恶的思想影响后，提出人们都是自私的，需要用管理制度进行控制，待人们的地位、金钱达到个人要求后，才会感到满足，且很多人习惯接受他人的要求并执行，无法担任管理的职能。由此总结出的管理方式是，用制度严格约束人们的行为，恩威并施，由少数人管理，其他员工只需听命令即可，这一管理方式呈现的是军事化的管理，管理形式僵化，存在很多不足。而虽然其有很多不足，但它具有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后的意义却有深远影响，是科学管理的先行者。
古典管理学理论实践后，虽然可以增加人们的工作绩效，但却让人的需求单一化，并未注意到人及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个人的主动性，被人们抵制。而当时很多管理学家也对这一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即古典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物上，而非人，并用金钱、地位对人们进行激励，管理过于严苛，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情感沟通[3]。
（二）新古典管理
新古典管理理论提出的假设是“社会人”，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新建立的理论，解决了原有管理方式人們工作积极性较低、劳资关系较差的问题。为使理论更加科学、合理，研究人员做了一项实验，分析了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的心理状态，最后，得出的实验结果是，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包括工作环境、报酬、条件等，但从积极性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中并未发现必然的联系。其理论是：员工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他们参与工作不仅是为了得到报酬，也要求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员工士气的高低，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动力，让其参与工作，另当员工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后，也会因为对环境的不熟悉，降低工作效率。上述理论是对人性本恶的否定，提出人性本善的观点，该理论的提出，是管理学理论质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考方向。
20世纪40年代末期，人际关系理论开始逐渐变成行为科学。该理论的重点是把人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改变死板的、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增加管理方式的灵活性，让人们保持较高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工作中，同时，发现非正式群体的价值，让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这些观点的提出，动摇了古典管理的地位，并逐渐在企业中应用。其管理方式是，以人为本，使人成为管理的核心，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为主要目的，让其自主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领导的权利也被分散出去，注重民主管理。
行为科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逐步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个体行为、群体行为与组织行为。其中，对个体行为理论的理解是：关注人的需要，并建立激励机制，使人性向好的方向发展，而群体行为的分析是，让群体有向前发展的动力，增加凝聚力，最后，组织行为是领导需了解并掌握相应的管理理论，帮助组织完成变革，以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助力。
即可以把新古典管理定义为行为科学，要求人进行自我规范与约束，体现人性本善的特点。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满足社会需求，而这一过程中，人们除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地位外，也会与他人建立情感上的沟通，产生安全感与归属感，而行为科学内容的选择是以人的需求为前提，引导人们做出相应的行为，慢慢形成体系[4]。
（三）当代管理
当代管理提出的人性假设是“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决策人”，是以新古典管理理论为起点进行分析。
1.自我实现人
自我实现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并向外展示自己的才能，当他的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后，才会有内心的满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而努力，不断挖掘潜能，并从实际行动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同时，自我实现人的心理会从不成熟向成熟转变，他们会因为环境与管理的限制，不断发现心理有待完善的地方并进行自我补充，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打好基础。而这类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大部分都会勤奋工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工作，调整工作方式，承担责任。
2.复杂人
人没有特定的假设，可在多个假设中转化自己的身份，故可以把人假设为“复杂人”。其包括两点，首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倾向，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提出自己的追求并实践，其次，当人所在的环境、条件发生改变后，其设定也随之改变，包括“经济人”、“社会人”等。所以，可总结出复杂人的特点是，同一个人在某个时间段内，有不同的需求，且会随着各因素的变化，变更自己的需求，对此要求管理方式应具有多变性，以适应不同的时代、组织与个人的需求。
3.决策人
当下，任意一个管理活动中，不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都有多个身份，而管理者的身份也是不固定的，比如企业各部门的管理人员，他们会接受上级管理者的管理，同时也会根据工作内容，做出部门工作的决策。由此，可以总结出，人的决定会从整个管理活动中体现出来，管理与决策同时做出，故决策不是高层管理者特有的权利，组织内任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内容，以及当下的情况给出决策。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人是管理进行的主体与客体，对管理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人性问题一直是管理学探讨的内容之一，通过管理可以塑造一个人的人性，而人性的发展也是管理的动因，故对于管理学演化中人性问题的阐述，可以概括为人性本恶、人性本善以及人的自我管理，使管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化。
参考文献：
[1]宋晶，谷苗.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14-19.
[2]張明兴.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哲学思考[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3，（03）：100-102.
[3]蒋景楠，彭波涛.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探讨及趋势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25-28.
[4]倪蓉.从机械论到整体论：略论现代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的演变[J].中国商界（上半月），2012，（05）：8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