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学林缘识广 鸿濛微象问精深——邓绍基研究员访谈录
时间：2020-03-28 07:53: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邓绍基先生,1933年2月生,江苏常熟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部主任,曾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杜甫研究会副会长､《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所学术顾问､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邓绍基先生五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史､学术史的多个领域,既擅长宏观的理论阐发､总结,也精于微观的文史考据､实证,尤以对文学史学科的总体性探索和对元代文学的专门研究而享誉学界｡本刊特委托武汉大学教授程芸博士就相关问题采访邓绍基先生,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程芸邓先生,您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与民国学人乃至“五四”前贤多有交往,也在新时期以来的中青年学者中很有“人缘”,还经常接触21世纪的研究生､大学生｡而且,您一直在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任职,是许多具有“学术史”意义的现象､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组织者｡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想就您的治学经历和体会做一次访谈｡
邓绍基感谢《文艺研究》编辑部的盛情｡我近年在外出讲学和一些文章中,也有意识对以往作些回顾｡我们可以放开来谈｡
一､学术因缘,斯世同怀
——五十余年问学的回忆与感怀
程芸近十多年来,学术史研究蔚为大观｡据我个人观察,多是“专题史”或“问题史”的路径｡是否可以采用别的进入方式?我以为所谓学术史,回避不了学者个人､群体､代际之间的“因缘凑合”,也绕不开对学术“生产体制”的描述与评价｡是否可以说,这和做思想史研究一样,“内在理路”与“外缘依据”,都不可偏废?
邓绍基我同意你的看法｡学术史的核心固然是学术问题的研究史､学术发现的推进史,是需要探究“内在逻辑”､讲究“学理性”的,但学术现象之发生,又受到很多偶然性､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如学者之间的传承､影响､互动,就是活生生的学术史｡我总觉得,今天回顾学术史,除了获得真知灼见,也应学习前辈的种种美德｡如我的业师赵景深先生的《元人杂剧辑佚》和《元人杂剧钩沉》,除了反映出他个人的努力外,还可见出前辈学人之间的高情雅意｡《辑佚》出版后,顾随先生､郑振铎先生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都提供过新材料或新看法,景深师在《关于<元人杂剧辑佚>》一文就记录了这种学人之间的文德｡我们从《辑佚》序文中,可发现景深师辑佚工作的艰辛,但众家补充商讨,又功不可没,因此《钩沉》出版时,景深师又在后记中说:“一事之成,端赖众力”｡至于你谈到的“学术生产体制”,我想,这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可能涉及传统的师承家学和当今的博士生导师制等等,既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也涉及个别现象,需具体分析｡
程芸据我所知,您走上学术道路,与赵景深､刘大杰两位先生有关,他们对您学术方向的选择､学术理念的确立,都有很深刻影响｡
邓绍基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时,第一次见到的老师是郭绍虞和赵景深两位先生｡我在复旦听的最后一堂课是景深师的明清文学史,其情其景,犹在眼前｡景深师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追随文学研究会的主将郑振铎先生,后转向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研究,成就蜚声中外｡大学期间,景深师知道我高中时曾写过戏曲评论文字,就介绍我加入由他任会长的上海市戏曲评介人联谊会｡我当时得以在《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民报》等报刊上发表戏曲评论文字,同这个“机缘”很有关系｡后来我的毕业论文是《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创作》,即由景深师指导,他付出了很多辛劳｡对于培养后学,景深师确乎不遗余力｡他曾写过一篇《我学习中国古代戏曲的经过》,文中说:“我常对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研究生说,我们要有五心,即:爱心､专心､细心､恒心和虚心｡爱心,就是上面所说的热爱古代戏曲的火炽的心;专心,就是上面所说的坚毅不拔的志愿;细心,就是心细如发,不经过一番仔细的考核,不轻易下结论;恒心,就是锲而不舍;虚心,就是向同好者请教,取长补短｡”我也把这看作是对我的勉励｡刘大杰先生对我也多有发蒙启蔽｡1954年,京沪等地举行纪念洪昇和吴敬梓的活动,刘先生应校刊之约,撰写了纪念吴敬梓的文章,又推荐我写一篇纪念洪昇的文章,经他亲自修改后交与校刊发表｡他在文学史编纂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心得,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很有特点,我曾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精读过｡正是缘于两位先辈最初的教导和鼓励,我决定在文学史､戏曲史领域作一些努力｡
程芸您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后,接触到了更多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如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孙楷第､钱钟书､余冠英等等｡能谈谈他们的影响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几个字,对于初涉学途的青年人而言,是很有吸引力,也颇感到敬畏的｡我当年求学时,就不敢凝视文学所会议室挂着的诸位老先生头像｡
邓绍基我1955年就进了文学所,当时,所里规定研究实习员的培养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何其芳同志｡他对我的教导､培养,是我终身难忘的｡此外,我也深切感受到你问到的那些先生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他们对后辈的拳拳之爱｡大概是到所的第四天,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何其芳同志找我谈话,问我的要求和想法,我按照当时习惯,说:“服从组织分配｡”他说:“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个人的志趣和基础也应考虑,在你报到以前,我曾写信给刘大杰先生,他回信说你可以进古代文学组,也可进民间文学组｡古代文学组现在有两个分组,第一组主要研究诗文,第二组研究小说､戏曲,原来打算把你分到第一组去,现在我看了你的论文,发现你摸过元杂剧的一些材料,有点基础,就到第二分组去吧｡”现在想来,这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前因后果”啊!那时,第二分组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何其芳领导的《红楼梦》研究小组｡现在有人称我为“红学家”,愧不敢当,如果说我对《红楼梦》还有一些心得,当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有关｡为了探讨《红楼梦》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我受命研究“三言”､“二拍”,心得集中反映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于1958年7月14日的《光明日报》,有些新意,曾受到一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的注意,可惜被删去了一个部分,这是我二十五岁时写得比较得意的文章｡当时,我还有“现状研究”的任务,即对古代文学研究现状做调查研究,必要时写评论文章｡这使我比较关注学术动态､关注高校学者,有中青年学者说我虽然不在教学第一线,但很了解高校师生的想法,可能与这种习惯有关｡《红楼梦》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开始校读元杂剧,后又被分配去当孙楷第先生的助手,协助他做《录鬼簿》的校注｡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这些工作很快就停顿了｡“文革”之后,我才有机会作一些元杂剧的系统研究｡
程芸文学所先辈之间的高情厚谊,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学术史现象｡我听说,领导者和专家､老一辈学人和新一代研究者之间,都留下了很多佳话｡
邓绍基是的｡最早提议建立文学所的人是胡乔木同志｡5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和燕大(其实还有其他院校)的文科合并到了北大｡以中文系､外语系来说,专家云集,于是乔木同志建议把一批知名专家集合到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时机的出现似乎是偶然的,但这个建议却又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着眼于新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大局,对你说的“学术生产”有重要影响｡文学所的成立,其实也是构筑起一座学术重镇,人才济济,十步芳草,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少佳话｡如郑振铎所长亲自点将,请钱钟书先生编选宋诗｡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到,若没有郑振铎的指示,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但郑振铎的“点将”又有必然性｡钱先生在1981年接待潘耀明先生访问时,说起当年陈石遗先生对他“过奖”,陈石遗先生是郑先生的乡前辈,于是郑先生“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说来十分谦虚｡但郑先生却曾说过宋诗选注工作非钱钟书莫属的话｡他还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五四”以来的学问家中,广泛而深切认识并探究宋诗的人寥寥可数,人才难得｡郑先生这些话是我间接听到的,但我却亲闻钱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他说:就对宋诗版本的熟悉程度而言,他不如郑振铎先生｡我读到的几篇关于文学所的回忆文章中都说到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还有其他多位著名专家,都是郑振铎所长请来的｡郑振铎爱才,何其芳爱才,确系事实｡而且我还感受到,他们与那些著名专家之间,不仅仅是知人善任和惺惺相惜,还有宽容和理解,有可贵的情谊,或是朋友之情,或是师生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