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中国科学文艺史话》后
时间：2020-03-28 07:56: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第一次接触到郑公盾新近出版的书《中国科学文艺史话》（2014）完全靠运气。我在参加一个由北京大学主办的研讨会时碰巧遇到了他的女儿郑立中（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会上，我做了一个环境科学方面的发言，主要是谈新的回收技术以及生物炭的发展和利用，其间我提到古代文学的励志作用及现代科学和文化的重要性，特别谈及易经和八卦在西方的二进制数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带给莱布尼兹（十七八世纪早期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灵感。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实上，二进制数学是现代计算机的基本构成，而现代计算机是几乎所有现代科学所依赖的技术。然而，说它很可能是由中国古代的一篇玄学和占卜学方面的文字所带来的灵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计算时间时，我们仍然采用60秒为1分，60分为1小时以及一个完整的圆圈为360度。这源自古代巴比伦占卜时使用的测恒星运动的方法。他们的星图是非常准确的，但他们的目标缺少“物理性”，更多的是“形而上学”，更多的是艺术而非科学。即便如此，巴比伦人几乎已经能够预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即关于空间和时间关系的理论。
幸运的是，我与郑立中在接下来的几次沟通中都谈到了科学和艺术的协同效应。有一次她提到了她父亲的书，说即使他的书不是专门谈论这个话题的，它也在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史的背景下提出了这个话题。他父亲曾做过化学老师，还是中国文学（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现代文学）专家，也是人类学研究专家，还是一个艺术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的教授，这些立刻提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之前从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入手对汉学有所研究，所以我对郑公盾书里所包含的内容感到好奇。郑立中送给我一本《中国科学文艺史话》 ，并问我是否可以从一个外籍中国学者的角度写篇评论。我感到很荣幸，于是开始通读郑公盾的这本文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再次接受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训练。毕竟，这就是我当初选择汉学研究职业的动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到现在一直在中国做着一个所谓的“外国专家”。
一
诚然，郑公盾的《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中的文章选材内容十分丰富，时空跨越度很大，从春秋到战国，从帝国早期到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一直到20世纪，包括了郭沫若、鲁迅甚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人的作品。换句话说，它囊括了一些最著名的、流行的和令人叹服的文学作品，也收集了一些晦涩难懂却经久不衰的作品。它是对中国早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文化的一个概略，有些内容很熟悉，有些不太熟悉，有些内容需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最睿智最严苛的专家才能读懂。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文章很难懂，原因在于中国古文很难准确地翻译成现代汉语，容易出现偏差，或断章取义。例如，我们难以捕捉到一些词汇或隐喻的细微差别，特别是隐喻，或原本有讽刺意味的词汇，当然，在翻译成外语时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例如，随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关于血缘关系的词汇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此外，由于唐朝时期与中亚及其他地方的广泛联系，还引进了一些外国术语。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我常常得花几个小时，研究所谓的“简单”问题，如中国古代的地名，尽管其名称有可能是突厥语或其他语言。即使是现在，如果没有百度或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的帮助，外国地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然而，尽管如此，郑公盾《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中的文章在关于中国的起源方面不仅在现代而且在其早期和中期都极具参考价值，他所选的玄学和神话方面的例子，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历史文章、著名小说和作家以及中国的变迁方面的文章中都表明，“中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仅仅是一个情节片段”，而这个故事也相当复杂，因为它经历了不同的作家和时代。
当然，任何人都可能有自己最喜欢和最值得展示的章节，但郑公盾的成就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具有连续性和变化性。而且，关于他的文集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它透露了一个信息，“这是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他对郭沫若、鲁迅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给予了关注，这含有另外的信息，即“这是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现在、过去及未来”。
尽管有些诱人，我还是不会在这里费力地讲述他文集里的所有作品，因为我缺少郑公盾的洞察力。我们看看女娲补天的古老传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觉得假如它写在古代中东可能会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还有《山海经》，公元前四世纪的《山海经》以其奇异的动物和人物形象，草药和地质构造，以及具有异国情调的神话般的世界，成为我这样一些学习中国历史地理的学生的必读书籍。同样，大约公元前139年的《淮南子》，集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精华于一体，是汉朝早期帝王的详细指南，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14世纪的《水浒传》，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里面满是宋代好汉的故事。还有另一部最伟大的作品，18世纪的《红楼梦》，讲述了明代四大家族的生活。在《中国科学文艺史话》里所有这些及其他文章都是值得一读的，而且可作为各种历史背景的主要参考资料，它不会替代历史，只会使历史更精彩。
二
相比之下，19世纪伦敦的维多利亚，让人们想起了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和故事，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因为他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和社会政治现实是如此真实。其实，他也是自己作品里面的一个主要角色，很可怜，他父亲和家人在债主的监狱里，他自己是一个工人，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他的写作才华。卡尔·马克思曾说过，狄更斯“向世界揭示了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现实，比所有职业政治家、法学家和伦理学者加起来所做的还要多”。如果马克思也读过《红楼梦》，他可能也会说类似的话，不过他会对那时的中国富豪精英们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话说回来，我应该对这些评论添加一些个人背景介绍，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本文中引用的一些文献把我推进了汉研究的领域，先是作为一名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学者，但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实干家”，其渊源主要来自一种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姿态探索科学和艺术的灵感。毫无疑问，部分灵感来自我早期（19岁前）在美国（部分在百老汇）从事表演和舞蹈时在戏剧艺术方面的接受的训练，但也归功于我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后来的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研究，在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同时我也没有忽视自然科学。例如，上世纪70年代时，作为一名专业的地理学者，我就帮人计算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冰和冻土产生裂缝的原因与方式，目的是预测和防止潜在的石油管道裂缝和渔业灾难以及对该地区土著人的威胁。
尽管如此，我的大部分工作仍然集中在社会和城市地理方面，这项工作的结果是1978年我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文地理学的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经典”，2014年重印），旨在社会科学方面唤起和培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关心的是建筑环境，以及在过去和当今社会，我们如何理解、设计、建造、重建和改造生活环境，为谁做这些。另一本书于1979年出版，书名为《山水景观传记》。在这本书里我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如纽约和上海的历史，讨论那些建造城市关键部分的人以及他们的动机，同时也了解其他人有时是如何做着不可能的梦来改变自己的世界，无论是跨海铁路还是纽约伊利运河的设计和建造。伊利运河的建造，部分灵感来自中国明代的大运河，它改变了纽约、芝加哥和美国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但令我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哲学和方法论方面的论文，因为我已经开始与美国和中国的各类著名的规划师、建筑师和开发商密切合作，设计建造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的一个最终将成为北京的中国国贸大厦和中国大酒店，当时我是美国首席设计师罗伯特·索贝尔的顾问。还有其他的建筑，主要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时产生的，包括高层办公楼和公寓楼，同时，瑞士的辛德勒公司将其电梯制造引入了中国。
不过，对我来说，最令人满意也是最复杂的项目开始于1979—1980年在江苏省、苏州市和加拿大温哥华市的项目，我当时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简单地说，在北美第一个全尺寸（2英亩/ 12亩）古典中国园林（相当于苏州的王氏园）的设计和建造中，我在策划、谈判、管理等环节做了很多工作。这个项目很复杂，部分原因是苏州园林管理局工作刚刚恢复，许多他们自己管辖的花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另外，最初也缺乏经过适当训练的工匠、架构师和管理员，很难找到合适的建筑材料，特别是整个项目将在苏州预制，然后运到温哥华，再重新组装加工。 52个工匠、首席建筑师和管理员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建好这个花园。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到“真实”，因为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恢复苏州的园林传统，并帮助启动其国内和国际市场。毕竟，中国当时正在启动其经济复苏进程，80年代初，我在多个方面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目的：以一个全新的、标志性的中国明代风格艺术作品振兴温哥华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区，它是一个古典园林，更是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建造的一个具有田园牧歌风情的公共公园，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建筑和艺术展览馆，所有这一切都位于温哥华市中心。更妙的是，宋庆龄慷慨地为公园题词“中山公园”并留了她的签名。在马海德的安排下，我在她去世一个月后收到了她的题词，题词现在妥善地保存在她命名的这个公园里。
三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深层次地介入中国的人文主义及其城市景观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与三个朋友的友谊与合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他当时是地理系主任，是北京历史地理学领域的杰出专家。其次是陈占祥，南京杰出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其作品包括二战后的民国建筑，上世纪50年代他同梁思成、林徽因一起重新对北京城进行了规划设计。最后是吴良镛教授，建筑学校校长，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的继承人，是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设计及其历史研究方面杰出的专家，也是中国建筑保护主义者运动的启蒙人。当然，在南京、北京和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还有在西方的中国学者，比如约瑟夫·列文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杰明·施瓦兹（哈佛），以及其他中国学者，还有一个学者，在我做研究生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时候，他对我的影响尤其独特。
1964年，阿诺德·汤因比在丹佛大学做客座教授，他要做一些讲座，当时我被指派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协助他准备讲座稿，同时协助他写一本关于全世界各地城市的书。当然，汤因比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都是一位明星，因此对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来说，能做他的助理是莫大的荣幸。更幸运的是，当时我几乎每天在他的公寓里和他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吃午饭，讨论学术问题。讨论范围涉及许多学科，但当他了解到我在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时，他常常在对话中谈论中国。他曾在1931年访问过中国，对中国和它的历史非常着迷。他问我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是什么，我真诚地回答说，我对当代的中国不够了解，因此不知道对未来有什么看法，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花在了明清或更早的时期。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部分是因为他对古希腊的兴趣很强，但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也参与过对希腊冲突方面的研究。因此，他提了个建议，“对一个国家的研究一定要从其最早的历史着手，再研究其当代，然后介入其未来！”
然后他告诉我，他认为中国注定要重新成为东方文明和文化的中心。事实上，他对中国的未来非常看好，尤其是如果北京能够真正与苏联保持距离的话，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随着中国与苏联的争论加剧，这已经很明显了，正如我在1968年夏天在苏联亲眼看到的那样。当然，从他的12卷“史学研究”（1934— 1961）看，他几乎总是想“从长远来看”。当然，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与理察德·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握手，带来了汤因比称之为能够带来改变的必要的“挑战与回应”。也许，汤因比对中国的乐观主义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我的忠告也同样如此，因为不久，我就按照他的教导来中国亲自见证这一切，这是《上海协议》签订一年后的事。我真的很荣幸能在这个具有影响力人士的名单里加入郑公盾的名字，还有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郑立中，她鼓励了我对中国科学未来的信念以及对中国艺术的鉴赏。
郑立中也鼓励我用自己的观点，所以我选择在这里说我眼中的中国，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我相信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忽视或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都将走向迷途，同时，那些不想改变、创新的人也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郑公盾的这本书是如此的重要。它告诉了我们过去的浪漫、欢乐和悲剧，教会了我们认识“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以及“我们将来会成为谁”。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总是遵循汤因比的忠告。例如1986年，我帮助组织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承办的第一届北京国际证券市场研讨会，制订了一系列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培训计划以及其他合作项目，启动了中国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部分工作。同样，1993年，通过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与纽约雪城大学的交流项目，我成功地参与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部分工作。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已经参与完成了许多其他的项目和工作。例如帮助CCTC策划了第一届全国预防艾滋病90分钟电视专题片《飘动的红丝带》的制作，节目于2001年12月1日播出，还与CCTV合作开展了其他活动。我还参与了中国与以色列、欧洲、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许多工业、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特别是与中国当代艺术家一道参与了洛杉矶/好莱坞在电影和音乐产业方面的合作项目。
[赛明思（Dr.Marwyn. Samuels），美籍犹太人，美国雪城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汉学家。早在1973年时任加拿大UBC大学教授期间即随加拿大外交部教育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后被聘为北大首位西方汉学家教授，与北大校长周培源、侯仁之、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及梁思成的合作者陈占祥等大家，共同为中国改革开放文化科技学术回归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