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国家与社会

摘 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米格代尔提供了一个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型。本文在分析米格代尔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指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形态是“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国家与社會；国家建构；有限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新的国家定义

（一）韦伯的理想型国家

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建立在他对统治权合法性区分的基础上。他将统治权根据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合法型统治”三种类型。韦伯认为“理性”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理想型的国家应该是“合法型统治”的国家，它建立在官僚制和法律规则之上。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1]。韦伯把国家视为一个目标性的组织，国家是暴力的唯一来源，并且能够通过合法地使用暴力维持一种支配关系。他认为“应用有形暴力的规则的理性化，在合法的法律秩序的概念中，理性化是它的最终的归宿”[2]。韦伯将理性化视为现代国家建立的本质，理性化实际上是对国家制度合法性的信任，即理性化的基础是合法性统治；而理性化的最纯粹类型则是通过专业的严格的官僚体制进行的统治。由此可见，韦伯并没有详细研究国家的产生条件以及国家的发展路径，也没有讨论国家的目的与作用，他更多地是从国家的制度建构出发讨论国家的本质，通过“理性”这一特征出发探究理想型国家的核心要素，即通过对暴力手段的合法垄断来定义国家，强调的是国家的强制力。

（二）米格代尔的国家观

韦伯所描绘的理想型国家并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偏离于理想型国家，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正是理想国家与现实国家的差异模糊了韦伯对国家的表述，造成后来学者对韦伯的误读。因而，米格代尔的国家观是对韦伯理想型国家的扩展，他认为韦伯已经非常明确地点明理想型国家并非等同于一个真实的国家，他曾毫不讳言地说“我的国家观与马克斯·韦伯的国家观念是契合的。国家可能居于接近理想性态的不同程度。”[3]与韦伯不同，米格代尔针对理想国家与现实国家的差异性，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定义：“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为以下两个方面所形塑：（1）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2）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4]。可以看出，米格代尔将国家分为“观念”和“实践”两个部分。他认为国家是“一个与自身相矛盾的实体”[5]，观察它需要进行两个不同层面的分析，一是“把国家视为一种强大的观念，它界定清晰、高度统一，且能够被单一的措辞所言说”；二是“将国家视为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在这里，国家与其他境内外的组织之间的边界往往未能清晰界定，且后者常常会创制出相互冲突或直接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规范。”[6]此外，米格代尔的国家观还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比较研究方法，“使研究者注意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及其合纵连横等互动过程，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7]。

米格代尔发展了韦伯的理想型国家观，形成了基于现实考量的普遍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他通过重新定义国家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核心思想，即社会由不同的单元组成，国家也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通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赋予了社会不同的结构和特征。

二、研究路径：社会中的国家

（一）宏观层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1.国家—社会关系模型

米格代尔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不同于功能主义与系统方法的“中心—边缘”的二分选择模型，也没有完全追随其导师亨廷顿的脚步，以国家为中心解释国家的行为。米格代尔认为国家与社会并不是一个二分的结构，社会并不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将社会描述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混合体，而并非以国家为首的金字塔型结构，这种混合体的标志是斗争，即“对于公众进行社会控制的激烈斗争”，国家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员与其他组织都处于这种斗争环境中。不可否认，从国家个体来看，它在国际环境中获得的实力以及在外交、战争、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内在优势使它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如果将视角扩展到整个社会，国家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国家自主性、政策倾向以及国家凝聚力都极大地受到社会的影响。

社会组织的混合体是共生共存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控制极大地限制着国家，“国家自身也在和那些维持了自身社会控制的社会组织对抗当中不断对自身进行变革调整”[8]。同时，社会组织及社会力量也在整体上被国家带来的机遇和阻碍所改变。在此基础上，米格代尔提出了一个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以过程导向为核心的动态模型。在社会中，国家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同争夺社会控制的主导权，尽管国家往往能在斗争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斗争中总是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有的时候是国家掌握控制社会的权力，而有的时候则是其他组织控制社会，国家与社会在斗争中相互改变并且相互构成。因此，“国家和其他社会形式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他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变各自的结构、目标、规则以及社会控制。”[9]

2.社会中支配的性质

国家是社会中的一个蔓生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国家试图在社会中寻求主导地位，以掌握对社会和人民的控制权。国家建立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并不一定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在碎片化的社会中，其他社会组织讨价还价的能力、国家高层的生存政治以及低层次的政策执行者行为，都会制约国家能力及自主性。”[10]国家在社会力量的影响下形成了强国家和弱国家两种国家形象，判断一个国家强弱的关键则是“谁来制定规则”。在这里，米格代尔指出了一个更根本的斗争：社会中的哪个组织，究竟是国家还是其他社会机构能制定这些规则。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发生在社会各种不同的竞技场中；在这些竞技场中，国家的各个部分不仅彼此关联，而且还作为互动乃至冲突着的各种社会力量中的一个（社会力量）而存在”[11]。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形成了国家和社会“支配和反对支配的竞技场”[12]，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部分在其中不断互动，相互影响。在这个竞技场中，社会中的支配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联合，也决定了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走向。具体来说，支配的本质是权力的行使，而创造支配的条件则是在各种竞技场中斗争和妥协的结果，社会变迁则取决于某个社会力量是否能够创造资源并获得权力以达到对全社会的支配。如果是国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那么它就会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否则，将是其他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支配。米格代尔实际上对国家持消极的态度，他认为国家有可能会是一个“寻求支配的残废的巨人”，“其巨大的体积当然说明在社会中争夺支配的斗争里不可能忽视它，但是更有意义的首创精神和更连贯一致的行为可能来自其他社会力量”[13]。

（二）微观层面：个体变迁研究

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没有止步于宏观层面，他还把视角转向个体，通过在微观层面对个体变迁的研究来理解社会和政治变迁。米格代尔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相结合，他认为“每一种关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必然有与之相应的个体变迁模型：没有个人变迁，就不会有社会变迁，反之亦然”[14]。在碎片化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在不同的动机驱动下以各种原则参与到不同的组织环境中，这些异质化的社会组织之间由于基本价值和规范的不同而存在冲突与对立。这样，个体就面临着组织之间彼此矛盾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了应对异质化的组织环境，个体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战略而非一致性的个体模型。

米格代尔提出了一个新的个体变迁模型，该模型“需要考虑到个人如何以有限的本体概念应对多样化的组织环境和社会领域。”[15]米格代尔对个体变迁的关注，是将微观领域的研究与宏观变迁联系起来，提出一个以个体行为的差异性为基础的分析模型。社会变迁不仅仅是由社会中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为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而推动的，个体变迁也是理解社会变迁方向和内容的关键，个体如何变化的问题是不能被忽视的。因此，个体变迁研究实际上为“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提供了微观基础，从而引导和联结了宏观层面的研究。

三、核心观点：有限国家及现代国家建构

（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有限国家

“社会决定国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与社会其他力量之间存在着大量斗争，这些斗争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中对现代国家造成不同的结果。”[16]國家也形塑社会，国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和社会认同的巩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现代国家是最高的权威，凌驾于社会之上，要求广泛的服从和一致。”[17]但是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国家，由于社会力量对国家的参与及由此导致的相互转化，削弱了国家权威，国家和其它社会力量的互动可能给国家造成损害。米格代尔对“社会中的国家”模型的运用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于是，米格代尔跳脱出了韦伯及其追随者从国家结构入手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指出韦伯对暴力工具和合法权威的垄断的强调实际上高估了国家能力，他通过一种关注过程的动态视角，以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考察国家的有限性。

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国家能力的有限性表现在国家成果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差距上。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强大进一步弱化了国家强制力的实施，碎片化的社会结构更是给国家控制社会增加了困难。因此，国家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合点上。可以说，有限国家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生长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在国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它必然难以发挥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控制作用，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权力过渡扩张，企图操控并且干涉社会的各个领域，就必然会给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使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国家的有限性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必然性，国家和社会需要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才能既保证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能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强国家—强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形态

有限国家认识到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强调国家能力的有限并不代表国家是无能低效的，与此相反，提高国家的有效性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正如亨廷顿所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8]。“国家行动能力的有效性依赖于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根据社会的新变化不断形成其行动能力的新内涵。”[19]“‘有限国家’意味着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理配置，意味着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态势。”[20]国家和社会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零和博弈，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能够实现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双向提高。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形态，它既强调国家与社会是共生共长的，也强调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在“强国家-强社会”的形态下国家和社会能够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协同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1.强国家

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具体研究时，米格代尔明确指出，“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21]而衡量国家能力强弱的标准则在于国家能否将自己的意志有效地贯彻到社会当中。国家的职能要求国家具备较强的能力以保证其意志和政策的有效落实，并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社会中的国家”并不是对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不是社会力量对国家能力的消融与吞噬，相反，国家要具备足够的能力与社会力量相抗衡，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一个强大而自主的国家的出现，并不是现代国家转型的必然产物。最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够利用新的环境并能重建社会控制。”[22]现代国家建构就是要将传统的大而无当的“全能型国家”转变为功能合理、运转高效的“强国家”。福山认为：“美国建立的是一套有限政府制度，在历史上就限制了国家活动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内，国家制定及实施法律和政策的能力非常之强。”[23]只有当国家保证其自身的强制力能够有效发挥并且能够制定并实施法律和政策时才能实现国家的高效运转，同时也能够防止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因此，“强国家”不仅是现代国家有效履行国家职能的基础，也是增强社会力量的保障。

2.强社会

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也是社会成长并且制约国家权力的过程，“以社会制约权力”是现代国家的根本要求。“没有社会制约的国家权力总是危险的和不可欲的，它是对专制主义的放纵。”[24]“强社会”以发达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育且独立的社会组织为标志，它呈现出一个自主性强、组织化程度高、社会服务能力强的社会形态。一方面，社会发展是国家构建的内在动力和源泉，只有社会强大，国家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滥用的有效的力量，一个萎缩的社会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强大的社会力量能够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保证国家权力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并且保障国家权力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其能够参与到国家建设当中，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通过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社会能够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式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同时，一个开放有序、理性成熟的社会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持续和良性发展。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大而全的国家’的主动追求，还是对‘小而弱的国家’的被动接受，都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与裂变，集中表现为社会自主性的缺乏和国家权威性的不足。”[25]现代国家构建必须以“有限国家”为支点，国家能力的增强和社会力量的培育构成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要求，既要建立规模适度、制度健全的“强国家”，又要培育独立自主、发展有序的“强社会”，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型塑与良性互动。这也是米格代尔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核心所在。

四、实践启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面临的困境

米格代尔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将国家视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描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变迁过程。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可以实现相互强化，最终达到正和博弈。而在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面临着困境，导致其无法实现国家目标。在“强社会、弱国家”的地方，国家贯彻自己意志力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某些强大的社会力量侵蚀了国家能力，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极大损害；而对于一些“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往往会削弱社会力量，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和社会网络的碎片化又反过来给国家能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最终影响了国家能力的有效发挥。

反观我国，长期以来国家权威的强大和社会力量的萎缩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本位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邓正来将这种现状总结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两难困境：“这种两难困境是指一方面要维持国家政权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权威以维持社会秩序并保证政府运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政府权威因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會失序而造成的极度膨胀”[26]。他指出“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自治的结构性领域”[27]。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通过对社会大规模的放权使社会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当前国家与社会之间仍然难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中国社会发展仍然处于“两难困境”的转型期。因此，我国的社会转型不仅要培育强大的社会力量，还要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良性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我国也应该采取“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不但要充分发挥国家的控制与协调能力，还要保证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的确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状况，但这毕竟不能等同于在国家之外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又能向它施加压力的‘社会活动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这首先是因为现代国家的职能必然要求它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领域，其次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特点要求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强有力的推动”[28]。

国家作为“嵌入”社会的社会组织之一，与社会是相互改变并相互形塑的，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给出了一个思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路，它充分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共生共长的可能性，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以及中国当前的国家社会关系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强大社会的目的是要构建强大而有效的国家，而对国家能力的要求则最终是对人民利益和需求的满足，正如米格代尔所言：“国家维持统一的能力最终要建立在它们与人民的内心联系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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