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

时间：2021-03-25 07:58:0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关键词：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F 08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法律学术史上，“法理学”、“法律哲学”这类名词源自何时?如何演变及传播?早先的学者对它们又是怎样界定和认识的?对这些并非无关紧要的知识性问题，法理学界至今仍语焉不详。郑永流在谈到欧美法哲学名词的传播时认为：“许是受穗积陈重”等的影响，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法理学”一词。而且，他特别指出：“法哲学一词在中国的应用与传播尚待进一步发掘资料以资确考。”^[1]舒国滢也认同我国台湾法理学家、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的洪逊欣关于汉语“法理学”一词源自日本的说法。舒国滢说：“汉译‘法理学’一词源自日本，确切地说，来源于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对德文Rechtsphilosophie一词的创造性释译。”(舒国滢.法理学学说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J].法学，1998(10)：10.另见舒国滢.走出概念的泥潭——“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辩[J].学术界，2001(1)：104.)洪逊欣先生认为：在日本，法理学名词的演生，初有“性法”，嗣有“自然法”等学名产生，后又使用“法科理论”、“法论”的名词。迨至明治14年(1881)，东京帝国大学穗积陈重教授，创造“法理学”一词，用以讲授法根本问题的课程。在中国，“按法理学之名辞最初产生于吾国，似系由于教育部仿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为东京大学)，在第二次大战前，所用法理学之名称，规定‘法理学’为大学课程而来。”^[2]

但“法理学”或“法律哲学”一词的引进、认知、认同过程与方式，仍然有必要根据史料予以查考，以认清前贤对“法理学”、“法律哲学”作为一门独特学问的基本认识，启发今人的思考。本人在披文阅籍之时，对此曾稍有留意。现将所见资料整理成篇，以求方家校正、补充。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法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并没有“法理学”、“法律哲学”这样的概念和学问门类。不过，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已有“法理”这两个字，并被较为普遍地加以使用。《韩非子·解老》曰：“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有理。”王弼注《易经》说：“事无妄然，必由其理。”郭象注《庄子》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法或法律，既然是中国古代人事生活中所存有之现象，不可能没有相应之“理”、相应之“宜”，即“法理”。从字、词上讲，《韩非子·奸劫弑臣》已经有“明法术度数之理”的说法，但明确使用“法理”二字，则可能始自于汉代，如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3]王涣于汉“永安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4]其后，三国时魏国曹操令曰：“夫刑，百姓之命也，……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5]晋“瓘明法理，每至听讼，小大以情。”^[6]南齐孔稚珪上表曰：“巨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古之圣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7]此类历史记载，尚有不少。至元、宋、明时，亦有偶用“法理”二字的文献，如元代柳贯推崇唐律“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 ^[8]。宋代郑克曰：“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9]林之奇《贺汤左相》云：“悉闻文学、法理，精其能。”^[10]明代郑岳说：竹田林任苏州府推官，“悉心法理，每为死狱求生” ^[11]。由此可知，认为“法理”系输入东洋法理学者，实属不确。

但是，古代文献中的“法理”二字，往往指法律事业本身或律学，亦或兼指法的道理、原理、常理，而不是学科系统的法原理或法学说。这不是说中国历代的诸子思想中，缺乏对法问题的深刻思考，或者缺乏法的思想、义理，而是说此“法理”二字，并不意味着就是对这类思想、义理的系统性的学科建构，就是“法理之学”。易言之，此“法”之“理”，未必可用今日所谓“学科”称号。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家的法思想，也未必可以用此“法理”二字来总归，至少在字面的意义上是如此。而文献中所谓“明”或“明达”、“明练”、“雅长”、“工”、“详练”、“悉闻”、“悉心”于法理者，亦并非精通法的原理之意，似乎多属熟悉法律、律学或擅长法律之事。较为例外的是，孔稚珪所言“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莫不资法理以成化”，其“法理”所涵藏的意义，显然具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义理与意蕴。不过，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中，原本就没有“法理学”或“法律哲学”与哲学、其它政治社会诸学科之间的分科。故大概能够肯定的是，中国古代并无“法理学”、“法律哲学”这类名词和学科。

二、清末文献中的“法理学”、“法律哲学”

稽考近代学术史文献，首先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法理学”、“法律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和学术系统，是在清末西学东渐，或者说东学(日本的思想学术)西渐(西进中国)的过程中输入中国的。洪逊欣先生在自己的判断前特别加了一个“似”字，这表明了他的谨慎乃至犹豫之意。因为事实上，“法理学”、“法律哲学”一类名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出现在汉语文献中。到民国时期，它们更是广为流播。

据我已知见和阅读的资料来看，1897年，康有为就开始引入“法理学”这个词。此年，康有为撰成《日本书目志》计15卷，第6卷即为“法律门”，内列“法理学”一目，共17种，书名中含“法理学”、“法理论”者有6种：法理学(石原法学士著)；法理原论(小野德太郎、安藤一太郎同译)；法理学泛论(大桥素六郎)；《法理学丛书》隐居论(穗积陈重)；法理学讲义(法学士江木衷著)；罗英佛苏各国比较法理论(松野贞一郎、伊藤悌治译)。另外有《性法讲义》两种。“法律门”书目之后，康氏有一个综论，指出：对泰西诸国，“观其议律，能推原法理，能推人性中之法，直探真源。”该书目志于光绪24年(1898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印行^[12]。1899年，梁启超也使用了“法理学”这个词，他在《蒙的士鸠之学说》一文中认为，蒙的士鸠(后通译为孟德斯鸠)，“少壮，探讨各国制度法典，并研究法理学。”著有《万法精理》(日本人译为此名，梁启超从之)等书。该文中还有载弗以埃曰：孟氏“谓之为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谓之为法律之理学也”^[13]。“法律之理学”这一提法，在20世纪初的文献中亦曾出现。而在此时，英语Jurisprudence(法理学，法学)一词，在1898和1899年印行的《各国交涉便法论》(英国费利摩罗巴德著)汉译本(英人傅兰雅译，钱国祥校)中，被译为“律学”^[14]。可能其英文原著中Jurisprudence一词，就是仅指“法学”而不是“法理学”。可见，1897年的康有为引入“法理学”一词，以及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使用“法理学”一词，确系受到穗积陈重等日本法学家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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