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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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联共（布）党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设置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和高等教育部经过一系列部署，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教材，明确课程教学基本规范和要求，推动了该课程在中国各级院校的系统化学习。中苏党际关系和反思苏联模式等原因，致使该课程于苏共二十大之后被废止，但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动员、理论借鉴和实践参照意义，以及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的积极贡献值得肯定，而给予我国历史教学和党史学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129—04
在民主革命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教程》”）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理论教育、干部教育和历史教育，学习苏联革命经验的“中心材料”，更是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的“百科全书”。[1]56建国以后，基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等时代需要，《教程》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主要教学科目——“联共（布）党史”的唯一审定教材，成为全国高校和党校学习的必修课程。而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联共（布）党史”课程黯然退出高校课程教学序列，宣告建国后学习苏联运动的式微。以《教程》为中心，考察“联共（布）党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在各级院校中的设置源起、经过、规范和废止，既有历史意义，又有学科发展意义。
一、“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的缘起
早在中共“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教程》的学习指向就发生了转向，即要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开始为未来国家建设准备组织（干部）基础和理论基础。建国后的国内各级各类高校，就是承担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任务的重要载体。而将“联共（布）党史”纳入高校课程体系，既是出于中苏党际渊源，也是源于复杂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教程》本身之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具体说来，“联共（布）党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发挥着三个方面客观作用：一是有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发动和思想动员。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酝酿和提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就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和指导实践。而系统学习《教程》，就是明确联共（布）党史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意义的有效方式。特别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至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以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导和协助下，围绕以《教程》研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动员在全国展开。高等院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领导者的阵地，系统学习《教程》既是课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就其作用而言，此举有助于从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有助于从全局的观点出发并有重点地进行学习，有助于理论应联系实际。[2]二是有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模式仿照。《教程》记录了联共（布）55年的发展史，特别是其中的第9至12章，记录了联共（布）从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再到苏联新宪法的颁布17年的历史。在这17年中，联共（布）积累了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急于寻求社会主义改造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蓝本”。三是有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借鉴。刘少奇曾经指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3]155如何在中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走向社会主义？以《教程》为蓝本的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史，提供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这两条根本的经验。不仅如此，《教程》所述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理论方针、实践经验，与中国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高度契合，成为《教程》在中国的系统化学习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可见，用“联共（布）党史”取代其他理论科目，并一统高校“马克主义基础”课程，实属合“情”合“理”。
二、“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的步骤
正如上文所述，《教程》在党内的学习转向主要发生于解放战争时期，但是作为全国高校“联共（布）党史”课程的中心教材，即“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的设置，则在建国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过程。
“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首先是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调整开始的。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规定华北专科以上学校过渡时期公共必修课一至四年级均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4]21951年教育部取消“政治课”名称，“社会发展史”课目增加讲授“辩证唯物论”部分，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的课目，着重于讲授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4]91952年9月1日，中央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指出“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5]318巧合的是，《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正是由斯大林捉刀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成为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文本依据。同时，随着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就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而《教程》作为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恰逢其时。
1952年10月7日，为加强和提高高等学校学生系统的理论教育，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指示》规定从1953年起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一年制的专修科除外），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其中主要教授“联共（布）党史”，学习时数与“政治经济学”相同，即讲课时数34，课堂讨论时数16，讲课次数17，课堂讨论次数8。课程分别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第三学年度第五、六学期开设，每学期17周。[4]14三周之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局关于培养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师资的计划，指出“现阶段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在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助教，从工作中培养他们成为高等中等学校中新的政治理论师资”。[6]445西北局除选派42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外，在西北大学设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开设新民主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包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为主的课程。同时在西北师范大学设置政治教育系，分学年开设相关课程，其中第二学年开设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主要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教材。
1953年2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1953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必修课程的通知》发布，强调“现因有些行政区教育部及学校来文要求明确规定马列主义基础在哪一年级开设，经我部研究确定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一年的专修科除外）自1953年度起，有条件者即在二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改为三年以上各类型高等学校的三年级必修课程。”[4]157月6日，高教部发布《关于各政治课学习期终总结办法的规定的通知》，规定每学期期终考试结束后两周，寄出总结材料。随着四门政治理论课的开设，“联共（布）党史”等相应的教学大纲也分别制定出来。
三、“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的规范
随着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建设的逐步推进，“联共（布）党史”课程的教学管理和要求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及高等教育部的进一步规范。
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等4门课程。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工、农、医二年制专修科二年级开设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要求“所有二年制专修科应在二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学时为一三六。”同时，“工、农、医科的二年制（医科为二年半或三年制）专修科从1954年至1955学年度起，停设‘马列主义基础’，改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九至十二章为中心内容，结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进行教学。”[4]18
1955年3月1日，为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中央要求“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7]734月27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规定从1955年“高级党校的课程共五门，即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此处学习苏共党史即是学习《教程》，核心是第四章第二节之内容。
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对1954年政治理论课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对各类学校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学时，除历史系的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属业务课）的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外，其他系科一律都开“马列主义基础”，学时分102与68两种，（后者可自愿开至102学时）。[4]27同时，在开设顺序上，一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础”，102学时的学一年，68学时的学习一年或半年皆可。此规定从1956-1957学年度开始实施，其中综合大学的法律系、历史系、新闻系、哲学系、国民经济计划和政治经济学专业、部门经济各专业、中国语文系、外国语文系、理科各系，政法院校、财经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外交院校，以及师范类院校的历史系、中国语文系、教育系的课时数都是102节，医药院校，师范院校的外国语文系和理科各系，以及林业和工科院校，课时数为68节。[4]29-30此外，全国部分院校还设置了马列主义相关专业和系，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马列主义基础系，为高校培养马列主义师资。
四、“联共（布）党史”课程的废止与评价
苏共二十大前后中苏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此次会议也对高校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带来不小冲击。我国高校不再讲授苏共党史（主要是《教程》），而改为国际共运史。究其缘由，主要是受到国际局势和党际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所致。
因此，1957年4月12日中央提出高校政治理论课有“脱离政治的教条主义和歪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倾向”等问题，教育部随即发布《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该草稿规定，“从1957年暑假起，作为政治课的联共（布）党史等四门课一律停开一年或二年，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同时将原“马列主义基础”的教材“苏共党史简明教程”（即《教材》），改为社会主义原理的专题讲授。同时规定原“马列主义基础”师资，即过去教授《教程》的教师，也改教“社会主义教育”。[4]33-357月12日，高教部正式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材料，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和理论教育，分别被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和政治运动代替。由此，“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的使命终结，《教程》也结束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正本”时代。
虽然“联共（布）党史”课程及《教程》退出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序列，但其影响深远。一方面，该课程的设置既培养了大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干部，同时更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成为中国人习得“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来源。另一方面，通过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核心课程的设计与定位，推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文本在中国的系统化、组织化的社会传播，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再一方面，《教程》作为苏联史学政治化的典范，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史实谬误、理论僵化和个人崇拜等非科学因素，对我国的历史教学和党史科学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是以领袖活动为中心党史编撰主旨，以路线斗争为主线叙事模式，以及对中共党史编撰体例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整风文献（订正本）[M].上海：上海新华书店，1950.
[2]为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作好准备 中央一级机关举办理论教员辅导员训练班[N].人民日报，1953-05-21.
[3]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刘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