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留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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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 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选派了一批批有志青年留学苏联，这些青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留俄的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及后来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路径，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20 世纪20 年代中国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

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是20 世纪20年代初由联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东方大学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人运动、经济和行政法律等系。到1924年，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最大的纯政治性质的大学之一，共有来自73 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生共1015 人。1928 年5 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不再招收中国留学生。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1937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一个是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一个是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1938年，东方大学停办。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干部，在维经斯基支持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学员主要学习俄语， 同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来此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1921年春，这些学员分别乔装成裁缝、理发师等从上海出发，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并于8 月初在东方大学登记注册。其中，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26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共留俄学生。当时，他们学习的课程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俄语等，除此之外， 还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名著，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由于教员均为俄国人，学校专门聘请了翻译，当时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瞿秋白和李宗武就都曾在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东方大学的师资力量雄厚， 根据1922 年的统计数据， 东方大学共有助教、讲师165 人，教授28 人，集中了当时苏联国内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他们中间有共产国际领导人，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像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经斯基、广东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格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娃、中国问题专家米夫、著名汉学家伊凡诺夫（中文名伊凤阁，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都曾在东方大学任教。东方大学的教学方式分为讲授、自学、辩论和总结四个环节，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又能够训练学生的表达、演说和辩论能力，完全符合培养职业革命家的目的。

东方大学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中， 有个别人因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提前回国， 如刘少奇于1922 年春奉调回国领导工人运动，大部分人于1924年毕业回国。

第二批学员一部分是陆续由欧洲转来的。1922 年秋，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从柏林到达莫斯科， 成为中共旅欧组织赴苏学习第一人。1922年底，萧三从法国来到莫斯科， 会见了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以及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之后萧三留在东方大学学习， 并决定让西欧的一部分同志也参加学习。1923年初，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从旅法、旅德党团员中抽出骨干，派往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3月18日，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飛以及共青团员郑超麟、袁庆云首批12 人，由巴黎经柏林、立陶宛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又选送刘伯坚、李慰农、马玉夫、尹宽等第二批入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后，由于国共合作顺利，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国内急需大批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加紧了对东方大学的人员输送，先后派出近10 批约百余人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到1927年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朱德、王若飞、邓小平、傅钟、刘明俨、胡大才等人先后在东方大学学习。另外，国内也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来到莫斯科学习，如叶挺等。第二批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人数达到1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中抽调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 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为国内斗争培养军事人才。五卅运动后，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转发了鲍罗廷的绝密电报，要求从东方大学调回40名毕业生，派往广东革命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大学的第二批中国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

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三批留学生来源仍主要为留欧学生和国内派遣。其中由旅欧支部选派的学员有朱德、刑西萍、武兆镐、熊正心等人，国内派遣的则有彭干臣、罗世文、向警予等人。1926年3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从第三批学员中抽调朱德、彭干臣等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举办了一个约半年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朱德任班长。训练班结束后， 这批共产党人于1926年秘密回国， 成为一批军事骨干。

1926 年12 月30 日， 联共（布）决定，在东方大学开设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班，预算以100万卢布为限， 招收500 名中国学员。1927年7 月，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以更好地进行武装革命，在中国全国范围挑选了六七百人（有些是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前往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学习。1928 年，军事速成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回国参加革命。

二、20 世纪20 年代中国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使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因为北伐统一全国的需要，迫切需要培养国民党高级干部。国民党开始探求和苏联合作，来培养党内青年干部。之后，苏共领导层决定创办一所学校， 以孙中山为旗帜，实际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当时苏联出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的鲍罗廷负责在中国的招生事宜。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为名的大学———孙中山劳动大学（后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他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传开，全国有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考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时成为革命青年的时尚。

广州是由国民政府公开招生，北京、天津、上海是由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招生。当时，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在最终录取的300 多名学生中， 广州录取了180名， 上海录取了50 名，京津地区录取了50名。鲍罗廷特别推荐了30 名，都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 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等。由军阀控制的北方不可能公开招收留苏学生，多由中共党组织直接推荐，像乌兰夫等5 人就是由党小组讨论，支部推荐，最后由中共北方区委批准去苏留学的。另外，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也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学生也报名参加了考试。行前，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为留苏学生举行了茶会、谈话会践行。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国民党中央先后于1925 年和1926年选派两批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除了国民党高官的子女外，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骨干和要员的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等人。当时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向往和愿望。最初蒋介石怕影响黄埔军校学生的情绪，下令黄埔一期学生一律不许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邓文仪当时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为了能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地去前线找蒋介石批准后，得以留俄。左权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听到邓文仪获批准后，也马上办理了留俄手续。

在鲍罗廷的推动下，国共选派的第一期300 多名学生于1925年下半年到年底，陆续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 年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 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

不久， 中共旅欧支部有20名党团员在法国受到警察迫害，根据党的指派，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除了俄语之外，还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以及军事训练。第二期留苏学生中，国民党员就少了一些，主要由广东方面选派，其中有屠义方、金戈、施岳、吴家钰。1927年初，广东航校选派黄光锐、杨官宇、毛邦初、张廷孟等十多人赴苏留学。广东以外的其他省大多是跨党身份的中共党员。到1927年初，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达到600多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名义上是苏联为中国国民党办的，所以管理者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作为国民党驻苏代表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校务治理工作，成为大学理事会成员，并经常和学生一起听课。这一时期，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国民党人纷纷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给学生演讲。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苏共领导也曾来学校演讲。国民党要员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考察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都会贈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证，承认其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胡汉民、冯玉祥、鹿钟麟、宋庆龄、邵力子都受赠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证。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消息传到苏联，引起极大反响，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生们的态度截然不同，有的暗自窃喜，有的义愤填膺。莫斯科中山大学出版的《国际评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抨击蒋介石镇压共产党的行径。在1927 年4 月30 日出版的《国际评论》中谴责发生在中国的政变：“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不仅是封锁全国，并且又破坏国民党的统一，收买蒋介石，他已成了中国革命及中国人民的叛徒与中国反革命的中心了。我们以满腔的愤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是国民党的仇敌，是工人运动及第三国际的仇敌。”斯大林也就中国发生的政变撰文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政变发生以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有国民党籍学生提出退学回国申请。1927 年6 月16 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遣返68 名国民党籍的学生回国。1927 年7 月，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

1927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宣布正式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丁惟汾宣布中止向苏联派遣学生，并召回在苏联的国民党学生。由此，去留问题摆在了莫斯科中山大学100 多名国民党籍留学生的面前。当时有包括蒋经国在内的50 多名学生表示继续留在苏联学习。这些学生后来陆续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和列宁格勒陆军通讯大学等学习，有的安排了工作。除了自愿留苏的人员外， 还有50 多名国民党籍学生坚持回国。这些国民党籍学生于1927 年12 月由苏方分四批遣返。国民党派遣留苏学生的活动就此结束。

1927年12月14日，中苏两国宣布断交。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由主要招收国民党学生转为专门培训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学校。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高级干部。我党早期革命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夏曦等都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

1928 年5 月24 日， 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1928年9 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关于这一时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人数问题，张崇文在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共有4期学生，1925 年第一期共有学生三四百人，1926 年第二期有学生300多人，1927 年第三期共有100多人，1928 年第四期从东方大学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100余人，共有1000多人。

三、留苏学生在抗战前后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

随着许多留苏学生陆续归国，这些归国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边缘人”，因为国民党当局深知这些学生受到苏联式革命理论的影响，必须加以甄别和教育。

从1935 年起， 随着中苏关系开始改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接触和谈判，国内的留苏学生也开始活跃起来。1936 年9 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批准邵力子、贺衷寒、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等15 人发起成立“留俄同学会”。1937年2月28日，“留俄同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励志社召开， 到会的留俄学生达130 多人。按照“留俄同学会”简章，该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为宗旨。国民党方面对此非常重视，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都担任了该会的名誉理事。抗战爆发前后，“留俄同学会”在促进中苏外交、携手抗日、研究苏联对日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也曾请冯玉祥在《苏俄评论·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纪念文章，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随后，“留俄同学会” 在上海、武汉、西安、广西、广州、北平、四川成立了分会，在长沙、南昌、昆明、杭州、贵阳、天津、安庆、开封、福州、新加坡等地设有通讯处。1938 年，“留俄同学会”在汉口召开聚会，除了国民党方面的留苏学生之外，中共方面的留苏学生吴玉章、董必武、王明以及周恩来也出席了聚会。1939年12 月，“留俄同学会” 在重庆国泰饭店举行同学聚餐会时有近90 人参加， 这些人员里包括了国民党籍的留苏学生和共产党籍的留苏學生。

中共方面的留苏学生在中共党史上更是不可或缺，其人数在千人左右， 革命大浪淘沙，大多数人坚持革命理想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们其中很多人从苏联回国以后即担当重任，如赵世炎，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5年夏，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赵世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6 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又如谢雪红，中共党员，也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后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 年中共党组织派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9 月，谢雪红回到上海，在法租界成立台湾共产党。1931 年，谢雪红在台湾被日本统治者抓住后判刑13 年，于1939 年因病保释出狱，继续从事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活动。1949年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许多中共的留苏学生在国共斗争中英勇牺牲，其中著名烈士如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连德生、向警予、刘伯坚、熊雄、叶挺、王若飞、李求实、吴丽石、左权、罗世文、彭干臣等。

留苏学生一度在中共党内起主导作用，王明、博古、张闻天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实际总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担任了上海中央局书记， 博古、王云程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职务者，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任弼时、张闻天、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李维汉、王观澜、杨尚昆、陈伯达、李富春、蔡畅、廖承志、曾山、乌兰夫、傅钟、伍修权、王鹤寿等都有留苏学习经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留学苏联， 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的产物，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培养出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留苏期间，他们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 同时学习了如何进行革命工作的具体技能， 这些为他们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能够担当重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 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为中国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 这些人才后来在中苏关系的恢复上和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