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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小镇奇人异事》的道德史书写及东方呈现

    时间:2021-03-02 07:52: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小镇奇人异事》是哈金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记忆中的乡村,将笔触重点放置于对民众精神状态的开掘之上,由此描写了一幕幕道德失范的故事。通过人物活动建构小镇道德史,在小镇看似平和的空间中,上演了诸多群体暴力的游戏。最终,作者通过身体表露道德,通过人性展现道德评价,并通过群体性的道德失范达成对于小镇道德史的破碎书写,书写之中,也隐含着作者对于东方的呈现策略。

    [关键词]《小镇奇人异事》;人性;道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小镇奇人异事》中,以各自独立实则具有联系的短篇小说,描述和呈现已远去的特殊时代的乡镇故事。作为社会隐喻的乡镇空间成为哈金心中古乡村的代表,充满欲望的男性女性、蒙昧而不知的民众、不自觉被暴力影响的儿童,等等,形形色色的乡镇人物一起合力填充了《小镇奇人异事》的故事空间。哈金期望通过自身的过往经历与记忆对此加以呈现,然而记忆总是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并被加以筛选或是遗忘。哈金在《小镇奇人异事》中呈现出的生存情态、对于小镇的书写带着个人的选择,对以小镇为代表的东方世界的呈现,带着策略性的指责。“新移民作家”本身便包含着此身去国离乡,远赴域外的指向,站在一定的时空之外,观看家乡过往,并在域外的环境中将故事付诸笔墨,这便不得不经受时空的挑战。文学创作的异质环境,自会对作家思想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远距离的观看过程中,即便作家想要以真切之笔展露真实的过往,其笔下的故事也势必会发生变异,成为了既让外国人新奇,也叫中国人新奇的变体故事。从以往的创作历程来看,无论是短篇小说集《在红旗下》《新郎》《小镇奇人异事》,还是长篇小说《池塘里》《等待》,始终存在着一个中国的核心背景,书写中国往事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母题。2005年,哈金所提出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便是一个向故乡内转的有力佐证。他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和‘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1]89表明哈金心中还保留着一部分叙述中国故事的本土立场,也展露出新移民作家在书写中国故事时所遇到的麻烦,即域外的新移民作家,在还原故土往事时因时间和距离的影响,会显露出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极有可能造成故事的变异和不真实,无法反映真实的中国。这是新移民作家身份变更后在创作中产生的并发症,始终难以避免,这也极容易造成上文所提到的问题,即新移民作家笔下的故国故事,往往带着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变异,会使中国人与外国人产生同样的好奇,思考之后便会发现这种好奇心理的产生多半是源于不熟悉,这便指向了哈金在小说创作中的东方呈现策略。

    一、身体:道德的外化修辞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活审美化的思潮对文学叙事影响逐步加大,在此期间问世的代表性作品大多受此思潮的影响,诸如《兄弟》《檀香刑》等均带有大篇幅的对于身体的描绘,加重描摹人物身体的最终目的便在于达成作者最终讽刺或是疗救的愿望。在现代性的视野下,身体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也变成了一种实验系统或是行动模式,身体的发现被作者赋予诸多内涵,成为表现事件变迁、社会现状的有力载体。福柯指出:“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2]因身體带着不自由的色彩,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别人眼中的“他者”,通过对于身体的描述,那些隐藏于特殊时代之下的肮脏、吊诡的事件与人物的精神状态得以一一浮出地表。

    哈金在《小镇奇人异事》中以小人物关照整个时代,以小乡村中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一部“乡村道德志”,在暴露乡村生活的腐朽与黑暗部分的同时,也不乏温情的回眸,但这回眸最终只是悲情的点染。而对于乡村之中隐蔽的黑暗面的暴露,一方面展露出作者一以贯之的故土关照,另一方面,也带有着吸引西方语境中读者注意力,以特殊的故事满足西方人对于中国想象的嫌疑。纵观全文,哈金多次以浓墨重彩的笔触书写女性的身体,诸多问题多半是由身体所引起,并给人们带来磨难,在这里,身体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成为哈金披露此种状态和展开道德颠覆的切入点,乡村的道德缺失首先通过身体展现出来。

    《小镇奇人异事》展开的背景为特殊年代,道德的缺席成为此部小说集最明显的指向。《光天化日》讲述一个游街的故事,从文本表层看,只是一个民间妇女出卖身体获取利益和快乐的泛化母题,若按平常理解,穆英的行为不过是红尘男女所犯的欲之大戒,但是作者却对其进行了另一番处理。哈金新移民的特殊身份,使其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浸染,小说中不断隐隐流露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寻找,并赋予女性自我发现和反抗的特质。小说中穆英是因为自身对爱欲的渴望而选择了做暗娼,其形象的塑造带着女性满足自我快乐和争取身体自由的色彩。而文中看客的姿态同样重要,这再次复现了鲁迅先生所开启的“看”与“被看”的模式,哈金借旁观者观看游街闹剧的过程,显露出道德缺失的现象。作者通过文中观看者的视角对穆英的身体进行描绘:“她有点胖,可因为长着长腿长胳膊,显得很气派。我们这里大部分女人脸色憔悴,可她却白白亮亮像新鲜牛奶”。[3]5文中的穆英是个暗娼,为了钱财与欲望而甘愿出卖身体,正是身体促进了事件的发展,牵扯出道德的问题。文中对穆英身体的描摹并不露骨,但是无疑,穆英的身体成为众人观看的一种存在物。当身体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便暗暗的表现出一种不合理性。当作者从观看者的视角切入时,便可以清晰地洞察到观看者的内心活动,传达出看似正派的人内心所压抑的情欲,身体勾起了观看的幻想,也使身体成为测量道德的标尺。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这种描述的话语恰是出自于孩子的视角,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和文中的成年人一起参与对他人的迫害,无视人的生命与尊严,道德的缺失源于童年时代。在这里的捉奸成为了一场群众在禁欲年代释放自我欲望的幌子,穆英的身体成为群众意淫的对象,对其身体的过分关注,从侧面牵扯出礼德缺失的乱象。

    人们对于身体的过分关注显示出禁欲时代的群体压抑,哈金以身体颠覆道德,不失为另一种书写策略。对于身体的敏感也是欲望压抑年代的一种群体心理,《十年》中的学生会因目睹了文丽对苗健展示身体上的疤痕,由于苗健吻了一口疤痕而大惊失色,并告发他们,由此将一个温柔娴静的老师慢慢地推入暴躁悍妇行列,身体在这里成为牵引道德选择的绳子。《男子汉》的故事同样源于身体的不忠,小说中的尚柱因为淑玲的不忠而邀请民兵去家中对其施以强暴,看似一个完全不合常理的故事却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文中对于强暴过程的描绘涉及到女性的诸多身体器官,淑玲的身体被侵害,成为展露施暴者道德的镜子,在淑玲身体上施暴的事件显示出道德的失落。而文中最后郝男的男性能力的丧失恰是一种对于道德缺失的惩罚,哈金却将这种惩罚付诸在尚存良知道德的郝良身上,文中其他施暴者却丝毫未受到影响和惩罚,这是道德缺失时代的一个吊诡现象。

    在《小镇奇人异事》中,哈金以对身体的书写作为揭露道德破碎的引子,对于他人身体的暴虐举动表现出人们突破正常规范并行为失控,身体成为了一种检验道德的装置。对于女性身体的狂热和种种迫害行为可以一窥在所谓禁欲的时代,群众看似心如止水的心态下掩藏起来的那部分潜意识,以及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欲望的深深渴求。身体在这里成为道德表现的一种外化修辞,对于身体的认知与表现折射出群体的心理状态,因而直指道德失序。

    二、人性:道德评价的符号

    哈金对于道德缺失的表达是多方面的,并非仅仅通过身体这一修辞予以展现,身体本身的内涵极为丰富,作为一种道德的载体,关联着相应的历史、文化乃至时代。从身体这一修辞继续向外延展,站在道德价值的角度而言,道德直指并展露人性,人性成为道德标准的体现物。与身体一样,人性成为哈金书写小镇道德史的另一侧面,从中同样可以窥探道德的缺失状态。

    没有过分的溢美,也没有过分的悲怆,哈金在《小镇奇人异事》中以一种近乎白描的平实笔法构建出一幅农村社会的众生相,揭开人性变异下的种种。人们生生死死,愚昧且健忘,思想处于未开化的状态,人性的浅薄使他们互相伤害,且不自知。

    道德的瓦解通过人性的撕裂予以传达出来,哈金意在通过人性表现道德的破碎乃至消失的状态。

    《复活》中的鲁汉因为与福玲通奸暴露而遭遇严厉的审判,但审判的目的并不是基于任何的合理因素,既不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又不是给双方一种惩罚,审判的重点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这里的审判者一遍遍地问及那些通奸过程中的细节并发笑,表现出旁观者的无耻嘴脸,而鲁汉无疑成为他们戏耍和窥视的对象。审判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对通奸的鲁汉或是福玲以任何的惩罚,重点在于通过审问满足他们内心的病态好奇。他们非要揭开那些有关男女两性的隐晦而神秘的内容,以满足自己的心理期待,却在不知不觉中组成了一个无主名杀人团,导致了鲁汉的悲剧。如此,审讯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寻求公平和正义,审讯的价值被歪曲。直至结尾,走投无路的鲁汉被迫自我“去势”,停止这场闹剧的代价便是自我阉割,审判者为满足自我好奇而展开的泯灭人性的无休止的逼问,造成了一个愚昧的人最终的悲剧结局。人性的丧失,直指特殊时代的道德缺席。

    《小镇奇人异事》中的道德定律在对人性进行层层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断裂、粉碎。人性在这里成为衡量道德的一个砝码,我们必须考虑到故事所发生的特殊年代,是时代的外力将人们正常生活的轨迹打乱,而唯有这种轨迹的偏差,才使人性得以展露出来。施暴者的无所忌惮和被施暴者的不知反抗构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讽刺的背后是小镇之中道德感乏善可陈的乱象。然而对于乡镇道德史书写的暴露倾向,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乡镇书写的任何一脉,作为新移民作家的哈金对于乡镇的描述,表面上是复现了民间生活驳杂的原状,实则带着极大的筛选乃至有自我想象的成分存在。正如刘俊所言,哈金的创作带有“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东方主义’的痕迹”[4],在道德史书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作者文化心理指向之下的东方呈现。

    三、道德书写下的东方呈现

    作为移民作家的哈金得以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之外书写记忆中的故土往事,新移民作家的身份给予其看待世事的双重视角。其文化身份中的中国精神始终停留在身处祖国的时期并与当下产生了断裂,近些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变淡。

    哈金选择站在时代的高度书写记忆中的乡镇,并且有意识地避开了对于具体事物的描摹,使读者感到历史真实的方法并不是对事件的宏大呈现,而是隐匿于字里行间的细枝末节。在《小镇奇人异事》中,哈金有意识的突出特殊时代的大背景,通过一些符号表现出来,对于乡镇的具体细节描摹则几乎绝迹于文本,这无疑于侧面传达出了哈金在进入历史时的力不从心。这不是哈金无意的疏漏,而是因为他的经验有限,对于故土记忆的模糊,使他无法进入真正的历史当中,因而便无法还原历史深处的细节。哈金一面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探讨人性和乡村道德史,一面进行更深层的开掘,在想象东方之后,暗暗地传达出自己对于东方的观看理念。

    哈金将身体书写作为一种颠覆道德史的策略,对于身体的过分关注与对于涉及性问题的狂热便意味着特殊年代群体意识之中道德的消减,身体成为颠覆道德的一种有力形式;人性成为检验道德史疏漏的标尺,在这个标尺之下,诸多违反道德与人性道义的故事一一上演。人性成为哈金颠覆小镇道德史的又一书写策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场景便是时时出现的群体性狂欢,互相迫害,欺压弱者,互看彼此出丑,从侧面揭示出群体道德的缺失。哈金描摹出一幅群体性道德失序的状态,最终构造出一部解体的小镇道德历史。

    刘俊等学者指出,哈金笔下的故事虽以华人为主,但是隐含的文化立场却没了多少东方的意味,而且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背景下的“东方主义”的痕迹。如此,哈金的写作立场便值得商榷,哈金笔下的这种东方主义的内核已经发生变化,这种东方主义也被学界总结为“新东方主义”,即在传统的东方主义的框架之下,对于故土的回溯,加入了作者自我認知的调试,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实的历史。哈金所选择的英语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作者的倾向,英语写作的语言选择已经确定了其心中期待读者的人群定位,即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哈金对于乡镇的书写,对于带有奇异性色彩故事的描绘,对于男女两性的隐秘书写带有着刻意的影子,他选取完全符合西方读者心里预期的故事:黑暗、暴力,契合对于中国的想象。所以《男子汉》所书写的对于暗娼的斗争、《主权》中展露的黑暗且暴力的故事、《选丈夫》中充满宿命意味的婚姻抉择、乃至《春风又吹》中反转的荒谬闹剧,便成了哈金期待中的西方读者乐于享受的餐宴。对于东方的摘选和策略性的呈现,使哈金无法摆脱“新东方主义”的嫌疑,披着东方色彩的外衣,传递着西方主义的价值,通过道德史的书写,哈金呈现出的是一个被选择后的古乡镇,然而在这种选择之后,愈发加深了西方读者的误读。

    四、结语

    《小镇奇人异事》中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绘,展示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乡村风貌。在哈金看似平淡而淳朴的笔触之下,暗藏著不平淡的躁动内核,在小镇的密闭空间中充斥着性与暴力,人们麻木且愚昧,热衷于带着嫉妒地相互窥探,礼缺而失序。乡村的阴暗与人性的蒙昧带来一场场道德缺席的狂欢,温情与悲情皆有之。哈金通过身体展开道德颠覆,通过人性展露道德隐匿之下的阴暗面,写出逝去时代的群体道德缺席症。哈金以为如此便展现了特殊时代的真实的乡村,而实际上,他对于《小镇奇人异事》的道德史的书写,始终带着“东方主义”的影子,因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在肯定哈金小说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身上显露出的“东方主义”的创作立场,这着实是个难以调和且值得商榷的两难命题。新移民小说家总是习惯于回望远方的家国,并以此作为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来源,而如何呈献给世界一个真实的形象,仍是新移民作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邱华栋.哈金:中国底片和美国景深[J].南方文坛,2009(6):85-89+106.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54.

    [3]哈金.小镇奇人异事[M].王瑞芸,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

    [4]刘俊.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15.

    [5]桑东辉.道德风俗的嬗变与渤海民族的消亡——以渤海婚姻家庭习俗为例 [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74-80.

    [6]王雷雷,王建光.“道德绑架”现象探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4-19.

    The Moral Writing and Oriental Present The Town is Strange

    YU Chun-ling,MA Hai-ya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Tia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70,China)

    Abstract:The town is strange was a representativ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of Ha Jin,the writer have made line drawing to reappear the rural stories in his memory ,and emphasise the people"s spirit claim,so described several scenes stories of moral disorder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 moral characters,in the peace condition of small town,perform many Group violence.Finally,the writer by body show moral,by humanity show moral evaluation ,and by group moral disorder reach the broken writing of the small town moral history. And in the writing,implicated the writers Oriental presentation strategy.

    Keywords:The Town is Strange;humanity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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