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与“三国五方”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关键词]重庆谈判，三国五方，政治格局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5—0068—05

抗战胜利之初，除了既有的国共两党力量继续角逐，美苏两国逐渐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深入干预中国内政；与此同时，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迅速崛起，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时形成“三国五方”竞相角逐的政治局面。1945年8月的重庆谈判，虽然延续了以往国共秘密会谈的形式，但美国、苏联与新兴的中间势力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是一场多方参与的两党和谈，集中体现了“三国五方”政治格局的特点。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格局的研究，学术界多以“三国四方”概括言之，将中间势力排除在外，然而笔者认为“三国五方”更能全面展现战后中国政治复杂性和多元化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美苏与国共重庆谈判的召开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此举的缘由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无论蒋介石接受了谁的建议，或受谁的影响，都离不开促使他作出判断的政治背景。简言之，这一政治背景就是“雅尔塔协定”后美苏干预中国内政的新形势。

1945年初，在美英苏三国首脑聚集雅尔塔开会商讨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问题前后，中国国内，由赫尔利牵头的国共谈判也在紧张进行。中国共产党主张须先召集“多党派会议”，并宣告“党治”之废除，然后再成立“联合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国民党断然拒绝。2月13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时，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蒋介石“声色俱厉”，强调：“(一)建国大纲所定之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之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国共产党所要求召集之‘党派会议’；(二)中国共产党不能推翻国民党或蒋先生本人；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周恩来态度“亦倔强，辞出后益忿”，并拒绝与国民党商谈发表“共同声明”。国共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蒋介石大动肝火，与雅尔塔会议公报所透露出的微妙信息密切相关。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公报发表，只字未提远东问题，令蒋介石感到“疑惧”。联系到国共谈判，蒋介石坚信：“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虽然蒋介石不断告诫自己要“毫不动心”“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但他已意识到国共问题将更加复杂，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已不能不考虑到美苏因素的影响。2月21日，驻苏大使傅秉常电告蒋介石，证明美、英、苏三国的确签有“密约”一事。蒋介石判断，“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统一也)，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獗，有恃而无恐也”。因此，对苏联邀请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访问莫斯科，同时向蒋经国表示愿与中国合作之举，蒋介石深感“令人惶惑”，认为“此实为我国外交成败得失之一大关键也”。显然，雅尔塔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已不允许国民党以战争手段解决中共问题，而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成为国民党的唯一选择。2月26日，王世杰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经过时认为，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国民党将面临“更大危险”，主张继续努力“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否则“国民将谓政府无诚意，本党及政府在国人及国际舆论之前，以及未来历史裁判之前，不能站住”。

蒋介石认为，中共问题“与中苏关系为一个问题”。因此，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关键在于获得美苏、尤其是苏联的支持。蒋介石相信，只要处理好同美苏的关系，也就是接受“雅尔塔协定”所确定了原则，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在1945年6月至8月进行的中苏谈判上，国民党谈判代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中共问题放在首位来考虑，明确要求苏联：“为希望中国之统一起见，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作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之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统一指挥，以利对日作战。”在谈判过程中，为获得苏联的支持，蒋介石不惜以“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然最终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没能获得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之答复”，但其中多项条款明确表示出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基本达到了蒋介石的要求，在他看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政治解决”解决中共问题，苏联已不再成为障碍。

对于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中国政府，美国也在方方面面予以支持。7月31日，中美在讨论中国战区美军登陆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明确表示：“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故我们必须坚持。”魏德迈对此表示支持：“美登陆部队占领海口及飞机场，其目的在将物资运人中国，且帮助中国军队之成功，其占领时期为等待中国军队之到达，该登陆部队最好尽量设法避免与反对中央政府之军队合作或连系。”随后的事实证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是切，实、有力的，如在受降权问题上的态度和美国军用飞机与军舰协助国民党政府向华北、华中运输军队等，美国均表现出对国民党政府明显的倾向性。

可见，“雅尔塔协定”后的国际形势不允许国民党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在得到美国与苏联支持的承诺后，国民党可以抬高要价，逼中国共产党就范。这就是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政治背景。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先是严词拒绝，再允诺派周恩来谈判，最终决定亲赴重庆，在十天内，决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同样引人注意。美苏的对华态度是促使中国共产党转变政治策略的重要原因。当8月14日蒋介石首次向毛泽东发出谈判邀请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其“全系欺骗”，是“为内战做文章”，予以严词拒绝。此时，中国共产党对局势的发展报以乐观的态度，认为“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并以积极进取的态势力图“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然而，8月17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授权蒋介石为除东北外中国境内、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受降代表，并声明：“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蒋介石依此在部署中国战区受降工作时，将中共部队排除在外，并接连于20日、23日向毛泽东发出和谈邀请。随后，中共中央接到斯大林以苏联中央政府名义发来的电报，内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两三天后，斯大林发来第二封电报，表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再三地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

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美苏的态度令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随即，中共中央于25日和26日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为保证毛泽东亲赴重庆，鉴于中共中央内部有不少人对毛泽东的人身安全甚为忧虑，美国和苏联方面都表示，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当时，苏联红军驻延安代表曾明确地说：必要时，毛泽东可以到苏联驻重庆的军事代表团去避难。

正是在美苏共同干预的背景下，28日清晨，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飞赴重庆，揭开了重庆谈判的序幕。

二、中间势力对重庆谈判的影响

重庆谈判虽然延续着国共秘密谈判的既有二元模式，但由于这场谈判自蒋介石发出谈判邀请起即富含争取社会舆论的味道，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使得其在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局面。

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各界舆论巨大关注。《大公报》发表社评，认为：在抗战胜利的“光明灿烂”晴空中，飘摇着内战的“一丝丝云翳”。蒋介石“蔼然诚坦，溢于言表”的电文，使人们“感到一片祥和之气”，但能否和平，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因此，大家“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胡适致电毛泽东：“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褚辅成劝说蒋介石。采纳中国共产党“先开预备会议”的建议，先邀请周恩来“偕中共代表团来渝商谈，并邀他党人士参加斡旋，在会议席上开诚商讨”。无论是劝说毛泽东“不吝此一行”，还是建议蒋介石“先开预备会议”，目标只有一个，即“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

在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背景下，毛泽东慨然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令中国民众感到“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认为“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意味着和平、民主、团结已在开始，“循此发展，国运开拓，前途无量”。他们由衷地感慨：“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

中间势力将这次谈判看做是“民族兴衰的关键，必须成功，决不能失败”。他们认为：“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因此我们感觉这次谈判时机的特别重要，错过这时机，必将延搁了我们复员建国的整个计划。”因此，他们不仅关心谈判进展，而且努力对谈判施加影响。

除国共间谈判外，民主人士积极参加各种会外活动。国共双方为争取中间势力，也主动与民主人士接触、交流。

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即派徐冰向民主同盟方面传达消息，表示在离开重庆以前，“必当与各党派人士聚首。如不可能，亦当分别接谈”。在重庆的四十三天中，毛泽东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至“特园”访晤张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当晚，毛泽东在“桂园”举行宴会，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张申府、冷通、柳亚子等民主人士。9月2日，民盟以中常会名义在“特园”举行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席间，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双方还就时局进行了深入交谈。毛泽东等详细阐明了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显示出对和谈的诚意，得到民盟方面的理解、同情和支持。9月14日，毛泽东再赴“特园”看望张澜，就国共谈判、民盟和中国共产党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有着反共历史的国社党，毛泽东也作了一些工作。当时张君劢仍在美国未归，毛泽东在同国社党成员的交谈中表示此次未能与君劢先生晤面，甚感遗憾；同时又提到1938年张君劢致毛泽东的那封公开信，幽默而辛辣地说：君劢先生当初劝我交出军队，交出边区，实话说，幸亏得我们几十万支枪杆存在，不然你们恐怕只能被蒋委员长扔在一边，无人理睬啰。

国民党政府方面也力图和民主势力沟通。8月21日，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宴请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以沟通感情。

在中间势力的强烈要求下，国共双方随时将谈判情况向他们通报。9月10日，周恩来设晚宴邀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并报告十余日来国共谈判情况。9月25日，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举行宴会，邀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参加，国共双方在会上报告谈判情况。9月30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参加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邵力子、张群联名举行的宴会，商讨政治会议组织问题。

中间势力对重庆谈判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不仅影响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而且促进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抗战胜利之初不利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第二次通报中说：“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的互相理解与相互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局面，成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内在动力。

三、美苏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美苏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相对而言，美国对重庆谈判的介入明显而直接。

在国共重庆谈判因中国共产党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问题面临着破裂的危险之时，即将归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直接介入了国共谈判。9月17日，赫尔利邀请蒋介石和毛泽东共进午餐，讨论了军事问题。随即，赫尔利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建议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并提出按照一定比例将国共军队缩编。赫尔利的提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同时建议赫尔利推迟行程，以便使谈判取得结果。

赫尔利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在致国务卿的电报中表示：“国共谈判显示出良好的发展，稍微推迟我的行程可能有助于形势。”最终赫尔利将启程的日期推迟到了22日。

此后国共双方在赫尔利建议的基础上相继互有让步，但无奈双方分歧过大，未能打破僵局。9月21日，即将出发的赫尔利在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允许将中国共产党军队数目增至20个师，但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编至此数，不能再按照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问题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国共产党必须放弃任命省主席和省副主席等要求。在此基础上，要么承认国民党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赫尔利还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表公报。他要求周恩来马上请示毛泽东作最后决定。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当即决定会见赫尔利，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对于中国共产党编为20个师的建议，毛泽东并没有拒绝，亦未接受，而是表示还要进一步考虑。

赫尔利的如上举动显然已经超出了居中调停的角色定位，而带有居高临下的指示味道，其急切之情可想而知，但结果也不难想象。22日，赫尔利在推迟4日后，依然两手空空地踏上了归途。两个月后，他在失望中辞去了驻华大使的职务。

赫尔利调处的失败，与其挺蒋压共的不公正态度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国共对赫尔利迥然不同的评价可以表现出来。国民党对其“所予双方代表会议的助力，热烈的情绪，表示不能忘怀，尤其是他将离重庆最后两天的努力，更使我们激动”。毛泽东则对赫尔利的做法甚是愤怒，认为“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原因。赫尔利调处的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于中国内政的隔膜与误解，并由此高估了自身的影响力。随后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苏联不但始终未曾介入谈判，在外交上也十分谨慎小心，注意同中国共产党保持适当的距离。据师哲回忆：“虽然苏联政府、斯大林曾极力劝说我党、毛主席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共商国是，但无论在谈判期间，还是毛主席等一行离开或返回延安时，苏方人员都不曾出面。在延安工作的苏军情报组人员，对于国共谈判也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在重庆，当毛泽东、周恩来就一些重大问题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时，苏联使馆官员多以外交辞令虚与委蛇，其大使彼得罗夫甚至明确表示：“苏联希望看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谈判应当继续下去，两党应该通过相互让步达成协议。”在具体细节上，毛泽东曾不满地表示：“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这一切显示出苏联意在遵循中苏条约，不愿因中共问题而授以美蒋外交把柄。不过，苏联在东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客观上对国共谈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但很快在东北打开了局面，而且在谈判中信心大增，坚决顶住了来自美蒋的巨大压力。毛泽东曾指出，重庆谈判期间，“对我们帮助最大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与此相反，当时蒋介石不但对苏联的动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接触忧心忡忡，而且对美国也不放心。他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儡，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蒋介石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据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称：“赫尔利此次回国，系受国务院之攻击，此次国务院远东司之改组，对中国政府实为不利，赫氏为彼等所牵制故不得不回国，其再来中国之希望甚少；并称，倘蒋主席此刻来大胆之步骤，成立一临时协定，对中共予以让步，必能改变美国舆论。”正是基于对美苏对华政策可能出现变动的担心，再加上当时国内各界舆论日益严厉的批评之声，使得国民党政府在通过赫尔利施压失败后，再也不敢轻易向中国共产党继续施压，在一系列问题上有所让步，并最终在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

综上所述，重庆谈判虽由国共双方秘密会谈，但与此前的双边会谈迥然不同。从蒋介石发出和谈邀请起，这场谈判就受到美苏的深刻影响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谈判过程中，赫尔利的直接介入、苏联的间接影响和中间势力的舆论压力均使这场谈判实际上成为多方参与的双边会谈，清晰地呈现出“三国五方”互动的政治新格局。随后中国历史的演进，如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国共内战的爆发、制宪国大的召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是“三国五方”关系互动影响的结果。

实习编辑　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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