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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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丰富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内涵,引起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构成要素、文化软实力、区域软实力及其建设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了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增强了软实力理论对中国综合国力研究的解释力,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全面提升我国软实力水平,应将文化软实力和区域软实力纳入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之内,理性分析我国软实力建设的优势与约束条件,统筹国内外软实力建设,努力实现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国家软实力;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区域软实力;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5;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5-0031-09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大国博弈的新特点,同时为有效回应“美国衰落论”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通过分析文化、价值观等软力量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构建理解国际竞争和分析国家综合实力的新的理论框架,从而超越传统的以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为主的国家综合实力分析范式。此后,软实力理论风靡全球,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王沪宁等人开始关注软实力理论,但当时并未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国外某些势力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猜疑、敌视程度也随之增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一度蔓延,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中国如何以非战争方式实现从地区性大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目标,成为国内理论界与外交战略界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并逐步形成国家软实力建设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要素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软实力理论逐渐进入政府视野,成为制定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资源,国家软实力建设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但因中西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中国语境中的软实力概念,必然与西方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拟在追踪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评述国内学者对我国软实力的研究,以期更好地推动软实力理论与战略研究,为我国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一、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明确界定概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黑格尔所言,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准确把握概念才能得以实现。对国家软实力的研究,也必须从全面把握概念入手。由于文化传统、知识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
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注:Joseph S. Nye,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5, No.2, 1990,pp.177-192.)。在奈看来,国家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力量,“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注:Joseph S. 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No.80,Twentieth Anniversary Autumn,1990,pp.153-171.),这里所强调的是“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注:[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奈将软实力概念主要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认为在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中,软实力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国内较早研究国家软实力的学者主要有王沪宁等人。王沪宁在1993年提出,政治体系、民族士气、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发散性力量表现为一种软实力(注:参见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阎学通认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对物质实力资源的使用能力,而不是物质资源本身(注:参见阎学通《中国软实力有待提高》,《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研究课题组认为,软实力是一种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感知的能力,它并不改变现实本身,而只是改变了现实在博弈对手眼中的价值,而这同样可以改变对方行动,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注: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载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网。)。苏长和提出,软实力是指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性权力。国家软实力是指在国家间交往中因为知识、沟通、信息等因素而产生的彼此关系中的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依附的状态(注:参见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所谓中国软实力,就是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尊重,就是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要尽力帮助他们(注: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回答相关提问时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网页http://business.sohu.com/20090912/n266670016.shtml。)。温家宝总理这里所说的国家软实力,主要是通过对他国,特别是对弱国的尊重和支持所转化而来的一种道义性力量,这一阐释提供了理解国家软实力的新视角。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总体性地研究国家软实力的同时,还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区域软实力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进一步拓展了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内涵。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历来是软实力研究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以来,国内学界更加重视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童世骏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注:参见童世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背景和任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韩振峰认为,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哲学、法律、语言、宗教和艺术等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构成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多数学者的“话语”体系里,文化软实力概念是文化力和软实力概念的延伸,其理论也属于综合国力理论的一个分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理论可以认为是文化力与软实力的内涵和理论的有机结合(注:参见韩振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十大举措》,《理论导报》2008年第4期。)。孙波将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力、制度文化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的生产力三个基本形态。国家软实力中的第一要素即文化和文化力(注:参见孙波《文化软实力及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福建省社科联课题组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体现为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其次是民族的创造力(注:参见福建省社科联课题组《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何增科认为,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主要借助文化生产、文化交流、文化教育和信息传播等手段,使本国所倡导和奉行的价值理念被国内外受众所认可,借以赢得国际声誉与影响力,其核心是思想、观念、原则等价值理念(注:参见何增科《国际社会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做法和经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