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风采话君宜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腾地便涌现出二十几年前在渤海海洋钻井平台上观望夕阳时，所见充满着悲壮色彩的落日情景和那种难以名状的心境——

除了海船，四顾是无边无际的茫茫海水，在你的脚下拍击着船帮，发出一声声使人心旌摇荡的叹息。这时，奔跑了一天的太阳仿佛真是疲惫不堪，再也没有多少热力了。夕阳通体燃烧着的橘红色已逐渐由浓变淡，同时以肉眼能感觉到的速度慢慢地往下沉，终于完全消失在海平线下。但这夕阳又像是并不情愿就此离去，于是便以它的余晖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抹下壮丽动人的一笔：西天好像突然筑起一堵绛紫色的“墙”，晚霞把这墙涂染成红色的一片，愈往上这红色便由赭红而粉红而至于更淡，终于和灰蓝色的天幕融为一体。极目远眺，西边靠近晚霞的海水呈深浓的蓝黑色，而船边上的海水却不停地泛着浪花；在那起伏的海浪上，晚霞给染上了一片紫红，于是眼前便好像飘动着宽广无边的锦缎。

我想，这一切都是太阳给留下的呀。噢，它一定是不情愿、不甘心消失哪，这火热的、坚强的、美好的太阳，这仍然执拗地爱恋着人世，这仍在竭尽全力要继续给大地以热能和绚丽色彩的夕阳！

这夕阳所展现的风采和情怀，如今却自然使我联想到我的老上级韦君宜。我想，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认真执著地追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做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老作家，只要一息尚存就还惦念着文坛和创作的韦君宜同志，不是很像这执拗地爱恋着人世，仍在竭尽全力继续燃烧的夕阳吗！

“崇拜朝阳的人总是比崇拜夕阳的人多。”（培根）我却很乐意为我所敬佩的君宜老人抒写我的夕阳礼赞！

一

我自1959年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当校对，然后才开始做当代文学的编辑工作。从此，可以说一直是在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之为韦老太的君宜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记不得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和她见面的，大概是因为我上面还有组长、主任，我不会有多少机会直接和她打交道。留下的最初印象是：这位社级领导平时衣着朴素，决不像是从富有的大家庭出来的人。她平时不苟言笑，讲起话来快如放机关枪，办起事来爽快利索，却没有另一些老延安、老解放区来的同志（如何文）那样对年轻下属问寒问暖好接近。一次在公共汽车站候车，见韦老太戴着深度近视镜昂首阔步地过来了，便点头招呼，岂料她却视若无睹地不予理睬，只顾自己挤上车走了，也不知是太专注于挤车没看见我，还是真不知道我是谁。

她这种比较内向的、认真到有点迂的性格，在平常的接触中也时有所见。

1964年～1965年间，我受命先到北京郊区南口农场组织参加农业建设的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编写的报告文学、书信和日记的结集《我们的青春》，其后又到上海和两位工人业余作者一起完成了所谓“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罪行”的小说《天亮之前》。两部书稿都由韦老太终审通过，书名也都是由她选定的。作为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编辑，我能从无到有组织、编写出这两本小册子来，自以为已经尽心尽力；又由于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两本书各印了二十多万和近四十万册，便有点沾沾自喜起来。但自始至终就没有听韦老太说过什么表扬鼓励的话。至今尚记得的，是她不止一次地提醒说，在知识青年写的文章中可绝对不要出现什么“油票”、“粮票”、“糖票”这一类字眼。言下之意是，无论我们国家如何困难，都是暂时的，都不该公之于众，颇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味道。

1982年，我申请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问她愿不愿意做我的入会介绍人。她只是说，我看你是可以参加作协了，便提笔签署了意见，此外再没有什么多余的话。

1984年，龙世辉同志调离《当代》杂志，到作家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她和另外几位领导循惯例设宴欢送。我是老龙的同事，便也参与张罗其事。这次是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临时订的席。按韦老太他们的规矩，除了被请的人，还要每人凑钱交粮票。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种场合也听不到韦老太说什么通常要说的客气话。只见她举起杯来就说，老龙，今天我们欢送你，你要知道，不论在“五七干校”还是从干校回来之后，我可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呵！这使大家都觉得突兀费解，但在她看来，大概要紧的是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照顾什么场合、环境之类倒在其次了。

其实，韦君宜的认真和执著，当然首先体现在她的专业工作上。

拨乱反正历史新时期的春风，使文坛和出版界逐渐繁荣起来。但美妙的乐曲中也有一些不和谐音，她对此深感忧虑。

1981年初冬，韦老太冒着寒风出现在北京一些新华书店的门市部。从王府井到东单、东四，都留下了她来去匆匆的足迹。她和读者、售书人员交谈，探询，请教。不久，她就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关于文学与文化的经济体制》一文（载《新观察》1981年第22期），探讨了出版、印刷、发行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打破新华书店独家发行的“大一统”局面，乃至按不同服务对象把发行机构分成好几家，同时允许出版社自办发行等建议。文章在作家、读者和出版发行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其中有的建议后来已在实际工作中被采纳而成为事实。

1981年除夕，我按约定的时间去探访韦老太。谈到是当出版家还是当出版商这个话题，韦老太很有感慨地说：“按理谁都不难找到正确的答案，但真做起来却相当复杂，不好办。有的出版社用某某书社之类的名称代替省出版社，版权页上连印数也没有，谁也不知道就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顾赚他的钱。”接着，他还列举了另外一些不良现象，大不以为然地说：“有的作家被捧来捧去，都捧坏了。大家都奔着那个热门货来，这绝不是办法。一个作品选来选去，什么女作家作品选，什么佳作选，什么优秀中篇或短篇小说选，选来选去还就是那么几篇。说实在的，我觉得出版界一直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包括几千几百块大手大脚地花钱请作家，这个‘侠’那个‘义’地滥印东西，以及十几次重印某一种作品，等等。”

她很严肃地批评说：“这样做编辑工作算什么？什么加工都不用做，剪下来贴上去就行。”她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好的编辑，实在不应该推波助澜地去支持这样的事。这样做，对作家、对创作有什么好处呀！”

韦老太认为，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就得下工夫出一些有意义的书，哪怕赔点钱也干。她说：“在有些人只顾赚大钱出什么‘侠’什么‘义’的时候，我们古典文学编辑室倒是出了一些要的人很少，只供研究者参考的书，比一般诗话、词话的印数还少。文艺理论方面也有一些。有的地方出版社为了扶植中青年作家，只销两三千册甚至几百册的小说集也出。这都是应该的，就得这么干。”

韦老太这么坚决、执拗地执行上级指示，这么严肃、执著地对待编辑出版工作，实在是出于她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热爱，出于她对人民的一片赤诚呵！

二

在她手下工作的时间长了，就会知道貌似木讷寡言、不苟言笑的韦老太对工作、对作家其实充满了热情。为了支持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她还常常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胆识和勇气。

文学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都知道，我们出版社不允许、也没有经济条件为作家写作租用高级宾馆的房间来炮制“宾馆文学”，但韦老太却不止一次地为了让黄秋耘、竹林等作家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而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还从自己家里拿来了刚拆洗过的棉被。

还是这个似乎不大善于交际的韦君宜，却曾在1980年挤公共汽车跑到上海郊区南翔镇去看望写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的青年女作家竹林（王祖玲）。当她看到嘉定县二中张校长在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为竹林提供了极简易的住所时，竟感动得情不自禁地推开校长给她端来的椅子，毕恭毕敬地朝校长、教导主任深深地鞠了一躬，很真诚地说：“谢谢你们，我代表文艺界谢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们文艺界有些同志应该对此感到脸红。”

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她风尘仆仆地赶到湖南去组稿。原不相识的莫应丰，找上门来，讲自己的生平，讲他“文化大革命”中在部队见到的一些十分可怕、十分可气的事。后来他躲在文家市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写成小说，在箱子里压了两年，现在才拿出来，这就是后来定名为《将军吟》的长篇小说。这在全国还是头一部正面写“文化大革命”的长篇，问韦老太敢不敢要？韦老太当即表示：“你给我带回去看看吧。”后来龙世辉和另外几位同志先看了，也说小说写得好，就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又牵涉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出。韦老太在亲自看过稿子后被小说真切的细节、活生生的人物和作者的勇气深深地感动了。她明确表示：“既然确是好作品，咱们就出。牵涉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某些不恰当的描写，咱们把它稍稍去掉一点，改一改，别的照样出好了。”于是就把莫应丰请来，改成现在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并一举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

此外，当正在写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的冯骥才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她曾经在他那拥挤狭窄的居室里和他作过长久的恳谈。

当对《生活的路》（竹林）、《冬》（孙颙）和《铺花的歧路》（冯骥才）等长中篇小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时候，她知道光凭自己的威望还不足以说服大家，便组织编写了故事梗概，亲自送请茅公看。这些小说由于得到茅盾的肯定、支持而终于得以出版了。作为总编辑的韦老太这才满意地笑了。

1981年，她从来稿中发现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张曼菱写的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热情地向《当代》推荐（后刊于《当代》1982年第3期，又由张暖昕改篇为电影《青春祭》），于是张曼菱脱颖而出。

还有那部写来自上海十里洋场的两个女大学生参加长征，以及革命队伍上层生活故事的长篇小说《爱与仇》（珠珊），那部写爱国画家张玉良的《画魂》（石楠），她在为作者修改稿件和为小说的出版排除障碍上，都倾注过许多心血。这一切，没有韦老太这样的胆识、勇气和认真执著，没有这位年近古稀老人的热情和亲力亲为的奔走，都是难以做到的。而韦老太为张洁出主意，帮助她修改提高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的事例，对我们做文学编辑工作的人，更具有示范和启迪的意义。

那还得从1980年说起。那一天，张洁到出版社拜访了韦君宜。韦老太了解到她在工业部门工作了二十年，熟悉这方面的生活，具有创作热情，就鼓励她写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

1981年5月，韦老太接到《沉重的翅膀》的初稿，马上审读，认为这是优缺点都很明显的好作品，便立即请张洁来研究修改方案。

随后，《沉重的翅膀》在《十月》1981年第4、5期连载，反响强烈。绝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是一部体现了作者的胆识和才华，能近距离又比较准确地反映工业战线改革的好作品，只是行文匆忙，艺术上仍嫌粗糙，政治性议论有偏激、不准确之处。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在思想上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坏作品，有人甚至认为它比《苦恋》更坏，应该予以批判。有关领导部门也严肃地指出这部作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某些明显的政治性错误”，要求在出书前帮助作者修改。

面对这许多意见，韦老太和该书责任编辑周达宝等同志与作者一起作了冷静的分析，并逐章、逐段甚至逐字逐句地推敲，对原稿作了近百处修改。

在此前后，韦君宜还到有关领导机关，甚至直接找了邓力群、胡乔木，为张洁及其书稿做了解释、疏通工作，给了张洁切切实实的支持和帮助。

1981年12月，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听到各方面意见，张洁决定再一次修改《沉重的翅膀》。

1983年9月，张洁在编辑部的帮助下第三次修改《沉重的翅膀》。为此，并再到曙光汽车厂等单位体验生活。其后，经过深思熟虑，作者对小说作了成书以来最大规模的第四次修改。年底竣工，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重写过，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而总篇幅竟有所削减。

在作者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韦君宜始终给予热情的关注。1983年11月，她写了长达四页纸的审读意见，对修改稿作了充分的肯定，并逐项提出作者和初、复审遗留的问题，请作者最后改定。

这样，《沉重的翅膀》的第四修订本比之原作在政治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显著提高。1984年7月，修订本正式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并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张洁说，（她是）“一个施大恩于我的人”。为了作家们的健康成长，为了百花盛开的社会主义文苑更加璀璨夺目，韦老太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倾注着自己的热力和心血，一如那执拗地爱恋着人世，不甘心、不愿意消失，而竭尽全力继续给大地以热能和绚丽色彩的、满怀悲壮激情的夕阳！

三

纵观韦老太的人生道路，我们不难发现，她从人生的初春到晚秋，可以说是一刻不停地执著地追求着真理和崇高的境界。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湖北建始人，1917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北京，1936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日寇的铁蹄蹂躏祖国大地、我们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候，这个“一二•九”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女战士便告别了清华大学的师友，由武汉而重庆、成都，终于在1939年初辗转来到延安。刚到延安不久她就当了《中国青年》的编辑。此后做了三四年教员等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她被动员去参加《中国青年》的复刊筹备工作，此后就再没有离开过编辑工作岗位，先后担任过《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副社长等职务，1981年2月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1983年，她以65岁的高龄担负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重任，直至1986年1月离休，但仍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期刊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韦君宜诞生在一个从知识分子变为旧官僚的家庭。父亲是清末出国、民初归国的在日本学铁路的留学生。他从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解职后就在租界里当了寓公。母亲是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在这样的家庭里，她从小接受比较严格的家庭教育。旧社会富裕人家大小姐能够享受到的一切，只要她愿意当然也都能得到。但是，打从上天津南开中学的时候起，她就受到丁玲、周扬乃至郭沫若、鲁迅等左翼文学家的影响，到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头一年，她就成为“一二•九”爱国救亡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可以说，从大学时代开始，革命就代替读书成了她的主要生涯，她从此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和那个时代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她是先接触革命文学后参加革命实践，由一个纯真的爱国者进而成长为一个赤诚、坚定的革命者的。她当时是在受到家庭软禁的情况下，坚决地放弃了旧官僚家庭给她安排的优裕舒适的生活，以及一切令当时许多年轻人艳羡的、诸如出国留学之类的出路，而十分自觉地、百折不回地奔向抗日圣地延安。这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是因为当时“正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啊！（见韦君宜《海上繁华梦•我的文学道路》）

如果说，她之投身革命还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革命事业爱得真纯，爱得执著，爱得实在，可以说没有掺杂什么个人名利的私心。所以经过几十年的折腾磨练，她的革命信念依然坚定不移，而作为真诚的革命者，却显得更加成熟了。

1939年她刚到延安时，和许多奔向延安的知识青年一样，她想不是到“陕公”（陕北公学），就是“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没想到，当时的中央青委第二书记胡乔木亲自到招待所的窑洞来找她，说她是老民先队员，青年工作做久了，笔杆子也可以，而现在《中国青年》又很需要人，希望她去当编辑。她便不加计较就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1953年她在《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岗位上，虽然只有35岁，按照中组部提出的团中央应更新换代的要求，她却成了当年的输送对象。输送到哪里去呢？原来是要送她到一个工学院当党的领导干部。她有点慌了，赶快给胡乔木写了封恳切的信。大意是说，自己比较喜欢文学,希望乔木同志从中为力，另外安排合适一些的工作。结果是分配到中国作协。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编辑工作。显然，这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的委托，是为了党的事业。从我认识韦老太以来，就不止一次听她讲要当个好编辑就不要去谋官位，不能成官迷。她曾坦然地对我说：“比如我，假如想当官，我是要后悔的；因为我的很多同学早已做了官，我要想做个像点样子的官大概也不会太困难。可是我觉得，编辑工作既然是很有意义的革命工作之一，就要安心去做。”

韦君宜这一代革命者，是经历过中国革命的许多坎坷的。党的工作的一些严重失误，她自己和最亲近的人，还有一些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学都曾深受其害，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深感痛惜。但这些挫折并没有使她消沉，而是促使她进行严肃的思索，从而使她觉醒，成为更清醒、更成熟的革命者。试看她在“文革”之后写的文章，如《编辑的忏悔》、《那几年的经历——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等等，以及那些回忆蒋南翔、冯雪峰、胡耀邦等老同学、老同事、老上级的文章（见韦君宜《海上繁华梦》），即可见一斑。而更能体现她的清醒和冷峻的，我以为当推她的悼亡文章《当代人的悲剧——悼杨述》(载《当代》1980年第4期)。

此文夹叙夹议，历数杨述这个党的老干部、这个迂夫子似的老实人如何被打成“三家村的伙计”，以及他所受的种种冤屈和终于觉醒的过程。最后韦老太沉重地写道：“在稍稍静下来之后我才来回想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止是我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人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冷峻的批判入木三分。文章发表时她坚持用《当代人的悲剧》这个题目，显然也颇有深意。冰心说韦君宜“是一位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此文就是一例，确实可以说是以其特有的“质朴真挚”而扣人心弦、发人深思的优秀的反思散文。

韦老太沉痛抨击党的历史上的种种失误，决不意味着她的革命信念有所动摇。毋宁说，惟其爱之深，才期之切吧！

有一件小事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在1989年2月申请去美国探亲，4月获得入境签证，只买到了6月14日的离境机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纷乱尽人皆知。我每天依然上班工作。因为离出国的日子尚远，还没有向韦老太正式辞行。不知她听谁说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当代》编辑部的同事告诉我：老太太两次打电话找你，让你回个电话。其时她正有《记周扬》等稿子在我手里，我还以为她急于想知道稿件的处理意见。我知道她那时只能靠轻便助行器慢慢地移步才能挪到电话机旁（为免干扰，电话并不是装在她的卧室里），挂通电话后便静静地等着，终于隐隐能听到脚步的挪动声了，感觉到她拿起了话筒，我便急忙问她是不是关于稿子的事。她却说，不是的。听说你就要去美国探亲是吗？我说，是的，还有一个多月才走呢！她便很严肃地说，何启治，你听着，不管现在怎么乱，不管我们国家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一定要回来！你明白吗？你一定要回来！那种关心，那种急切，就像叮嘱自己的亲人无论如何不要忘了母亲似的。我忙一迭声地答应，我明白，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一定会回来的！心里像平添了一团火似的，眼眶立刻发热潮润了。老太太她这是为了什么？她这流露出来的，全是一片对祖国的挚爱和对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的深情啊！

四

1986年4月21日，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一间简朴的会议室里，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的筹备会正在进行。席上一位头发灰黄的老太太心口有点闷，她端起茶杯刚刚呷了一口茶水，突然咯噔一下，便感到恶心、头晕，周围熟悉的人立即变得模糊不清，天花板仿佛也摇晃起来。但她心里还明白，知道其时葛洛正在发言，她嘱咐自己一定要坚持住，等发言告一段落再让作协派车送自己回家去休息。但她的手终于不听大脑的指挥，茶杯啪的一声砸在桌子上，她身不由己地倒了下来。一片混乱中有人捡起了她的眼镜，汽车飞驰着把她送到协和医院。是脑溢血——高血压、脑血栓加上过度疲劳的结果。现代医学从死亡的危险中把她抢救过来，她就是当时会议的主持人、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韦君宜同志。

她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才不过几个月。此前的几十年里，这个被冰心老人称作“极好的作家“的人把自己大半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革命斗争和文学编辑出版工作。作为编辑家和出版家，她有自己杰出的贡献。然而，从学生时代开始，她就喜欢文学创作。她有10年老解放区的生活积累，她有学运和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她熟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出身的那种大家庭。她有好多东西可写，有好多东西想写。然而，就在她刚刚可以把主要精力转到文学创作上来的时候，却不幸病倒了。生活对她开了个多么残酷的玩笑！

不过韦老太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记得那年作协开代表大会，我陪她到代表们的住处去看望与会代表时，她就曾对因脚伤半卧在床上的黄宗英说，我们可不能把自己当作寡妇悲伤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啊！她自己确实是这样做的。杨述病逝时她好悲痛，却很快就从悲伤中振作起来，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坚持名副其实的业余写作。如今，她成了病残人，在病情稳定后，又一边作康复治疗锻炼，一边尽力多少写一点东西。

“文革”之前，她只出版了一本谈青年修养的短文和随笔的结集《前进的脚迹》（1954年，青年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女人集》刚刚排出清样，未及付梓，“文革”的浩劫就开始了。待拨乱反正历史新时期的曙光普照大地，她的作品也像迎春的鲜花一样在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里一朵接一朵地绽放了。先是搁浅十多年的《女人集》（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继而依次是散文集《似水流年》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集《故国情》（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札记《老编辑手记》（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母与子》（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旧梦难温》（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散文、杂文集《海上繁华梦》（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等。

她的散文和杂文比较接近现实生活，及时地反映了人们所思所想，常能体现一个老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而文字朴实无华，感情真挚，发自肺腑，常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如《我们都发横财了吗？》，《应该敢提“俭”字》（均见《海上繁华梦》）等等，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读者中颇受瞩目。《海上繁华梦》和《婚礼谈往》（见《故国情》）就是完全由青年读者投票而获《青年一代》的年度优秀作品奖。而刊载于《人民文学》的《病室众生相》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真可谓天衣无缝的散文佳作。

她的小说，也多有散文化的特点，常能在白描中见出写人状物的文学功底，又能在塑造形象、铺排故事中见出思想的深度。这些特点在最早的小说集《女人集》中就已显露出来，而到了荣获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洗礼》，就更加炉火纯青了。前辈作家丁玲在见到《洗礼》时，喜不自禁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忍不住要放下别的工作写文章向读者推荐说：“韦君宜同志从事写作四十余年了。早在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就发表了她的《龙》，当时就很受人注意。……我读她的《洗礼》感到她的文字功力很深。作者的思想深度和处理故事的能力，都不是一般作家所能轻易达到的。她的文字朴素无华，清湛如一湾静水，却又深深埋藏着无尽的汹涌波涛，引人深思，令人心神激荡……”（《我读<洗礼>）》，载《当代》1982年第3期）其小说创作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但如果你问韦老太自己有什么得意之作，她却会很平淡地说，没有，没有哪篇满意的。这话自然有谦虚的一面，但也有一点道理，因为她实在也是写得太匆忙。写作也像她平时说话、做事那样，总是急急忙忙地赶着写，赶着做。我想，如果给她更多一点时间，让她有更充裕的时间去生活、思索、提炼，让她写得更从容一些，理当会写得更多，也写得更好一些吧。

1990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建社40周年座谈会，许多来致贺的作家都希望她能出席大会，以便能在会上见见她。但她说除了行动不便，医生也禁止她出去活动，她在人多的场合就头晕。谈到这些令人遗憾的情况，一位诗人、多年在她手下工作的老编辑王笠耘很有感触地说：“韦老太还是退晚了，如果早两年从第一线上退下来，身体大概不至于垮得这么快。”

其实，韦老太就是特别认真执著的人，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写作，她都是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她自己在文章中也对这类问题作过坦诚的回答：“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海上繁华梦•编辑的忏悔》）正是这种赤诚和纯真，使她总是认真执著，全力以赴呵！

如今，康复不大见效，又加上脊骨疏松，韦老太卧床已经两个多月，她的生活都要保姆照料，已经不大能用手写作了。我知道，除了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她还有一部叫作《思痛录》*的手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和读者见面；而她心里想写却尚未成文的东西又该有多少呵。她还能把它们写出来或通过口授笔录成文吗？呵，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唯有在心里存着最美好的祝愿。

在人生的长途上，韦老太已经坚毅执著地度过了74个春秋。虽然她如今仍然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但留给她的时间大概不会太多了。她把毕生的精力，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自己所挚爱的祖国和理想的事业。不管生活怎样委屈了她，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曲折，她总是一往无前，无怨无悔，一丝不苟，全力以赴！

在曙色熹微中，我却仿佛看见，夕阳的坚韧、热情、绚丽和悲壮，已在她的身上铺染上一片庄严而又动人的光芒。

附记：

2002年2月16日中午，与病魔搏斗了16个年头的君宜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她在《五月的鲜花》的音乐声中远行。

1993年，她在病床上以超人的毅力，用左手（她是左脑出血造成右半身偏瘫）写成反映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稿件按工作的分工由我终审。我在被小说的思想力量所震撼的同时，向韦老太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一，是主人公随革命队伍辗转到达晋察冀边区时，见到一大片绚丽夺目的罂粟地，露沙不知道这就是鸦片，大呼小叫后才听说这是边区为了换钱给解放区买武器、药品而种的鸦片（约一千多字）。公开说我们共产党种鸦片好不好？其二，是一些生活化的描写涉及个人隐私，作为纪实色彩很浓的小说好不好？我说，你是我们的老领导，这两个问题如何处置全由你决定。老太太的答复是：共产党种罂粟这一大段全部删去，其他则全部保留，一字不动。

我们当然是照办了。这就是1994年6月第1版的《露沙的路》。若干年后，一次笔会上和蒋子龙谈到这件事。他半开玩笑地说，老何呀，你可干了件坏事啦。调侃中，颇有点惋惜的意味。现在想来，我的意见也许真是多余的话。君宜同志，你泉下有知，会原谅我吗？听说我们人文社正要出版你的五卷本全集，能否找到原稿把这一段补上呢？

此例说明，韦老太的思想比我辈还要解放，我们向她学习，首先就要学习作为一个真诚的革命者的思想解放。

2012年6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