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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时间:2021-02-21 07:54: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季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 心

    她的生命像东流的一江春水,聚集起涓涓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流,穿过悬崖峭壁,冲倒层沙积土,裹挟着滚滚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享受她所遭遇的—切。历经20世纪的风雨沧桑,百年离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在一片贫瘠干涸的土地上,耕耘出生命与创造的奇迹,给人们留下了她无私广博的爱,对孩子的倾心付出,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对社会底层的兵士、警察的体惜与理解……她向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毫不鄙薄地付出心灵的美丽,以她的爱心,以她的慷慨,滋润恩泽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的生命也在爱的充溢和丰盈中得到腾飞升华。犹如一束孤寂的火焰,带来少许光芒,一点慰藉,那么纯洁、清新、婉约、安详、自尊、高雅,尊贵自爱又悲天悯人,这就是女作家冰心的一生。

    烟台芝罘的辽阔大海是抚育冰心成长的摇篮,幼时的海边生活体验,融进了冰心的生命,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赋予她海一般的美丽奇幻、千姿百态、博大宽广的性格和胸怀,陶冶了她的情感与性灵。当她还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门口看海,“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幼小的心灵,却能体验大海“静默凄黯”的美。这个聪颖过人敏感多病的女孩子,从变幻不定的大海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她从7岁开始就已经能够阅读《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与《水浒传》。

    父母亲给了冰心最大的爱。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当年是北洋水师“来远号”舰艇上的一名水手。1895年,甲午海战在刘公岛附近海面打响之后,冰心的母亲牵挂着丈夫的生死,她把大烟挂在门框上,搬一把椅子端坐门前,不吃不喝等谢葆璋回来,如果丈夫阵亡,她准备立刻服大烟土自尽。海战最后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来远号”舰被日本军舰击沉,冰心的父亲,历尽千辛万苦从海面游回岸边,父亲逃过大难,才有了中国著名作家谢冰心。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她是谢葆璋的大女儿,也是家中惟一的一个女儿,她下面还有三个弟弟。父母亲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世事虽然并不太平,然而,父母亲却把安定和民主的家带给了冰心。家,永远成为冰心心灵的避风港。

    1918年8月,18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教会中学的教育,奠定了冰心平等、博爱的世界观,使她一辈子奉行“爱的哲学”,用充满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在升入协和女大理预科时,她最初的志愿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影响和改变了她的一生,自由、民主、反封建的主题使她跃上了文学舞台。自从在《晨报》发表了题为《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文章后,她陆续《燕大季刊》、《生活》、《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发表了120种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和小说。《超人》、《烦闷》、《两个家庭》、《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的使者》……都是这—日期的代表作。这些小说,被称之为“问题小说”,它们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痼疾和问题,表达了客观现实与她心中向往的理想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她用她的小说,来探讨人生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企图用她拥有的爱,去化解严寒和辛酸。茅盾先生分析冰心的写作时说:“(她)把社会现象看得十分单纯,以为人事纷纭无非是两根线交织而成:这两根线便是‘爱’或‘憎’,二者之间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针。……因为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却看见了”憎’,于是就发生了她的社会现象的‘二元论’。” (茅盾:《冰心论》)

    冰心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成为她日后以“童真”、“母爱”、“大自然”为主体的“爱的哲学”的基本元素。她深深地相信:“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同时期她还发表了一些小诗和散文,用她从古典文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美,发掘出抒情哲理,倾倒了城市知识界的青年们。

    大海啊,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郁达夫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过多的社会活动和写作迫使冰心“弃理从文”,改学文学。1923年,她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及金钥匙奖,同时得到去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深造的机会。1923年8月17日,冰心乘坐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大洋彼岸的西雅图。正是在这一次远渡大洋去国留学的旅途中,冰心邂逅了以后陪伴她56年的终身伴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

    诗集和小说集的出版,使冰心在19岁已经名声远播,当时的许多名人都对其奉承、追求。而吴文藻不像其他人,他是见到冰心后第一个不说奉承话的人,他直率地告诉冰心:“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首次见面,就肯坦率进言,冰心悚然地把他作为第一个诤友、畏友。正是吴文藻的直率和见识打动了冰心,使他们开始了通信。吴文藻每次买到文学书籍,自己看过后就立刻寄给冰心。他学的是社会学,不善言辞,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追求爱情的方法,他把寄给冰心的书籍中认为可以表达自己感情的描写爱情的句子用红笔在下面画上记号,这种追求方式对冰心极其见效。冰心在看完吴文藻寄来的书后,第一时间就把读书的体会写给吴文藻。在众多的对冰心的追求者中,吴文藻就这样赢得了冰心的心。

    美国波士顿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慰冰湖畔,冰心以散文通讯的形式写下了《寄小读者》,寄托自己的乡愁,向家乡的亲人报告来自慰冰湖畔的消息。“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的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她,而且死心塌地的容她爱你?”(《寄小读者·通讯十》)澄澈、凄美的思绪,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以慰藉心灵的寂寞。

    冰心获得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后, 1926年,登上“约克逊”号邮轮回国。从此,在母校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一个个子瘦小的年轻女助教,穿梭往返于书斋、教室、湖畔、草地……她也在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教学之余,冰心仍然笔耕不止。1929年,吴文藻博士学成回国,应邀到燕京大学教学,他们在这一年的6月举行了婚礼。 1930年,冰心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去世。冰心遭受了丧失亲人之痛。1931年,第一个孩子出世,在繁忙的教学和家务之中,诗歌、小说、散文,都陆续问世。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很适意,但冰心却时时感到“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她期望着: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人世间只有互助和匡扶;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冰心的语言张弛有致,文白杂糅,抒情写意,精练易懂,开创了一代散文体的先河。

    1937年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土地,冰心与吴文藻辗转于云南昆明、四川重庆,在各大学任教。在四川,冰心用“男士”的笔名写作《关于女人》。“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冰心返回北京。同年11月,吴文藻应邀作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对日本进行社会考察,冰心随行。她向日本的妇女和青年传达了一个信息:世界上一切人,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和互助,才能建立世界和平。并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冰心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个外籍女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滞留在日本的冰心和吴文藻,冲破了来自台湾的阻力,借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吴文藻和冰心担任教职的机会,拿到台湾的签证,从东京经横滨到香港,历尽辛苦秘密回到了北京。

    冰心曾经花了很大的气力,把她最喜欢的优秀的外国文学著作介绍翻译给中国读者:如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1931年)、《沙与沫》 (1963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1955年)、《园丁集》(1961年),诗剧《暗室之王》、《齐德拉》,书信《孟加拉风光》,小说《喀布尔人》、《弃绝》(1956年);印度的穆·拉·安纳德的《石榴女王》和萨洛季妮·奈都的诗选;加纳的以色列·卡甫·侯的诗歌《无题》;美国尼姆·威尔士的诗歌《古老的北京》;朝鲜元镇宽的诗歌《夜车的汽笛》;马耳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晚年,她还与老伴吴文藻先生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的翻译工作。1955年至1965年间是冰心的翻译高峰期,诗歌、诗剧、民间故事、书信、小说、散文诗,她先后翻译了8个国家的50多部作品。

    然而,冰心自己的创作却在那些年遭遇到很大的问题。给冰心的创作带来最致命影响的是整个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冰心的生活经验,她最熟悉的是知识分子,而当时的作家必须写工农兵,必须写大跃进,她的诗被某个主管文艺的领导说成:“有很大缺点。最关键的缺点是没有和工农大众很好地结合。”她被迫检讨说: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注意到描写身边的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冰心为想写能够表现自己的文章而苦恼,为不能如愿地去描写工农兵而苦恼,在持续的苦恼当中,突然掀起了反右斗争,1957年,吴文藻教授被划为“右派”,冰心的弟弟和儿子也先后被划成“右派”,冰心自己也被报纸点名,冰心变得慎重而辍笔。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冰心只发表了200余篇诗歌和散文。正像她自己讲的那样:“我既不能够创作,也没有勇气创作,而且也无心创作。”接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被禁止动笔,连续十年不能写作。

    与其他作家一样,“文革”结束后的三中全会对冰心来说也是重获新生的时刻,进入80年代后,她突然放纵直言,挥毫创作,拿出勇气来针砭时弊。她一连写了三篇小说和230余篇散文。在这些小说和散文当中,不见了风花雪月的踪影,而变成了直率的谏言。“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该讲的我会都讲出来”。她充满童心地宣布:“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的小说《空巢》在1980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冰心迎来了生命中第二个创作高峰期。谢冕先生评论冰心说:“冰心并非一味的温情,她也向人们显示她的品格的另一面,即对虚伪、邪恶以及心术不正表现了真正的嫌惩。愈近晚年,人生的阅历愈是丰富,她的爱憎也愈见分明。冰心的性格与文风是充分女性的,但冰心的女性温婉中显然透出一股凛然的坚定。”

    冰心为“感化社会”而开始文学创作,到了晚年再次转为撰写社会意识颇高的作品。她不失“五四”时期的使命感,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以后,她改造社会的意识似乎更加强烈。虽然有很长时间不能写想写的东西,但她始终抱有用一生去改变社会的信念。“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水流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向前流着。”

    (《冰心文集》序,1982年)

    巴金评论冰心说:“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学,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

    冰心曾在1924年赴美留学期间患病,养病期间,她集龚自珍《已亥杂诗》“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为联以自勉,她的表哥刘放园为她请得梁启超的墨宝,冰心将其装裱珍藏了一辈子。而这副对联,正是冰心一生善良、纯真、清明和爱心的写照。

    责任编辑/周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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