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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转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

    时间:2020-03-30 07:54: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民族危机与阶级矛盾愈加严重和尖锐。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界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在这场变动中,马克思主义在同时期诸多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可并系统传入中国。探究这一系列事实后面的原因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

    一、新文化运动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经济上竭力维护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国内压榨农民,支持大地主、大官僚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导致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破产。在国际上大肆出卖国家主权,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以及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西原借款”是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对国家主权、国家利益肆意出卖的一个顶峰,“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1]。在政治上倒退的同时,北洋政府在文化上兴起尊孔复古的逆潮。1913年6月,北洋政府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发行尊孔读物。清朝遗老遗少与保守分子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圣教会等尊孔复古团体,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纲常伦理,更有甚者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面对国家的每况愈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新的反思与探索。总的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革新。通过对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总结,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要使中国复兴,思想上必须解放,新文化运动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是其历史的最大功绩。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转向

    (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

    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从拒绝到接受再到崇拜,对西方的学习也从技术层次到制度层次最后到文化层次。但是一战的爆发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另一面,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的置疑并不是一战后才出现的,陈独秀就曾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今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2]。

    (二)十月革命的爆发

    俄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彼得堡的工人群众推翻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现今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很多,应当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寻找新道路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恰恰满足了这种需要。

    (三)近代中国历史任务

    近代以來一条清晰的历史路线是实现两大历史任务以及破解发展难题,这也成为了衡量中国近代一切阶级、政党、思潮的最直接的、唯一的标准。主要的历史任务如下:

    1、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合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自辛亥革命起,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系列改造都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资产阶级能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蓝本在中国究竟能否行得通,中国又是否需要新的领导阶级、指导思想、革命方法赢得革命的胜利。

    2、如何迅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地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不断探索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可以说这些探索都是失败的,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畸形的、失败的。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中国如何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

    3、如何发展民主?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以西方政治制度为蓝本,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实现了。但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落地生根,民国只是个虚名,封建专制制度依赖的土壤和环境依旧存在。先进的中国人同样思考:在浓厚的封建主义政治环境中,如何实现政治上的民主?

    4、如何实现思想文化的更新?辛亥革命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纷繁复杂。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迅速传播,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碎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崇拜和美好的幻想。北洋政府又在这一时期强推文化复古主义,封建思想沉渣泛起。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让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第三种全新的思想理论和社会理想。如何突破封建主义思想的牢笼,吸收继承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能结合新的时代实现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先进的中国人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

    (一)各种社会思潮的传入

    “五四”时期,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这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伪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乃至“反社会主义”包括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等社会思潮。中国思想界激荡澎湃,“社会主义的思潮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

    面对纷杂的、良莠不齐的社会思潮,对其进行分析、比较,选择出可以挽救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方案,就成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任务,经过一系列的甄别,马克思主义最后脱颖而出,成为救国于危难之间的良方。造成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的原因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条件即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

    2、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实践。包括毛泽东、李大钊、蔡元培等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对“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加以实践。1919年3月,李大钊、胡适等人在北京集资,建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需每日工作四小时,所得归公,基本生活、医疗、教育费用由团体供给,本身无私有财产,一年后宣布解散。毛泽东、张昆弟等1918年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是曾讨论如何建设新村,恽代英、林育南1919年在湖北时也曾对如何建设新村做过设想。同“工读互助主义”一样,“新村主义”也已失败告终。

    3、客观环境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最大特点决定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谋求整体的改造,偏于一隅的变革注定是行不通的。在社会没有进行根本改造前,实验新生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4、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费马克思主义进行三次主要的争论:

    第一,与实用主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争论的双方李大钊、蓝公武与胡适围绕要不要“主义”、要什么样的“主义”以及如何实现“主义”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胡适认为,不需要空泛无用的主义来作为旗帜,空谈主义,不如实际行动,胡适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是不谈主义,二是要谈实用主义,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实用主义本身即是目的也是手段。李大钊则认为,谈“主义”是解决问题或正确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要社会主义,具体做法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劳农专政,搞阶级斗争。

    第二,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这场论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中国国情,分析中国实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国情特殊,是一个“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集中的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增加富力、发展实业”[3],主张发展实业,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实质上反对中国走苏俄道路,认为中国不能像苏俄一样实行劳动专政,因为中国缺乏真正的劳动阶级,不具备俄国劳农革命的条件,中国如何进行直接的社会革命,只能产生伪劳农革命,共产主义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指出中国无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所谓的发展实业实质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实业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未免十分可笑;针对中国没有劳工阶级,不能进行劳农革命,实行劳农专政的说法。

    第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无政府主义于二十世纪初期传入中国,融合了中国古代老庄的虚无、出世思想以及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均平思想,很是为当时一些中国人接受。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私有制,反对政府,无政府主义要求通过互助、思想道德的提高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排斥所有的强权,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军队、政治、法律等,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绝对自由,鼓吹通过“经济的总同盟罢工”保障无产阶级的权力。针对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对观点。首先,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保障劳农利益的有力工具,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4]其次,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

    “五四”时期,奥克斯主义传入中国经历了两次实践、三次辩论,从根本上区分开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非科學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三次大的论争,极大的觉醒了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进步青年,使他们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9卷,99页,北京,中华书记,1986.

    [2]《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4]《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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