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文化生命论”诠释
时间：2021-05-05 07:54: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以单个人类比，认为国家民族的生活加上时间的绵延、历史的演进就是所谓“文化”，文化就是国家民族的“生命”，并在此认识上形成了“文化生命论”，在这种总体文化观的指导下，他以历史、民族和文化为总体主线，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体认，进行了西文化的对比，并对中国文化的演进进行了时期划分，最后回归到对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上来。此种分析思路有力地解释了中国文化的真相，并在分析过程中体现出作者的历史文化主义倾向和民族文化主义情节。
关键词：《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文化生命；中国文化
“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 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的演进至今仍保持着相当的活力和潜力，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文化学上解释。但是，究竟何为文化，何为中国文化，我们应以何种思路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绵延，中国文化演进至积贫积弱的近代证明它已经衰老了吗？这些疑问在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都得到了“文化生命论”的诠释。
一、钱穆的文化观——诠释中国“文化生命”的逻辑起点
（一）关于文化涵义的理解
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 梁漱溟指出：“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及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在。”诸如上述两种文化观代表了近代学者的主流文化观，即他们持一种大文化观。
钱穆则在其《文化学大义》中对文化的涵义做了这样的阐述：“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惟此所谓人生，并不指个人人生生活而言。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生，却不可以说是文化。文化是指集体的、大众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众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 综合说来，钱穆的文化观较之以上两种观点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以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历史文化生命论”。他在《国史大纲》中言到：“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可称为：“历史文化生命。” 第二，以“文化”和“文明”的涵义辨析凸显文化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收，文化则必须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类债而产生。” 他举例道，欧美的一切工业机械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体现的是工业文明的传播，却不能说欧美文化传播到各地，产生机械的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
（二）钱穆对世界文化的三类型划分
在对世界文化的类型学划分上，钱穆的分类受到了梁漱溟“文化三路向”的影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 。梁漱溟认为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 ，三个路径样法依次对应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印度的根本精神。与梁漱溟从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来理解文化的起源决然不同，钱穆是个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发源于高寒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河流灌溉平原的农耕文化；滨海地带的商业文化。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其原因在于农业文化是自给自足的，而游牧与商业则同样的需要向外依存。两类型文化的具体内容如（表-1）。
钱穆对这三类型的文化评价道：“文化必有刺激……文化非刺激而不能持续发展。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种等比级数的加速为进行，如是则易达一极限，即为此种文化发展之顶点。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然、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不安。” 相比游牧和商业文化的“富、强、动、进”，农业文化则为“安、足、静、定”。我们对此可以予以理解为中国古代形成的“安、足、静、定”和“内倾型”等文化特征使得中国得以自给自足、抵御强暴，保持了文化的延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二、中国文化“三期说”——中国“文化生命”的时空绵延
文化的演进、绵延首先始于国家的凝成与民族的融合，对此，钱穆认为，第一，中国文化乃是由中国民族独创，换言之，亦可以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第二，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以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 钱穆将中华民族比喻为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他将这种汇聚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如（表-2）。
钱穆认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 “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合。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 对于这种生命式的演进，钱穆认为必须将其放在历史中来研究，尽管历史本不能分期，好像河流不能切断，也像人的生命不能分割，但进行分期可以知道时期的文化完成了什么，基于这种思路他将中国文化有史以来到他所处的时代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代；汉唐时代；宋、元、明、清时代；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
第一，先秦时期。中国人把人生大体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钱穆认为中国早在先秦时代经过“五大阶段” 已完成了“民族融合”和“国家凝成”的两大功业，期间的代表人物则为周公与孔子。此下中国政治与社会之大理想即“礼、乐”由周公始创，学术思想之大体系即“仁、道”由孔子建立。 中国民族的“学术路径”与“思想态度”也因此在先秦时代奠定，中国文化生命在此时期已茁长完成。
第二，汉唐时期。“那时中国人把政治、社会一切规模与制度亦规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了。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这一个共通境界安顿妥帖，始说得上各人的发展。” 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功业就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汉代通过对“皇帝与王室”、“丞相与政府”、“兵队”、“地方政府”等多个层面关系的梳理使得文治政府得以创建。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民族与新宗教得以融合，唐代则使文学艺术个性得到极大伸展，成为了解中国文化之终极趋势，欣赏中国人对人生之终极要求的必然瞭望点。
第三，宋、元、明、清时期。这一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说，虽然与汉、唐比趋向衰弱，但是，该时期也有其显著的特征，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再深入。自宋后的一千年，宗教势力永不再抬头，究其原因是佛教思想已经完全中国化，佛教思想永远不再成为指导人生的指南针，其已经和新儒家思想息息相通了。民族之再融合则体现在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理想在一千年里从未衰歇。在社会文化之再普及再深入方面，宋明新儒学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儒学以书院自由讲学为根据，一面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一面主张清议，干预政治。所以，“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合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字、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的光明畅茂。”
概而言之，钱穆认为他所划分的第一个时期像是西方的“宗教与哲学时期”，即对人生理想之信仰。第二时期可称为“政治与经济时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主张财富平衡的自由社会。第三时期可称为“文学与艺术时期”，文艺偏于现实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另外他还将自己面临着的及最近将来的时期称为第四时期，他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 。
三、中西文化接触——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发展
中西文化接触与文化更新实则是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第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斩丧或戕伐了。
第一个问题，换言之就是急激的西方化、更具体的说来就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这是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决定的。这牵扯到中国文化所持的一个重要态度，即对科学的态度和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钱穆认为，在西历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远在西方之上，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中国并非没有科学，但同时其地位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对待科学与宗教的思想观念；文化发生环境的影响；观念中不重分析。同时他也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内里亦自有其一套特殊的科学性，只是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学同等发展，随着国内对科学观念的正确认识，中国一定会有极高的发展速度。
关于第二个问题，钱穆认为，“鄙弃中国传统文化于不顾，则惟有常此沉沦，陷于历劫不拔之苦窟而已”，“文化更新，亦需白本自根，从内身活力发荣滋长，决非铲根削迹，并数千年传统政治理论及其精神全部毁弃，赤地新建，另造炉灶，一惟西士之是崇”。鲜明地反映出他是一位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和民族文化论者，他所持的观念有力地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亦即生命的特质。在文化存在中，尤与其他存在不同，它里面含有一个生命的性质，这是文化的特性。钱穆逻辑地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为中国文化在衰弱的背景下继续提供了“生命”的支撑。
钱穆在中西文化接触与更新上所持的态度显示出他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文化责任感，“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同时彰显了文化多元论。这些中国文化生命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空间。
四、结语
钱穆的中国文化研究处处透发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处处体现着对中国文化的理想体认，文化悲情和文化自信，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占据“领导”地位的世界文化背景下，他鲜明地以“文化生命论”对中国文化演进进行了诠释，而且将这种诠释放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他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的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该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民族”、“文化”、“历史”是同一个实质。 为此，应该明白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
首先，中国“文化生命论”体现在他的总体文化观上，他认为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文化并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空间的，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的整个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 “钱先生的中国文化观，择要而说，首先就是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大生命，也就是说大生命是中国文化的体性。”
其次，中国“文化生命论”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绵延上。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来讲，中国是一个自始至终做长跑的，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的演进中心不一，而且呈现出从中心往四周的发形态。这种情形会连带发生一种现象，就是文化中断的现象。而中国文化很早便在一个大地上平铺放着了，所以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从文化的内容上来看，中国文化分三个时期的演进，从政府体制、经济发展到文学艺术的各领风骚，文化内容不断地推广充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再次，中国“文化生命论”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性上。“文化犹如一生命，他将向前伸舒，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价值，其事恰如单提一部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能势，看他如何搭配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 中国文化不能仅看其一时的颓废而舍弃之，西方科学对于中国积弱的文化补救固然重要，但不能折损我们原有的活力，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求前进求实现。
中国文化有着“伟大”、“悠久”、“可大可久”的特性，所以，中国文化是一可大可久的“大生命”、“长生命”、“可以永远存在”。“历史的生命本体一民族精神（文化）并不是一虚悬之物，而是在全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同样，各种历史现象，都是民族文化生命本体的显现。” 钱穆以“文化生命论”对中国文化演进的诠释，解释了中国文化演进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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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崛起，男，1989年7月生，湖北孝感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2级中外政治制度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公共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