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然社会中的“孤独者”
时间：2021-04-17 08:23: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自然社会》的写法是比较奇怪的，至少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写作，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它的导论上面。这个导论根本就不像一个导论，而是一个需要读者去努力琢磨的问题。导论一方面告诉我们，孤独的生活需要练习，只有学会过孤独的生活，才能面对恐惧；另一方面又说，孤独者恐惧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来自孤独者想象的社会。
孤独者的生活似乎成为《自然社会》的主线，它想要给我们讲述孤独者的故事，讲述现代人如何走向孤独和在孤独中沉沦的故事，鲁滨孙正是这个孤独者的典型形象。这个鲁滨孙自从在导论中出现之后，就一直潜伏在霍布斯、洛克、普凡道夫、格劳秀斯等早期现代思想家的论说中，直到全书末尾，才通过一个句子再度浮出水面。
不论从主题还是从篇幅上讲，霍布斯的论题对于《自然社会》都有着关键意义，这个早期的自然社会，正是在霍布斯笔下自然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这里，一个又一个孤独的个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活，这种生活在根本上有别于古典政治思想家，例如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种城邦生活。城邦生活是灵魂的生活，而灵魂追求的不仅是肉体欲望的满足，还想要过上一种至善的生活。《自然社会》的思想史叙事从论述霍布斯的政治生活与至善生活的分歧开始，早期现代思想家用社会取代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政治的结果，是从此远离了追求德性的灵魂主导的生活。对此《自然社会》有着深刻的体察，它“通过对政治社会的理性拆解 ”还原霍布斯笔下自然人的经验，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孤独的无灵魂者的生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自然人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无国、无家、没有宗教的状态，恰如亚里士多德描述过的 “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家无邦）的人 ”。
不仅如此，霍布斯笔下自然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恰好与导论中漫游的鲁滨孙的生活状态和体验对应。正如丛林中孤独漫游的自然人一样，鲁滨孙的家园也在他的无止境漂流与闯荡之中。
《自然社会》最终用一个形象的描述结束了有关自然人的分析，它将霍布斯式的自然人描述为一个 “被抛者 ”的形象。“被抛 ”是生命的被遗弃状态，这种对于存在的把握在二十世纪思想家海德格尔笔下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揭示，但是，自然社会并未在这个概念上做太多发挥。在对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的生活状态进行直观把握之后， “被抛 ”一词已足以揭示或预示现代世界的孤独和空虚感。《自然社会》仅限于向我们指出，这个 “被抛者 ”的世界，其实是一个 “没有世界性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成为一个彻底自由和与他人平等的主体，成为一个孤零零存在的个体。
有关霍布斯的思想叙事不可避免地驱使我们想要追问，这个孤独者如何走出被抛的世界？孤独的鲁滨孙是否有可能返家？霍布斯的理论叙事将鲁滨孙返家的故事理论化。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不再像古典时代的哲人那样，在城墙底下独自思考有关灵魂德行的问题，而是想要在政治社会中寻求失去的存在感。众所周知，为了摆脱自然人身处其间的那个充满了战争风险的状态，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将自然法建立在通过建国契约所确立的人为国家即利维坦上面。《自然社会》对这一契约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并且对霍布斯精心设计的契约结构倾心赞赏，因为，在这里建国契约的规范性和共同权力是一道产生的，是“一次制造使自身的规范性成为可能的权力的法权行为 ”。可以避免 “先行履约问题带来的合理猜疑 ”。
契约或者说支撑政治社会的自然法在此成为自然人走出被抛的世界的 “罗盘 ”和“指针 ”。但这却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罗盘和指针，它无法引领我们走出那个充斥着恐惧的自然状态。在孤独的自然人之间存在着一种 “合理的猜疑 ”，这种猜疑妨碍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妨碍了他们基于此种信任缔结稳定的契约。霍布斯笔下的孤独的自然人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在最终设计的建国契约中，激情没有被取消，具有自然人格的主权者，可能会在自然激情的引导下滥用权力，最终导致人为国家的解体。这些无家、无国和失去坛火的自然人，无法走出自身的世界，加入同他者组成的世界，人，一旦成为孤独者，再也无法融入社会，无法面对他人。这是霍布斯以来的现代自然法面临的共同的人性论困境。
遗憾的是，《自然社会》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一自然法面对的共同的人性论困境展开分析，因而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问的空间，它没有回答，为何自然状态之下彼此疑惧的自然人会选择服从一个“有待制造的人为第三方 ”，它也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人为的国家是否只是自然人的所愿，抑或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们的理性发明。在论述从自然状态向人为国家的转换的过程中，它明显忽视了自然状态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恐惧激情，这种恐惧曾迫使孤独的鲁滨孙感觉到神意的眷顾。《自然社会》似乎刻意回避有关人性论的话题，而代之以对自然法的规范分析，始终恪守一种制度性和程序性的解释，其结果是使它的论述无法触及孤独者的内心体验，也使我们无法深刻地意识到现代自然法面临的共同的人性论困境。
对霍布斯来说，激情的动力学的结构是值得分析的话题，毕竟，人为国家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建立起来的，在人为国家那里，因此应该能够体现出自然人的品质和性情。自然人缺失的，在这个自然人建立起来的人为国家中，并不会变得更加丰盈。在自然状态中，没有希望的自然人，不会因为他们创建的人为国家而变得更有希望。在自然状态中，随着人性的不断展开和丰富，自然状态必定自我瓦解。尽管利维坦是一台机器，可它并不简单是一台机器，《自然社会》有关人为国家的分析，显然无视施米特的敏锐判断，这就是利维坦是一个集神、人、动物和机器为一体的多义形象。
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恐惧个体，是否能够摆脱恐惧，是令后来者忧心的话题。恐惧的根源，似乎并非如导论中所说源自孤独者想象的社会，而恰恰源自自然人的孤独感，在霍布斯笔下，自然人因为孤独而产生恐惧，也因为恐惧而克服孤独。然而，在《自然社会》有关霍布斯的分析中，孤独者的身影如昙花一现，很快沉入到冷静而稍显刻板的思想叙事背后。在讲完有关霍布斯的故事后，它过渡到了有关格劳秀斯和普凡道夫的思想叙事中，并且，在后面这些思想家笔下，孤独者似乎消失不见了，社会的概念成为一个突出的概念。有关社会性的线索至少缓和了人们在霍布斯笔下读到的那种恐惧与孤独，也一度使人觉得《自然社会》除了霍布斯之外，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但这条所谓的社会性的线索不过是假象罢了。只需稍微注意作者的分析细节，这个孤独的个体便会浮出水面。
在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权学说中，孤独者的形象再次登场，不过，《自然社会》并未明确揭示这个孤独者，而是追问格劳秀斯是否有可能在新的权利语言基础上确立义务和秩序，并最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回答。人的自然激情较自然法的尺度和规则来说有更强大的力量，仅凭人的自爱，不足以使人意识到有对他人关切的必要，如何从自爱中导出对于他人的关切，因此成为格劳秀斯无法轻易解决的命题。实际上，我们通过思想史也能知晓，在康德将人的自爱发展成为一种实践理性的自律之前，在黑格尔从中发挥出相互承认的论题之前，这个自主的现代个体必将长久地承受孤独者的命运。
相同的结论也出现在普凡道夫那里，尽管相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普凡道夫的自然状态少了一些残酷的冲突，它被描述成为一种前文明的社会，似乎不是孤独者的世界。普凡道夫主张，正是人的意志，才使人以某种不同于物理存在的机械运动的方式来行动，使人的行为具有善恶的道德属性，使人的自然状态成为一种受法律约束的道德状态。但问题在于，人类意志具有的 “自由规定性 ”并不一定会将人的行为引向道德。从意志出发，个体未必能知晓善恶，并以之规范自己的行为。《自然社会》的逻辑叙事使我们不得不质疑普凡道夫提出的社会性主张，尽管表面上这里并不存在孤独者形象。然而，孤独者却如同幽灵一般飘荡在普凡道夫的学说中。普凡道夫设想的自然状态，是人一生下来就处在其中的状态，在这里没有人的协助，也没有任何人类发明，人完全凭靠着自然能力决定。然而，离开了道德的上帝，孤独者如何进入一种社会性的道德的自然状态？
普凡道夫最终不得不依赖国家、政治制度，以保证人的意志的道德性。这就使他再度退回到霍布斯的基础上。不同于霍布斯提出的建国契约理论，他提出了一种双重契约的结构。在这里，自然人的第一次缔约行为，没有将所有人一次性地带入到政治社会之中，而是 “使某些个体保留了退出这一 ‘政治社会的雏形 ’，继续享有其自然自由的权利 ”（433页）。但正因此，普凡道夫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人为国家的命运，人为国家始终面临解体风险，这些保留权利的个体正如在霍布斯那里享有主权权利的自然人一样，他们都是自然状态下的孤独幽灵。这些孤独的幽灵没有因为国家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它们始终生存在国家的缝隙里面，时刻危及到国家的存亡。
在《自然社会》中，潜藏在格劳秀斯和普凡道夫笔下的孤独者形象并未得到明确揭示，因此才给人以另一条线索的假象。《自然社会》太过冷静而节制的逻辑叙事，掩盖了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要想揭示现代思想中的这个孤独者，纯粹的逻辑分析显得乏力。仅仅从有关格劳秀斯和普凡道夫的表面论述出发，无法充分地显示导论中的鲁滨孙形象。《自然社会》不想也无意引领我们深入到自然人的人性世界，但它并非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奉社会性为神明的自然人，在内心世界却并不存在他人，一个缺乏了他者的世界，是孤独者的世界，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存在。尽管普凡道夫对霍布斯笔下的孤独者感到不满，但他无法摆脱这个幽灵一般的孤独者。格劳秀斯和普凡道夫有关社会性的论证因此不过是一种神话，这是孤独者的美丽斗篷，在社会性的华丽外表里头是孤独者的恐惧与空虚的灵魂。
尽管《自然社会》选择的写作方式掩盖或遮蔽了孤独者的线索，但透过枯燥且有些乏味的思想史叙事，仍然可以把握论者敏锐的思想抱负，这个一直以来潜藏着的孤独者，这个一直以来被窒息在论者的平静的思想史叙事底下的孤独者，并未停止他的挣扎。在洛克这里，孤独者的命运终于变得明确，有关洛克的分析和叙述在全书中仅次于霍布斯。在洛克的论题和霍布斯的论题之间有着更为明确的承继关系。《自然社会》注意到，在洛克那里，霍布斯以来的自然法获得了 “凯旋 ”。洛克是霍布斯开启的孤独者的精神之旅的终结，孤独者的命运在洛克这里展示得最为清晰和鲜明，也最为彻底。
如果说，在霍布斯那里，自然法还仅仅是建立在个体感觉之上，还与个体的自然权利纠缠不清，那么，洛克笔下自然法的凯旋就意味着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的凯旋，意味着孤独者的凯旋。自然法凯旋的结果，必然是放大孤独者的感觉。这个孤独者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他怀疑一切，其行为也异常坚定，这正是在洛克那里存在着的对最高执行权的疑惧，将政府作为敌人，并最终造成政府解体和革命的最深刻的内在原因。
《自然社会》在讲述了对政府的疑惧之后，接下来讲述有关财产、信托与人民权力的主题。将财产与人民权力放在一起，意味着财产成为权力，而有关信托概念的分析表明，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财产关系。由此，我们就看到，在洛克笔下，人民概念就具有财产属性。这就意味着，洛克建构起来的政治国家，是有着财产规定性的个体联合组成的国家。他笔下的自然人，更准确地说就是奉行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的上帝旨意的自然人，这群自然人将对上帝的信仰转化为一种生产冲动，恰如导论中孤岛生活的鲁滨孙将 “神意的呼声 ”转化为对自身理性的勤劳的激励一样。
当政治共同体成为财产关系的共同体，当人成为生产的人，那么，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但这种缓和不过是出于生产的必然性，在根本上是不会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个体性 ”的，《自然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性观察无比敏锐，它发现，在洛克笔下“没有引导人的生活的集体性力量 ”。这个结论既反映在有关自然法执行权的论述中，也出现在有关革命的论述中。
革命释放出来的暴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完成道德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彻底重构，是否可以使孤独者步入伦理生活的世界，这是洛克《政府论》的阅读者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革命意味着政府的解体，意味着人民再度回到了一个由财产关系组成的社会状态，但是，革命无法改变孤独者的命运。在有关洛克分析的末尾，孤独者的形象再度出场。
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最终无法走出自然状态，洛克指出的革命危险其实早已蕴含在霍布斯的人为国家之中。革命的危险之所以无法消除，不是因为无法设计出完善的建国契约，而是因为孤独的自然人的激情生活，这个孤独者始终无法超出自身，寻找到一个和其他个体共同构成的扩大的自我，这个孤独者无法理解共同生活的必要性，也因此无法摆脱自己的恐惧。作为恐惧之来源的社会，是孤独者构想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根本上来说不是真正的社会，而是一个 “被抛者 ”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形象贯穿在《自然社会》的始终，一直隐匿在论者冷静的分析背后。
孤独者的命运迄今仍然缠绕着我们现代人，我们这群生活在经济技术时代的现代人，其实也有同鲁滨孙相似的生命体验，我们今天构想的社会，是否也是真正的社会，而不是孤独者的美丽斗篷，这些是我们在阅读之后禁不住思索的话题。无论如何，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入到自然人的爱欲生活中探查一番。如今的政治学与法理学研究普遍忽略对孤独者的爱欲分析，过分沉溺于规范分析。规范分析取代了爱欲分析，会导致我们无法看清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绝望的命运。这一点也是《自然社会》的作者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自然社会》的末尾处说，每一个鲁滨孙都想要回家，可一旦自然法不再充当 “我们的星与罗盘 ”，谁能在荒凉的大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这句带有强烈感情的话似乎表明，我们还有一种借助自然法脱离孤独者困境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社会》似乎是在缅怀曾经的自然法传统，追忆自然法这一 “我们的星与罗盘 ”。然而，它的那些冷静的分析却又似乎提示我们，自然法不过是孤独者的精神史的一个部分，是这个孤独者徒劳地摆脱孤独的一种挣扎。自然法无法成为孤独者摆脱孤独的凭靠，即便自然法还能充当 “我们的星与罗盘 ”，孤独者还是将要迷失在危险而孤独的洋面 ……
（《自然社会》，李猛著，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